在日本这片土地上,笔者结识了许多怀揣着复杂情感的中国人家长。他们的孩子,在那懵懂的学龄前,便踏上了这片异国他乡。此时的孩子,宛如一张未经雕琢的纯净白纸,在文化习得与社会化的漫漫长路上,才刚刚起步。
那些在中国长大,成年后才奔赴日本的家长们,内心深处都怀揣着一个炽热的愿望。他们绝不希望孩子在文化的洪流中,被日本文化彻底同化,而是殷切期盼着,即便身处异国,孩子这一代也能牢牢留住中国文化的根脉。然而,现实的浪潮却带着别样的冲击。
孩子要在以日本人为主导的幼儿园里茁壮成长,要在满是日语的社会环境中摸爬滚打。周围环境的影响与家长内心的期望,就像两股力量,相互拉扯,形成了一种微妙又紧张的张力。在孩子身上,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也在不断地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其中一位 36 岁的中国母亲,在 2004 年便来到了日本,从事物流行业。她眼眸中带着一丝迷茫与忧虑,向笔者倾诉道:“我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着,那就是如何让孩子既能完美地融入日本社会,又能深刻理解中国文化,这中间的平衡实在太难把握了。” 她微微叹了口气,接着说:“我时常听到周围中国朋友的孩子,骄傲地说自己是日本人,甚至有些孩子长大后,还会冷漠地对父母说‘你们是中国人,不会理解我的感受’。” 她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恐惧,仿佛看到了未来孩子与自己疏远的模样,“我总觉得孩子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些什么,不然真怕长大后会和我们产生这样的隔阂。”
而另一位 2014 年来日的 35 岁母亲,同样陷入了迷茫的漩涡。她看着年仅 2 岁 10 个月的孩子,满是纠结地说:“孩子还没上学,我真的很迷茫,不知道是该鼓励引导他努力去和日本小朋友交朋友,融入日本社会,还是应该让他和中国孩子待在一起。”
对于那些在中国接受过一段时间教育,在母国文化滋养下成长到一定阶段的中小学生而言,他们心中早已种下了对中国文化认同的种子,也形成了独特的思维习惯。所以,当他们面对日本人、日本文化和日本社会时,如何与之相处、如何融入其中,便成了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道巨大难题。
一、
耿景博,这个在国内小学六年级读了一半,于 2018 年 4 月来到日本,在丰川小学上五年级的男孩,眼神中带着一丝倔强与孤独,对笔者斩钉截铁地说道:“在日本这边,我在学校的朋友是 0。” 他微微抬起头,望向远方,似乎在回忆着什么,“能和我畅快交流的朋友,都在我家所在的那栋公寓大楼里。”
耿景博住在公寓大楼的 505 室。他伸出手指,认真地为笔者数着他的朋友:“王浩宇,小学 2 年级,住在 805 室;黄景文,也是小学 2 年级,在 504 室;还有个女孩,我只知道她姓王,在 905 室,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名字;果果,是个五年级的女孩,住在 207 室,我也只知道她的小名;许云聪,三年级,在 1202 室。” 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果果之前在日本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被欺负,四年级就回国了,不过五年级又回到了咱们这同一所学校。”
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自豪,“我和这些朋友能玩到一起,主要是因为他们中文说得好,思维也跟我很合拍。” 他轻轻摇了摇头,有些无奈地说:“这栋楼里,还有上幼儿园的、中学的,或者小学 1 - 2 年级的中国孩子,可要么年龄差太多,要么中国话说不好,我实在没法和他们玩到一块儿。” 他又坚定地强调了一遍:“我从不和同楼的日本小孩相处,他们也和我不在同一所学校。”
在访谈时,区政府为了帮助耿景博提升日语水平,特意安排他每周二、周五的第 5 - 6 节课,前往另一所名为 “西原小学” 的学校,参加专门为外国人开设的日语补习课程。除此之外,耿景博每周日 10:10 - 12:10 都会在大楼公寓的 705 室学习画画,他常常沉浸在绘画的世界里,一直画到中午 12:30。在那个小小的绘画班里,有 7 个孩子,除了许云聪,他在这栋楼里要好的朋友们也都在那里。
9 月,在那段日子里,耿景博每天放学后,都会来到笔者所在的辅导塾,接受课业辅导。借此机会,笔者得以跟踪记录下他在学校的种种经历。
