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冰清:跨大西洋视野下马克思对美国内战的论说

作者:薛冰清

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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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与恩格斯以极大热情关注美国内战动态,通过书籍、报刊、信件和欧洲流亡者等跨大西洋网络获取相关信息,并以写作评论等方式“参与其中”,试图影响欧美的舆论与外交政策。为推动世界工人运动,马克思坚决反对奴隶制,构建了一种新的林肯形象,并对战争性质、进程和结局作出准确判断。马克思对美国内战的关注,不仅体现了其对美国的独特认识,更凸显了他对人类解放事业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思考。
关键词:奴隶制  美国内战  马克思  恩格斯  林肯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布莱特研究,美国人对内战有不同记忆,且记忆之间相互冲突、抵牾与竞争,共同形塑了对这场战争的定义和认知。不过,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更熟悉的美国内战史叙事来自卡尔·马克思。不管是对美国内战起源、进程和意义的描述,还是对林肯本人的评价,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均提供了权威观点。不可否认,马克思对美国内战的解释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美国史研究者。

“马克思版本”的美国内战史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要解答该问题,必须回到19世纪中叶的大西洋世界,了解美国内战前后马克思的阅读、思考、写作和人际交往。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一个流亡英国的德意志学者、一个不被欧洲各国政府待见的思想家、一个生活窘迫的工人运动领袖,何以对发生在大洋彼岸另一个国家的内战倾注巨大关切和热忱,并留下大量评论文字。与此同时,借助跨国史研究路径可以发现,马克思并非在书斋中“自说自话”,而是身处一场有关美国现实与未来的对话与讨论中。参与这场“跨国对话”的,有欧洲社会主义者、美国共和党人,还有往来于大西洋两岸的革命流亡者和废奴主义者。进言之,作为一名世界主义者,马克思对美国内战的关注不仅体现了其对美国的独特认识,更凸显了他对人类解放事业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思考。

一、重新连接马克思与美国内战


在19世纪中叶的国际共运浪潮中,马克思作为革命导师,与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存在诸多联系。马克思长期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的欧洲通讯员,为该报撰写过大量新闻和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和文章中多次论及美国内战;马克思代表国际工人协会先后致信林肯总统与约翰逊总统;等等。但要从更宏观的语境、更细致的层面讨论马克思究竟如何与美国内战产生连接,则需更深入探究。不论美国内战史,抑或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史(工人运动史),以往研究均着墨甚少。

在美国历史学界,内战和重建是最为繁荣的研究领域之一,但在汗牛充栋的著述中很难发现马克思的身影。这一情况直到近年方有所改变。一方面,研究奴隶制和资本主义史的学者开始从比较和国际的视野探讨马克思和美国内战的联系。2011年,英国历史学家罗宾·布莱克本出版《马克思与林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一书,收录了马克思和林肯有关美国内战的文章、信件以及美国工人运动领袖的言论。他为该书撰写了长达100页的导论,全面分析马克思对内战与重建的论述,比较了马克思和林肯的思想。布莱克本借鉴埃里克·方纳对美国重建的研究,指出马克思虽影响了一代美国工人,但国际工人协会并未在美国开启一场政治运动。与该书类似,2018年美国历史学家艾伦·库利科夫编写《对话中的亚伯拉罕·林肯与卡尔·马克思》一书,汇集林肯和马克思在土地所有制、劳工权利、奴隶制与内战进程、解放奴隶等问题上的言论。作者认为两人虽在劳工、阶级和政治方面的看法差异甚大,却在奴隶制和内战问题上得出几乎一致的结论。

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19世纪的废奴主义、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等都在跨大西洋视野下得到充分观照,美国内战史家也开始留意当时欧洲人士的相关评论。如唐·多伊尔将马克思与阿热诺尔·德·加斯帕兰、爱德华·拉布莱、约翰·布莱特、奥蒂莉·阿辛等人并称为美国内战的“外国翻译者”,为美国联邦政府争取欧洲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史料编纂方面,1937年美国出版文献集《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长期为英语学界引用。2016年该书再版时,历史学家安德鲁·齐默尔曼在篇目选择和文本翻译方面均有所改进。总体而言,今天的欧美学者多从奴隶制存废和资本主义发展角度,对马克思的内战观察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他始终强调奴隶制是战争根源,而战争会导致这一制度立即废除。

