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课题是评价学者职级和岗位的唯一标准”

“必记本”注:本文作者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生(1969年-),经作者授权转载,特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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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个世纪晚期的中国人文学界出现了李泽厚所谓的“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学术转向”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二十年,学界又出现了一次“课题转向”,而如今的学界也因此可以说是“学问淡出,课题凸显”,或者更直接的说,是“学术淡出,课题凸显”。


这种现象的出现当然与国内外政治经济及文化形势的变化有关,更与大学学术管理及评价标准的变化等因素有关。而后者尤其关键,现在学校评职称也好,评各种名目的“特聘教授”或“长聘教授”也好,都是课题至上,之前还以论文论高下,如今却已经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课题高”。


这些年有司把破“五唯”挂在嘴上,其实不仅没“破”,反而用课题这“一唯”打造了一个堪比孙悟空头上的“金箍”,将其作为学院评价学者职级和岗位的唯一标准,这不仅让人啼笑皆非,也让人更加不堪重负。因为课题固然可以设立,也可以鼓励学者申请,但如果学院将其作为唯一的评价学者水平的标准甚至学术的标准,难免会物极必反,走向其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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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之所以会出现这个“课题转向”,也与这个时代的学者见课题而欣喜,所以“自甘为臣”或“自甘为奴”有关。而对于大家来说,出现这种一边倒的现象,甚至都谈不上什么“丧失”学术的独立性或者思想的自由性可言,因为我们可能从来就没有知识分子的精神,更是从来没有如韦伯所说的学者的真正的志业的操守。而这个我们,当然是同时代人或者共同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的意思,这其中,不仅有我这样的六十年代的人,也包括现在依然活跃在学界的五十年代的人,还有比我们更为年轻的学人。因此,在如今的大学也早已是笑贫不笑娼,一切均已拿到课题为,只要有了课题不仅可以名利双收,甚至还可以获得定义学术的权力,而学界和学院在过去数十年好不容易所建立起来的学术的标准也因此在被课题侵蚀之后,迅速被摧毁,并很快变得荡然无存。也因此,中国人文学界如今已经迎来一个课题为标准的时代,或者以课题代学术的时代。


而这些课题不是以阐释和宣传各种国家政策为名的急就章,就是以“整理国故”为名堆积大量史料的字纸堆。但是没有人会去真正评价这些课题完成的质量如何,因为这些课题本来就无法评价,更没有人关心这些课题到底有何意义,因为大家都心照不宣,拿到课题就意味着拿到金钱拿到声名,而这就是课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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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思想需要独立思考的勇气,学问需要脚踏实地的情怀,学术需要自由求真的精神,而在这些追求都已经荡然无存之后,就变成了不需要思想的勇气,不需要现实的情怀,也不需要学术的求真精神的“史料”的收集和罗列。学术界也因此把“史料”当作思想无能回避现实和学术无力的遮羞布,将其高自标举。


与之相伴的就是各种以繁琐的考证为题的论文开始层出不穷的出现,这些论文以东拉西扯为荣,穿凿附会为能,徒留一地鸡毛而不能完整的讨论一个真正的问题,更有有类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针尖上站几个天使”的论文爆炸性产出,纠缠于荒谬的假设的阐释,像女人的百褶裙,层层叠叠,却不知道何以讨论这样的不是问题的问题。而这种现象只是开始,显然,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更可笑的不是学术的“学术”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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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我们这个时代,留不下什么像样的学术成果,更留不下几个像样的学者,后人若谈论今日的学界,除了对我们留下的惊人的学术垃圾或者名为学术实为垃圾的玩意儿感到惊讶,除了对我们这代学人竟然会如此自得其乐的生活在这个时代感到可笑之外,可能不会有什么让他们眼前一亮的有价值的东西值得他们讨论。


这个时代,不仅没有胡适,鲁迅,也不再有王国维,陈寅恪,有的只是在思想瘫痪和逃避现实以及学术麻痹的状态中,靠编造大而无当的课题来假装做学术的“学术打工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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