9 月 4 日,星期二。这一天,学校的课程安排有些特殊。第一、五、六节都是综合课,日本的同学们都在为 9 月 11 日 - 14 日即将举行的名为 “岩井自然体验教室” 的集体出游研修活动,紧锣密鼓地排练节目。可耿景博却无法参与其中,因为他要去西原小学上日语补习课。
说起这次集体出游研修活动,耿景博的脸上满是抵触情绪。他皱着眉头,气鼓鼓地说:
“他们排练就是去玩儿,我才不去呢。到时候我就背着书包、装着书去,之后他们肯定会把我弄回来,因为我没带东西。那天我就不去,就这么定了,不去不去就不去,一想起来我脑瓜就疼。这次活动虽然不用交钱,但关键是我不想跟他们去。那些日本同学,我才不跟他们一块儿去呢。这可是全校一起去,一个班级在一起,我根本找不到能说话的人。我们班那个高千宸,他虽然是中国人,可不会说中国话,跟我关系还凑合。”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着名单上的名字,嘴里嘟囔着:
“傻子、傻子、傻子、傻子。你知道吗,我是真的不想去,关键是我跟那些日本同学根本玩不到一起去。我是真的不敢去,再说那帮日本人兔崽子要是把我拉到屋里暴揍一顿可咋办。全校远足的话还行,我就是不喜欢这 4 天。这 4 天我要休息、我要休息。我要回家睡大觉。不去不去我不去。只要我这 4 天不去,再加上后面的周六、周日,就等于 6 天不去,我就可以好好休息 6 天了。”
就在耿景博表达他强烈情绪的同时,同在辅导塾的学生张贺,也忍不住补充了他自己与日本同学共同参加集体外出研修活动的经历。张贺皱着眉头,仿佛回忆起那些不愉快的场景,仍心有余悸:
“去了会很累,那些日本同学晚上根本不会睡觉。我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 2 点钟就被吵醒了,他们拿枕头扔我,还把枕头扔得到处都是。老师来查房的时候,他们立马装出睡觉的样子。两边都是卧铺,他们就互相扔枕头。就我睡着了,他们都睡不着。而且入浴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是去洗澡,就是互相泼水打闹。”
9 月 10 日,星期一。距离 “岩井自然体验教室” 活动开始只剩下一天,耿景博再次向笔者表明他对参加这次活动的抵制,随着时间的逼近,他的情绪愈发激烈。他涨红了脸,大声说道:“我坚决拒绝参加明天的岩井自然体验教室活动。要是去的话,按组来住,5 个人晚上睡在一个房间,其中 4 个人都是‘傻子’!” 他的语气中充满了轻蔑。
耿景博之所以如此抵制和日本同学集体出游研修,这与他平日里和日本同学并不友好的交往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紧握着拳头,愤怒地向笔者解释道:
“那些人,和我关系恶劣极了,欺负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一群人欺负我一个。他们简直就是垃圾、下流、无耻、卑鄙!他们都相处好几年了,关系很铁。我根本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去,他们就像‘傻子’、‘疯子’一样,我真怕他们揍我。我跟班主任说过,可一点用都没有,班主任也不会去打他们,就算教育他们,他们也是厚脸皮,根本不听。他们平时看都不看我一眼,然后还斜着眼睛,一副瞧不起我的样子,冲我喊:何をしてるかコウケイハク!コウケイハクはバカ!(耿景博你在干啥!耿景博你个笨蛋!)他们还说了好多我听不懂的话,还有人用我的名字唱歌。我都出名了,不过是因为这种事!他们还怼我的肚子,把我的帽子扔来扔去。我什么都没做啊!这些垃圾下流无耻的日本人,绝对的下流无耻。”
当然,在班级里也并非所有同学都欺负耿景博。比如他常常提到的高千宸,在耿景博心中,那可是个 “好人”。“好人没有给我分到一个组啊。就一个男的是好人,很正经的,他就和我一样。” 不过,即便高千宸不欺负耿景博,他们的关系也算不上亲密无间。
耿景博无奈地说:“他没有在学校受欺负,可也不保护我。他只和日本人说话,不跟我说话。我跟他说,他也听不懂,他虽然是中国人,但是不会说中国话。他对我也不算太好,不是那种特别真心的朋友。我们也就是偶尔在一块玩儿,最近也没跟他玩了。”
即便如此,耿景博还是坚持说:“高千宸是我最好的朋友。”
有时候,耿景博会独自坐在角落里,眼神中透着落寞,对笔者轻声说道:“现在特别想回国。要是不来日本,我都该上初一了。”
但这也仅仅是他在学校遭受种种不愉快后,所表达出来的一种单纯愿望罢了。他的父母并不能真切地了解他在学校的处境和内心的感受,也不会因为他的这些话,就将他送回国内。相反,父母总是鼓励耿景博要振作起来,积极参与日本学校的集体活动,满心期盼着他能早日融入日本同学的圈子里。