尽管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与美国内战的关注日益增加,但相关成果仍旧不多。对比之下,1949年后,美国内战史、黑人史和林肯研究曾是中国美国史研究热点,马克思有关美国内战的论点被频繁引用。但马克思更多是作为“经典作家”,而非当时的观察者乃至参与者出现。此外,美国工运史研究也一度繁荣,尽管对马克思多有涉及,但内战并不是分析重点。20世纪90年代后,学者们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度大为降低,少数个案研究涉及马克思对内战性质的讨论、军事史(马克思恩格斯的战略、战术分析)和外国新闻史(马克思与美国报纸、报人的关系)等。

综上所述,中外学者对马克思与美国内战的诸多考察,既表明这一课题的价值,也凸显了马克思作为被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如果转换视角,对马克思和美国内战之关系的考察,并非已然题无剩义,跨国史恰恰提供了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和框架。首先,跨国路径可以将成果丰硕但传统上分属各个领域的研究——美国内战史、1848年革命史、欧洲工人运动史等——结合起来,在其交集之处寻觅历史人物的活动线索。其次,“大西洋革命年代”的新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解释框架,即革命者如何构建人员、思想和印刷品的国际性网络。最后,跨国路径也为史料的重新发掘和解读提供启发。如在此前研究中,马克思有关美国的藏书和读书笔记、他与美国人(主要是德裔移民)的通信等材料并未得到充分利用。总之,借助跨国史视野和方法,可以将这位欧洲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更好地“历史化”,在具体语境中解读他对美国内战的关注、思考、评论,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期盼、失望与困惑。

当然,马克思对美国内战的论说是一个大题目,可切入的角度甚多。以往研究已对马克思的相关著述有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政治经济学分析,本文则着眼于19世纪中叶大西洋世界的政治文化语境,提出几个较少被涉及的问题并作初步考察:马克思关于美国的知识来源于何处?各种跨国网络如何塑造马克思对美国内战的认识?林肯作为“工人阶级之子”的形象是如何被想象和建构出来的?马克思为何如此坚定地支持联邦政府,并很早指出奴隶制问题的重要性?他的评论对林肯和内战进程有无影响?马克思的观察留下了哪些遗产?

二、马克思的美国知识来源


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马克思对美国的历史和现实有多少了解?他通过什么途径认识美国社会?或者说,马克思关于美国的知识和思想来源是什么?

美国革命是一个重要切入点。虽然马克思并非研究美国历史的专家,但通过其散见于各处的文字可以发现,从欧洲海外殖民和建立奴隶制的过程,再到19世纪工业化和奴隶制问题的激化,他对北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美国在未来世界扮演的角色均有不少评论。尤其对独立战争和内战,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了特别关注,并且常常联系在一起论述。换言之,既然把内战看作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的“第二次革命”,那么,“第一次革命”所开创的传统和遗留的问题,都直接影响到19世纪中期的事态。例如,奴隶制是美国立宪过程中各方激烈辩论的议题之一。马克思多次提及杰斐逊预言性的观点,即奴隶制可能导致“可怕冲突”。杰斐逊“担心联邦将因这种致命的对立而有分裂的危险,这一点我们从他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而内战也在很大程度上接续了美国革命未完成的任务,实现了奴隶解放和劳动力自由,《解放奴隶宣言》甚至具有颠覆“旧的美国宪法”的意义。在其知识体系中,马克思并没有将作为“历史”的美国革命与作为“现实”的美国内战割裂开来,而是从现实角度理解美国革命,从历史延续性看待美国内战。

马克思、恩格斯分析美国革命和美国内战的另一独特之处是,作为欧洲观察家,他们始终带着某种“国际视野”。马克思对美国历史的关注,始于19世纪40年代对美法革命的比较研究。相较于美国革命引发的国内政治、社会和思想变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在意其国际影响。如1864年马克思在致林肯总统的公开信中写道,正是美国革命“给予18世纪欧洲革命以第一次推动”。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对英帝国的冲击,“美国的事态在爱尔兰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许多爱尔兰移民“参加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战争,在大西洋彼岸对英国作战”。其次是为法国革命做了准备,“美国革命所开始的事情由法国革命来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提到美国革命成功的两大国际因素:一是欧洲各国革命者大力支持,如“一些波兰人在自己的国家遭受第一次瓜分以后,就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远涉大西洋,去保卫刚刚诞生的伟大的美利坚共和国。考斯丘什科和华盛顿并肩战斗”。二是美国在外交上的策略,成功利用英国和欧洲列强的分歧,争取到法国、西班牙、荷兰参战和俄国“中立”。