9 月 11 日,就是 “岩井自然体验教室” 活动的开始日。学校下发的行程安排上,明确写着:「当日、急に参加できなくなった場合は、7:10 までに学校に連絡をすること。」(若当天突然无法参加活动,请于 7:10 之前与学校联系)后面还留下了电话号码,并且这段文字被特别用框子框了起来,可见其重要性。
9 月 10 日,笔者和同在辅导塾的老师,在微信里把耿景博不想参加活动的意思告诉了他的家长。耿景博的母亲,极力想让耿景博参加这个活动,她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得融入日本小朋友的圈子里啊。” 辅导塾里,有一位从小在日本长大的中国人老师,也耐心地对耿景博说:“就算你不去,也需要明天联络一下学校,不然大家都会等你一个人的。”
耿景博听了,面露难色,小声说:“我都不知道打电话请假的时候,这些话用日语该怎么说。” 尽管心中万般不情愿,在多方的劝说下,耿景博最终还是在第二天,踏上了参加学校集体活动的旅程。
二、
在日本的校园里,中国中学生们经历着种种独特的遭遇,他们对日本同学,尤其是男生的印象,深刻而复杂,其中,日本男生的粗野表现更是让他们感触颇深。
初一的李成东,每日穿梭在日本中学的走廊与教室之间,对周遭的一切都格外留意。他发现,日本男生之间的交谈常常涉及一些成人化的涉性话题,那不堪入耳的言语,就像污浊的空气,弥漫在教室的角落。更让他惊讶的是,一句“fuck you”在他们口中如同家常便饭,同学们互相谩骂,你来我往,而一旁的老师却仿佛早已司空见惯,选择了视而不见。“可能他们都习惯了吧。”李成东无奈地想着,眼中满是困惑。
每到中午,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教室里,同学们便开始了午餐时光。大家就近六人,挪动桌椅,拼凑成一个大桌。李成东所在的那桌,有三位女生。然而,无论是在日本男生高谈阔论那些低俗话题时,还是在与女生们一同进餐的时刻,李成东始终保持着沉默。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只是低头吃饭,偶尔抬头看看周围,却从不参与任何讨论,仿佛周围的喧嚣与他无关,他的世界,此刻只剩下餐盘里的食物。
在这所学校里,身材上的差异竟也成为了被欺负的导火索。来自东北的张贺,身形较为肥胖。在他的家乡东北,胖子往往给人一种和蔼可亲、幽默风趣的印象,人们只会觉得他们可爱,绝不会加以嘲笑。但在日本的这所中学里,情况却截然不同。
张贺就读初三,每天都会遭受来自同学的恶意。年级里,几乎每个班都至少有三个人,像着了魔一般,整天对着他大喊:“デブ、死ね”(胖子,去死)、“fuck you man”。那尖锐的声音,如同利箭一般,一次次刺痛他的心。同校低一年级的藤江王晖,每次下课去找张贺拿资料或者借书时,总会看到令人痛心的一幕:日本同学拿着椅子,对着张贺大打出手。“就是拿凳子出来玩,在那里顶。”藤江王晖回忆起那些场景,眉头紧皱,眼中满是愤怒。
和耿景博的遭遇相似,张贺也感到无比委屈。他常常自问,自己什么都没做,为何会遭受这般对待?他断定,那些日本同学就是在故意找事,恶意满满。而且,这些日本同学之间,似乎也形成了一种恶劣的习惯,只要看到胖子,就会不假思索地喊:“デブ、デブ、デブ”。张贺无奈地发现,骂他的人,大多是他认识的同学。最初,是初二年级的几个同学开始喊他“デブ”,等到初三换了班级,那几个人虽然去了别的班,却如同传播病毒一般,跟其他人也说起了这个称呼。就这样,“デブ”这个词,仿佛成了他在学校的另一个名字,每个班都有人这样叫他。
然而,奇怪的是,张贺却认为这些同学的行为并不完全算是“欺负”他。他解释说,那些同学会叫他过去,喊他胖子后,把他压在下面,甚至还有同学趁他被压着的时候,打他的脑袋。还有人会把他叫出去玩,然后直接抱住他的脚,将他摔在地上。即便如此,张贺依然觉得这只是同学们之间的玩笑。甚至有个身材瘦小的同学,在张贺走在路上时,像个调皮的猴子一样,冲过去骑在他背上,张贺也只是无奈地笑笑,觉得这应该只是玩耍。
不过,张贺也注意到,这个身材矮小的日本同学,似乎只敢欺负中国学生。“他就骑中国人,包括三年B组的另一个中国人。”张贺皱着眉头说道,“但他不敢骑同班的藤江王誉,因为藤江王誉很强壮,会直接把他摔出去。”其实,张贺自己也有能力把这个同学摔出去,可他无奈地说:“老师不让我摔,也不让我打人。”所以,他只能默默忍受着这些看似玩笑却又带着伤害的行为,在这异国的校园里,努力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一片宁静。
三、
从上述种种事例里,能清晰瞧见,对于那些近乎暴力的行为,在外人眼中,无疑就是“欺负”,可张贺却凭借着自己对人际关系的细腻感知,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他并不愿将这些行为简单归为“欺负”。然而,同学喊他“デブ”这件事,却成了他在学校里的一块心病,时常让他满心不开心。他心里清楚,这种叫喊绝非善意的玩笑,而是带着明显的刻意与恶意。
张贺还隐隐察觉到,有些日本同学对中国人怀揣着歧视心理。他皱着眉头,语气中带着一丝愤怒说道:“那个对中国人有歧视的日本人,上课时会朝着我扔橡皮屑,我当然也会扔回去。有四个坐在我周围的同学,男女都有,老是这么干。”不过,他也明白,这种被歧视的感觉,或许只是他个人的感受,并不能代表所有日本同学都有如此想法。
在班上,有韩国话都快忘光的韩国人,还有不会说英语的日美混血,可像张贺这般日语欠佳的中国人,在日本同学堆里,还是显得格外扎眼。他转头对笔者倾诉道:“坐在藤江王誉前面的那个日本同学,特别讨厌中国人。”可一旁的藤江王誉,立马瞪大了眼睛,反驳道:“谁说的?”脸上满是不认同的神情。
张贺赶忙解释:“这是那个日本人亲口说的,初二的时候,他跟我说了八百遍他讨厌中国人。”藤江王誉追问道:“然后你就讨厌所有日本人了?”张贺点点头,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对,他每天操着蹩脚的日式英语发音,在我周围装作看不到我,还一边转圈一边说‘I don’t like Chinese’。”紧接着,张贺又补充道:“我就提了一次‘广岛、长崎,bomb’,就有好些同学开始不理我了。坐在藤江王誉前面的那个同学,还说过‘中国人死ね’这句话。”藤江王誉一脸疑惑:“可是我没听见啊。”张贺连忙强调:“那是初二的时候。”试图唤起藤江王誉的记忆,可藤江王誉还是摇了摇头:“我真的没印象,说不定只是针对你。”
在班上,藤江王誉给大家的印象,一直是积极向上、勤奋好学的好学生。反观张贺,他平日里总是趴在桌上呼呼大睡,下午课后的部活动,更是一次都没参加过。学习上遇到难题,他就只能求助于藤江王誉。两人截然不同的形象与气质,使得日本同学与他们的交往方式大相径庭,也让他们对日本同学的看法天差地别。
张贺轻轻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在日本上学,真的觉得没啥意思。我特别怀念在中国上学的日子。初中毕业那会儿,大家偷偷带手机拍的照片,都发了出来,还做成了电子相册。”说到这儿,他的眼神里满是怀念,“我经常会翻出来看看那些照片,还有校歌的视频,真的特别怀念那段时光。”访谈时,他大方地拿出手机,给笔者展示那些旧照片和视频,兴致勃勃地介绍着曾经的铁哥们儿、好伙伴。从他的言语和神情中,能真切感受到,来到日本后,他内心深处那种强烈的失落感,在日本的家庭和学校生活里,他始终没能找到能让自己重新建立价值认同和生活意义的地方。
和张贺在日本的落寞与被动截然不同,藤江王晖与藤江王誉兄弟俩,在面对同样的处境时,显得积极主动得多。虽说他们也会碰上同学的不友好举动,但这些行为并未对他们的自尊造成太大打击,相反,他们有力的回击,让那些不友好的同学再也不敢轻易招惹。
初二的藤江王晖,说起自己的经历,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得意:“有一回,好几个日本同学躲在墙角,想伸出脚绊倒我,我眼疾脚快,直接踩在了他们脚上。结果我一点儿事儿没有,他们疼得直叫唤,从那以后,就再也不敢找我麻烦了。”他顿了顿,又接着说:“我参加的篮球部里,有个同学特别讨厌中国人,打篮球的时候,老喜欢往我身上顶,不过他根本顶不过我。”
初三的藤江王誉,也曾是篮球部的一员,虽说初三第一学期结束后就退了役,但他对刚进中学初二时,在篮球部发生的一件事,仍记忆犹新。他回忆道:“有个同学老是招惹我,每隔五秒,就用手拍我一下。最后我实在忍不住,抓住他的手一扯,把他衣服扣子都扯掉了。我跟他说了对不起,他估计是被我吓到了,转身就跑了。”
藤江王誉还说,日本同学和国内同学一样,对他优异的成绩充满好奇,老是追着问他为什么考得这么好。他的英语、数学和理科成绩十分突出,在国内时,同学就常问他是不是偷偷回家补习了。到了日本,同学也惊讶于他刚来两个月,英语就如此出色,殊不知,他的英语一直都很棒。因为成绩优异,不管是初二时去镰仓的集体课外学习(当天往返),还是初三去静冈县伊豆半岛下田以及京都的修学旅行(均为3天2夜),他都能积极参与,和同学们一起出色地完成活动组织工作。
即便如此,藤江王誉还是觉得在中国的日子更快乐。他满脸怀念地说:“我特别怀念放学和同学们一起去打球的时光。”尽管在日本也加入了篮球部,但他还是碰上了被他视作“被欺负”的事儿。不过,他遇到的“被欺负”和张贺的可不一样。要是说张贺的“被欺负”,大多源于他的迟缓、肥胖,还有那么点儿懦弱;那藤江王誉的“被欺负”,更多是因为他太过优秀、强大。