这些观点不以美国人的立场理解这场革命,凸显了革命的多重国际维度,与今天的跨国史颇有相通之处。类似视角也可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美国内战的分析,包括强调英美外交的博弈、欧洲移民的作用以及欧美共同价值观念等。和美国革命一样,内战也是一场以自由为名的国际战争,“英国、法国、德国、欧洲的真正的人民都把合众国的事业看作他们自己的事业,看作自由的事业”。尤其法国民众“是把维护联邦的斗争同他们的祖辈为奠定美国独立的斗争联系起来的,在他们看来,每一个拿起武器站在美国政府这一方面的法国人,就是在履行拉斐德的遗志”。

进言之,这种国际视野下的美国知识,既来源于欧洲人的身份和经历,也基于和美国本土有别的阅读体验。根据学者对其藏书目录、批注、笔记和未刊手稿的研究,马克思早年对美国历史和社会的了解部分来自:英国作家托马斯·汉密尔顿《美国人和美国风俗习惯》(德译本)、经济史学家古斯塔夫·冯·居利希《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弗兰茨·科滕康普《美国殖民地史》、托马斯·罗林《英属北美各省联盟》、古斯塔夫·德·博蒙《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和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等。他对美国建国一代的著述亦有涉猎,如潘恩《常识》和《人的权利》、杰斐逊《政治和哲学札记》(法文本)、富兰克林《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以及美国宪法和各州宪法,等等。

对于上述著作,马克思或有批注笔记,或直接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引用。总之,作为一位博览群书的学者,马克思对美国革命和建国历史虽无集中论述,但有广泛了解,这些都构成其思考美国社会的起点,同时也是他观察美国内战的重要参照系。值得注意的是,他参考的主要二手著述由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写成,美国建国一代的作品也有多种译本,为考察这一时期欧洲的“美国知识”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三、马克思对美国内战的关注和“参与”


19世纪50年代后,马克思对美国现状的关注显然超过对其历史的兴趣。对于身处跨大西洋网络中的马克思来说,除书籍之外,还有多种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正如1879年《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在对马克思的采访中写道:“在我们谈话过程中使我惊讶的是他对美国的问题了如指掌。这些问题都是近二十年来美国最重大的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了解,以及他批评我们全国的和各州的立法时所表现出的准确性,使我感到他必定是从内部来源获取消息的。”

如果说马克思真有什么“内部来源”的话,与一些“美国人”的通信往来是一个重要渠道。这里说的“美国人”主要指流亡的德裔美国人。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量德意志革命者移民美国。他们组织工会、俱乐部和社团,并在联邦的战争动员和参战中扮演积极角色:“如果不是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结果使大批有军事经验的人移居美国,组织联邦军所需的时间还要长得多。”德裔共产主义者约瑟夫·魏德迈、阿道夫·克路斯和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等人尚在欧洲时,就通过办报开展工人运动。他们与马克思、恩格斯交往密切,来到美国后以书信相通。来往信件除了谈论欧美时政,还交换报纸等各种印刷品。

马克思十分清楚报纸等宣传品的力量。1851年,在得知魏德迈即将赴美时,马克思非常高兴:“你既然要去美国,那么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既可以在那里谋生,又能对我们党有所帮助。……如果你到了纽约,就去拜访一下《纽约论坛报》的安·德纳,代我和弗莱里格拉特向他问好。他也许能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能留在纽约,那你离欧洲也不太远,而且既然在德国报刊完全受到压制,那么只有在美国才能在报刊上进行斗争。”魏德迈甫抵美国,马克思随即去信,与之商讨在美国编辑出版《共产党宣言》和《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及其他小册子,并建议他“当一个书商”。马克思曾问魏德迈:“在美国,德文书出版的情况如何?能不能在那里为我的《经济学》物色一个出版商?因为在德国找不到。”马克思之所以感到兴奋,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舆论环境较为宽松,可以作为传播其主张的新阵地。而魏德迈不仅在信中随时报告“当地的消息”,寄去各种出版物,同时创办德语报刊并发表马克思的著作。作为一名政治活动家,马克思对美国社会和舆论的关注早在内战前就开始了,并一直延续到重建时期。不过,除少数德裔移民外,马克思和美国人的直接交往有限,且魏德迈忙于作战,内战时期通信一度中断,直到1864年底才恢复联系。因而,这一人际信息网络的作用不宜被过分强调。