藤江王誉无奈地说道:“我是篮球部最后加入的,那些老成员,一看见我就欺负我。看我长得高,投篮的时候,球都不往我这儿传。我去防守,他们马上就把球传走,就跟故意不跟我玩似的。我后来都不想上场打了。我一米七一,他们里头最高的比我还高,可真正上场打球的没几个。我初二的时候,上场打球的大多是初一的,都比我矮。我邀请初二的几个同学一起去打球,他们都直摇头,说‘不去、不去’,也就几个心情好的时候才去一下,后来我也没了兴致。”
篮球部的指导老师,恰好是他们的英语老师。有些同学上英语课时,对老师特别配合,可到了部活动,却对老师满是厌恶。篮球部还会和其他学校打比赛。藤江王誉刚去的时候有比赛,后来比赛都安排在了周六、周日,他便不想去了。暑假刚来日本时,他去跟老师报到,还参加了部活动体验。那时候,他天天都去部活动,满心期待能上场比赛,可到了真正比赛的时候,却没让他上,就因为他刚来不久。比赛前要热身,长跑、投篮训练他都参与了半天,结果只能眼巴巴地坐在一旁,看着别的同学在球场上挥洒汗水,这让他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中场休息时,按照规矩,所有人都得站起来表示尊敬,裁判也一样,等中场休息的队员到看台讲完话,才能坐下。可那会儿,藤江王誉根本听不懂,其他同学站,他坐着;其他同学坐,他又站着。周围没人提醒他,大家都是整齐划一地一起站、一起坐。藤江王誉苦笑着说:“在部活动里,没人会照顾我。倒是班上有几个男女同学,特别热心,会互相借东西,还会用英语跟我聊天。”
四、
初一的肖瑞,初到日本时,眼中满是对日语学习的憧憬与期待。可当真正踏入日语学习环境,现实却如同一盆冷水,将他的热情彻底浇灭。课堂之上,老师的话语于他而言,仿若天书,他茫然四顾,连该看向何处都毫无头绪。区政府也未曾为他安排翻译老师,这让他在知识的海洋里,如同迷失方向的孤舟。
在日本上学前,肖瑞听闻日本学校作业极少,亲身经历后,才发现所言非虚。起初,他甚至以为压根没有作业,只因老师从未特意跟他说明。老师下发学习计划记录本时,他拿着本子,一脸茫然,不知如何填写。询问母亲,母亲同样一头雾水。经过一番摸索,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每次讲课内容,便是当天的作业。就这样,在懵懂与困惑中,初一的夏学期(4 - 7月)悄然流逝。
期末来临,交作业的时刻到了,同学们纷纷催促肖瑞交作业,他满脸困惑,不禁问道:“怎么你们都写了作业,明明没布置啊!”体育课上,因听不懂老师所说的“たいいくき”,他不知要带体育服。向老师询问,老师比划了几下,他误以为是要带衣服。第二天,看到同学们身着整齐的体育服,他才明白,那一刻,尴尬如潮水般将他淹没。
初一冬学期(9 - 12月),肖瑞总算知晓如何写作业,可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他不明白“ていしゅつぶつ”(提出物)是什么。询问日本同学,他们却不愿施以援手。无奈之下,他只能观察同学们交什么,依样画葫芦。彼时,初中里仅有他一个中国学生,父母对学校情况一无所知,总是让他自行解决问题。久而久之,肖瑞对日语的兴趣愈发淡薄。
肖瑞向笔者倾诉,自己在日本学校也遭受过欺负。音乐课上弹三弦时,一个日本同学冷不丁用鞋子踩了他一脚。气愤不已的肖瑞,脱口而出一句“なにをやってるの”(你搞什么鬼?),未用敬语,只因他常听日本同学这般表达。那同学故意装作没听清,反问“なに?”(什么?)。肖瑞因日语欠佳,不知如何用日语质问对方为何踩自己,只能采取报复性行动,回踩对方一脚。可那同学不依不饶,继续踩他,如此反复,让肖瑞无计可施。
课堂上,肖瑞写作业时,那个日本同学还会偷偷藏起他的书。肖瑞认定,对方是在刻意针对自己。初二班级调整后,那同学与他不再同班。随着日语能力的迅速提升,肖瑞不再遭受那般明显的欺负,可他仍能感觉到,有些日本人的眼神中满是鄙视。肖瑞感慨,来日本虽仅两年,自己却依旧“无法流畅地用日语沟通,还常做傻事,陷入尴尬境地”。
一次,班里有同学的鞋子不见踪影,原来是肖瑞看错鞋柜,拿走了同学的鞋子,却又忘了原鞋柜位置,错放到别人的鞋柜里。老师询问时,肖瑞主动承认,同学们的目光齐刷刷投向他,那一刻,他感觉同学们的目光如针般刺向自己。老师询问缘由,肖瑞因听不太懂日语,只能无奈回应“わからないです”(不知道),老师也拿他没办法。
不过,肖瑞从未后悔来到日本。在他看来,日本学校为他增添了许多在国内难以获得的人生经历,这些经历,皆是宝贵的财富。刚入校时,校长曾说,从初一读起,能多与日本朋友聊天。可现实却是,他与同学的交流寥寥无几,感情也“不过如此”。
在学校羽毛球部,肖瑞虽身为初一学生,却因年龄稍大,觉得“与初二年级的同学能畅所欲言,与初一同学却无话可聊,感觉他们太过幼稚,不知如何交流”。初一期间,肖瑞与一位性格开朗、善于交际的日本同学关系甚笃,这位同学与老师、受欺负的同学都能友好交谈。可惜初二重新分班后,两人分开,肖瑞也未曾主动联系,关系渐趋平淡。但偶然相遇时,两人仍会热情聊天。
初三时,肖瑞的日语能力更上一层楼,他主动担任班上的英语课代表、俳句收集课代表,还负责分发资料与作业。他与同桌约定,互相提醒,防止上课打瞌睡,“我一睡觉他就拍我,他一睡觉我就拍他”。通过不懈努力与自我调整,肖瑞逐渐走出被欺负、遭鄙视的心理阴影。这无疑是一个在新环境中遭遇自我认同危机后,通过调整、适应,重新实现自我与环境和谐统一的成长历程。
然而,在日本中小学中,并非只有中国男生会有“被欺负”的经历,女生同样难以幸免。王诗凝初来日本上初一,那个班级里,据说近半数女生都排挤她、厌恶她。“一个班十几个女生,将近七八个女生欺负我。”她向笔者讲述了几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我买了一个昂贵的小颜料盒,黄色的,里面有很多色块,花了8000多日币。一个女生故意过来,将颜料盒推倒在地,色块摔得粉碎。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ごめんね’(不好意思,对不起啊),便把摔碎的颜料盒捡起,放回桌上。由于没有监控,无法追究责任。”
“她们故意用胶把我画画的本子黏在一起,毁掉了我画好的好几幅画。”
“我刚来日本时,戴的是中国的金花眼镜。一次去吃饭,我把眼镜放在桌上。她们竟用小刀刻眼镜中间最细的连接部分。我吃完饭回来,丝毫未察觉异样,轻轻一拿,眼镜便断成两半。”
“还有,铅笔盒上的装饰,不知何时被她们揪掉了。”
幸好,日本学校的班级同学每升一个年级就会重新调整。初二换班后,这类事情便再未发生在王诗凝身上。但因名字引发的不愉快,却并未停止。王诗凝的日文名“日吉逸嘉”(ひよしいちか),是她在日本的堂哥所取。堂哥因女朋友叫陆嘉,便给她取名“逸嘉”。之所以改日文名,是因为若不改,班上同学便会排挤她,那种排挤让她心生恐惧。王诗凝的中文名字在日语中的发音为おうしにん,听起来像日语中“哦,死人”的意思,日本同学常借此开玩笑,而她当时却听不懂。因初中时同学们总拿她名字取乐,堂哥便带她去区政府改了名。王诗凝的父母皆非日本国籍,他们不愿改名,觉得身为中国人,改名太过奇怪。但面对班级里的糟糕处境,王诗凝坚决要求改名。
王诗凝班上有个同学叫菊池雪江,父母都已加入日本国籍,虽出生在日本,菊池雪江却拥有中国国籍。她日语流利,中文也说得很好,学习成绩十分优异。王诗凝刚到日本时,对一切都茫然无知,菊池雪江常热心帮忙。王诗凝说,在日本,若一人受欺负,另一人施以援手,帮忙者也会被牵连。“直接欺负你的人只是一小部分,但旁观者或路人不会帮你,也不会与你亲近、跟你交谈,否则他们也会被欺负。”菊池雪江原本与班里同学关系融洽,只因常陪伴、教导王诗凝,便遭到同学排挤。即便年级上升重新分班后,分到同一班的老同学仍对她冷嘲热讽,孤立她,还四处散播她的坏话。一天晚上,菊池雪江哭着对王诗凝说:“班上同学说我成绩好,都是因为上了外面的补习班。”王诗凝觉得菊池雪江与同学关系变差,皆是因自己而起,心中满是愧疚。
在辅导塾担任老师的张迅,小学时就来到日本,并一直在日本成长。她也曾遭遇同学拿自己名字开玩笑的情况。张迅名字的日语发音ちょうじん,意为“超人”,同学们常以此取笑她。据她的经验,这类事情仅在初中阶段发生,因为那时的同学较为幼稚,到了高中,大家便不再如此无聊。
与王诗凝不同,张迅从未想过通过改名或不上学来逃避。被欺负的四五年间,她从未迟到早退。她觉得无需在意这些,想着一两年后,自己可能连这些同学是谁都记不清了。“现在我们在同一环境,一年后,谁还认识谁啊。”她认为没必要为这些同学生气,“在学校认识你,出了学校,你是谁,我看都不会看一眼。”
张迅表示自己更喜欢中国人,或许是因为对日本人太过了解,所以“讨厌日本人,不太喜欢他们”。她直言不会嫁给日本人,小学时曾有过嫁日本人的想法,后来却改变了。她觉得与日本人相处一年,都不如与中国人相处一天。“和日本人怎么都混不熟,他们总是虚情假意,只做表面功夫。”在她眼中,日本人的客气只是表面现象,背地里可能会使坏。
她举例道:“比如我和一个日本同学同班,一年里一起上厕所、吃饭。但升年级换班后,可能第二个月在走廊相遇,她都不会理我。一开始我以为是她的问题,后来发现大家都这样。除非两人重新分班后还刻意保持联系,否则一般都会有新的好朋友,之前的友谊也就到此为止。日本人难以深交,所以我的好朋友都是中国人,日本朋友只适合逢场作戏。”
张迅初来日本时,就读于池袋小学。中国小学的学习内容比日本更深,她在中国已学完乘法、除法,正准备学习分数。来日本后,区政府为她配备了一名会中文的日本翻译,陪她上课。这位翻译对中国情有独钟,尤其喜爱中国的熊猫,办公室里挂满了中国年画。张迅进入日本小学相应年级时,班级才刚开始学习二位数乘以一位数的简单乘法,她觉得内容过于简单。
考试时,因张迅看不懂题目,翻译便坐在旁边为她讲解。有一次考试,全班只有她一人得满分,只因题目对她来说轻而易举,可旁边却有日本同学低声议论。后来一次考试,翻译坐到了后面。张迅不解地问:“老师,你不理我了吗?”翻译无奈地说:“我陪你答题,那帮日本人会说是我告诉你答案。”张迅表示,这些日本人不过是眼红,无需在意。
后来,又有一名中国女生来到张迅所在班级,区政府为其配备的翻译是中国人。一个日本女生因不喜欢中国人,瞪了那女生一眼,中国翻译立刻回怼:“行儀悪いよ”(你很没有教养)。张迅见状,差点笑出声,直呼“不愧是中国人,不怕事儿”,心中畅快不已。
张迅还向笔者补充了两种与日本同学交往时引发不快的情况。其一,衣着与被欺负相关。日本同学每天都要换衣服,所有衣物都要更换。“你必须每天穿不同的衣服。初中有校服还好,小学的话,一定要换,否则他们会嫌你脏。裙子至少得有五六条。”其二,关于考试成绩。张迅认为日本同学的想法有些偏激:“你考得好,他们就说你是不是家里有钱上了好补习班;考得差,他们又说中国教育那么好,你还考这么低。总之,你怎么做都是错,都会被他们讨厌。”
从这些事例中不难发现,“被欺负”几乎是在日中国人中小学生的共同遭遇,尽管每个人对“被欺负”的定义不尽相同。当中国学生在日语能力和成绩上处于弱势时,会被当作弱者欺负;在英语、体育等方面表现出色时,又会因“异质少数者”身份被排斥;在衣着、体格等方面与大多数人不同时,日本同学的自文化中心意识便会被激发,进而产生厌恶与欺负行为。部分对中国人有成见的日本同学,自文化中心意识强烈,在交往中更容易引发冲突。日本同学的集团主义意识,以及将援助异质者视为脱离集团的观念,让中国学生在被欺负时孤立无援。
不过,好在日本学校班级同学会流动,曾经的同学终会成为路人,且大家都会逐渐长大,摆脱幼稚。这些因素为受排斥的中国学生提供了希望,让他们有机会重新找回自我。在日本学校的中国学生若不选择回国,就只能在这充满挫折的日常环境中,重新审视自己,调整与日本同学的关系,努力让自己由弱变强。
五、
于佳睿,这位来自哈尔滨的女孩,正处在人生的关键节点。白天,她在语言学校为梦想奋力拼搏,夜晚,则踏入一所都立中学的夜间部,继续初三的学业,一心只为考上日本高中。
夜间学校的时光,与她之前所听闻的全日制学校截然不同。下午五点,当夕阳的余晖还未完全散去,校园里便响起了上课铃声。四节课,从黄昏一直延续到夜晚九点。第一节课结束后,同学们便如潮水般涌向食堂,开启短暂却温馨的用餐时光。在这里,于佳睿还拥有一段难忘的经历——学校组织的修学旅行,她曾前往京都、奈良等地,度过了充实而美好的三天两夜。
这所夜间学校,虽说本身就是都立中学的一部分,却有着独特的氛围。由于于佳睿超过了义务教育规定的年龄,无法直接进入普通中学,便被编入了这所别具一格的夜间部。
整个夜间学校规模不大,三个年级加起来也就七八十个学生,每个班最多容纳十人,于佳睿所在的班级恰好有八个人。在这个小小的班级里,人员构成却十分丰富,有两位七八十岁的中国东北残留孤儿归国者,她们的眼神中满是岁月的沧桑;还有两位台湾老奶奶,说起话来带着浓浓的乡音;一位五十多岁的日本阿姨,总是带着亲切的笑容;以及一位父亲在泰国工作,在泰国读完国际高中后同样立志考日本高中的日本同学。和于佳睿一同就读的非日本学生,大多和她年龄相仿,也都怀揣着考日本高中的梦想,虽已过义务教育年龄,却依然在求学路上奋力奔跑。
在这所学校里,吃饭、上学、课间、放学的每一个瞬间,都成为了同学们交流互动的契机。大家的交流范围早已冲破班级的界限,以整个学校为舞台尽情展开。出身背景的国际化、年龄层的多样化,让这里的氛围格外自由、开放。
然而,于佳睿也在这里遇到了一些让她不太舒服的人和事。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已婚日本女同学,面容姣好,看起来十分年轻,可她的行为却让于佳睿难以认同。这位女同学总是热衷于和十六岁的外国小男孩玩暧昧,当小男孩不再搭理她时,她又迅速转换目标,继续和其他同学纠缠不清,甚至连于佳睿也被卷入她的暧昧圈子。于佳睿每次看到她那虚假的笑容,听到她亲昵地呼喊自己的名字,心里就泛起一阵厌恶,总觉得她“特别特别假,天天笑着脸,非常虚伪”。
与其他在困境中依赖同胞的中国学生不同,于佳睿却向笔者坦言,她“不想跟中国人在一起混”。原来,学校里有两个分别来自福建和辽宁的女生,比她早进入夜间学校,年龄相仿。或许是出于嫉妒,在于佳睿在学校逐渐受欢迎后,这两个女生便开始冷落她、排挤她。“可能因为我长得比她们好看吧,她们就见不得我好。”于佳睿无奈地想着。
后来,学校又来了两个中国男生,其中一个男生喜欢的女生,正是那两个冷落她的女生之一,而另一个男生也和这两个女生玩在一起,这让于佳睿对他们也敬而远之。渐渐地,夜间学校里学生之间的交往格局逐渐形成,中国人聚成一个圈子,而于佳睿则毅然脱离这个圈子,选择与其他外国人交往。
当于佳睿的交际圈逐渐稳定后,她便彻底“不跟中国人混了”。她更喜欢和日本人或者菲律宾人在一起,因为“跟菲律宾人在一起,可以锻炼我英语;跟日本人在一起,可以锻炼我日语”。
学校里有三个比她稍大的菲律宾男生,十六七岁的模样,他们和于佳睿相处得十分融洽。闲暇时光,于佳睿常常和他们一同外出游玩,享受着不一样的乐趣。在日本学生中,也有两个和她年纪相仿的男生,和她关系甚好,平时一起玩耍,放学后还会结伴而行。
然而,这种交往模式却让于佳睿和中国同学之间产生了对立情绪。有一件事,让于佳睿至今耿耿于怀。教室里,一张桌子通常只配备六个板凳。有一次,六个板凳都已被坐满,这时又新来了两个男生。就在大家都在想办法时,一个中国女生却对于佳睿说:“你应该到别的桌子上坐去。”于佳睿听后,心中满是疑惑和愤怒,反问道:“凭啥啊?”女生理直气壮地回答:“因为中国人中只有你一个人跟外国人接触,和外国人玩。”于佳睿觉得这个理由简直荒谬至极,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追求多元交流的行为,为何会成为被排挤的理由。
在这所夜间学校里,同学们的交往模式大致遵循着本国人与本国人交往更多的规律,但也有例外。比如有些日本同学,并不总是和本国同学在一起,反而经常和于佳睿等非日本学生接触。班上那三个年龄相仿、关系亲密的菲律宾男生,一开始他们三人形影不离,后来于佳睿的加入,让他们的小团体变成了四个人,大家的关系愈发紧密。
于佳睿发现,在学校里和她关系好的,大多是男生,女生中很少有人能和她建立深厚的友谊。学校里的女生很多都是尼泊尔人,可奇怪的是,尼泊尔人和非尼泊尔人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墙隔开,从来不一起交往。于佳睿说,不论男生还是女生,尼泊尔人都只跟本国人接触。尽管尼泊尔人在学生数量上占了将近一半,但于佳睿和他们“都没说过话”。对于尼泊尔人,于佳睿评价道:“他们国家的人不好,一点都不尊重别人,会一点中国话,就乱说‘我爱你’之类的。”
从于佳睿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夜间学校没有全日制学校那种压倒性的多数群体和强势的文化氛围,制度上也没有那么严格正规,对学生行为的约束相对较少。
在这里,多元文化相互碰撞,却并没有完全融合,而是以国别为界限,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交际圈。在这些交际圈内部,偶尔也会出现矛盾和不和,就像于佳睿与中国同学之间的冲突。当有成员试图打破这种界限,寻求更广泛的交流时,就像于佳睿选择与外国人交往,往往会被母国交际圈的成员视为“叛逃者”,从而遭受排挤和惩罚。
对于那些习惯待在母国交际圈的同学来说,夜间学校就像是母国在日本的一块流动飞地,让他们能在异国他乡找到熟悉的感觉。
但于佳睿不同,她勇敢地挣脱了母国交际圈的束缚,虽然遭受了排挤,却更像是大多数生活在非外国人聚居地的外国学生,开始主动学习如何与异文化相处。
夜间学校宽松多元的环境,加上于佳睿外向的性格,让她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这片文化的海洋中,勇敢地探索出一条多元文化共生的自由之路,书写属于自己的独特篇章。
六、
在日中国学生因文化差异,在语言、行为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与日本同学产生碰撞。如肖瑞因语言不通,在课堂和日常交流中遭遇诸多困难,被孤立、欺负;于佳睿所在夜间学校,不同国家学生因文化背景不同,形成以国别为单位的交际圈。这表明文化差异会给学生的社交带来挑战,容易引发误解与冲突 。
面对被欺负或社交困境,学生们的反应各不相同。张贺对一些趋近暴力的行为判断较为宽容;张迅面对同学对自己名字的嘲笑选择不予理会;于佳睿则主动脱离本国学生交际圈,寻求与其他国家学生交往。这说明个体在面对困境时,会基于自身性格、经历做出不同选择,这些选择影响着他们在异国的生活状态。
许多学生在经历困境后实现了成长。肖瑞通过努力提升日语能力,摆脱受欺负的阴影;于佳睿勇敢突破固有交际圈,学会与异文化相处。这显示出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学生们能够调整自我,适应新环境,实现自我价值的重塑与提升 。
学校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人际交往。普通全日制学校与夜间学校氛围不同,学生的交往模式也有差异。全日制学校日本同学的集团主义意识等因素,使中国学生易被孤立;夜间学校环境宽松多元,虽存在以国别划分的交际圈,但也为学生突破界限提供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