相较之下,欧美各国的报纸提供了更为及时、丰富和全面的内战信息。马克思自述“从早晨9点到晚上7点”,都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阅读书报和从事研究。作为大西洋世界的重大事件,英国舆论界密切关注美国的政治危机和战争。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报人,马克思不仅阅读这些报刊,还积极参与论战,立场鲜明地批判那些支持南部邦联的言论。如《北美内战》一文即是针对“英国新闻界的辩护词”而写,因为“数月以来,伦敦新闻界的主要周刊和日报对美国内战一直重复着同样的一支调子。它们一方面诬蔑北部的自由州,同时又惴惴不安地防备别人怀疑它们同情南部的蓄奴州”。被马克思批评的媒体包括《泰晤士报》《经济学家》《观察家》《星期六评论》等。与之相对地,他经常引用英国自由派报刊(如《旁观者》《晨星报》《麦克米伦杂志》)支持美国联邦政府的新闻和评论,称之为“可敬的例外”。马克思也留意到同样陷入激烈论辩的美国舆论界,包括持废奴主义立场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主张妥协的《纽约先驱报》。他对南部报纸亦有阅读和摘录,如《里士满辉格党人报》《里士满消息报》《里士满观察家报》等。此外,马克思还可能从法国、德国的报纸上获取美国内战的消息。

在这些报纸中,《纽约每日论坛报》无疑给马克思提供了一个直接面对美国读者的平台。该报系内战前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出版人霍勒斯·格里利在反对奴隶制、保障劳工和妇女权利等问题上持进步立场,对公共舆论尤其是共和党人影响颇大。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与访问欧洲的该报编辑查尔斯·德纳相识并保持长期友谊。流亡英国后,马克思面临极大的经济压力,而《纽约每日论坛报》正需要一位撰写欧洲时事评论的通讯员,于是两者一拍即合。最初因不谙英文写作,文章多由恩格斯代笔,1852年下半年起,马克思直接用英文撰稿。在10余年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在报纸上发表400多篇通讯。1862年,因《纽约每日论坛报》经常扣发文章以减少报酬,加之德纳离职,马克思停止了与该报合作。

按《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的说法,马克思撰写的文章是了解“当前欧洲政治重大问题的最具启发性的消息来源之一”,内容包括西班牙革命、克里米亚战争、英国国内政治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等。美国内战爆发后,马克思转而开始向美国读者介绍战争在欧洲引发的震荡。马克思不仅描述了欧洲舆论的分裂情形,还分析了美国政府面对的复杂外交形势。一方面,联邦政府领导的这场“美国战争”是正义的,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战争”。“欧洲各国人民”清楚地知道,“为联邦的继续存在而战就是为反对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而战,这场战争是迄今为止最高形式的人民自治向有史以来最卑鄙、最无耻的奴役人类的形式作战”。另一方面,欧洲各国政府出于经济利益等原因,仍在选择支持联邦还是南部邦联时举棋不定。《泰晤士报》等英国主要报刊也站在英国政府和首相帕麦斯顿一边,保持着暧昧态度。即便是工人阶级和自由派,也有人赞成南部拥有脱离联邦的“自决权利”。

马克思对此极为担忧。他结合欧美局势,提醒美国民众要意识到内战的命运和诸多国际因素联系在一起。例如,英国、法国、西班牙正欲组成同盟干涉墨西哥,此事看似与美国局势无关,却可能成为英国政府介入内战的借口。为了“不让国际上的纠纷来妨碍它进行维护联邦的战争”,“美国所能够做的一切,就是表示抗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美国外交处境的忧虑,在“特伦特号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1861年11月,南部邦联特使詹姆斯·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乘坐英国轮船“特伦特号”前往欧洲,途中被联邦海军“圣哈新托号”舰长查尔斯·威尔克斯拦截并扣押。此事在英国政坛引发轩然大波,要求承认南部邦联,甚至对美国宣战的呼声一时间甚嚣尘上。消息传来,恩格斯惊呼:“这些北方佬竟对南部同盟的使者干出这样荒唐的事情,他们疯了吗?”因为“这是给人提供的最明显不过的宣战理由”。马克思则连写《“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和伦敦的反应》《英国国内同情心的增长》等数篇报道,向美国读者介绍英国和欧洲大陆沸腾的舆论,并建议美国政府在赔偿问题上作出让步。因为“如果把美国拖入与英国的战争中,那就是成全了脱离派;这样的一场战争对于正处在困难情况下的路易·波拿巴将是一种天赐的幸运”,而且在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英国海军“具有压倒优势”。林肯政府对外交危机的冷静处理,似乎也印证了马克思的判断,即“美国最迫切的任务是镇压叛乱和恢复联邦”,不能给英国承认南部邦联口实,甚至卷入另一场新的战争。

马克思特别告诉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读者,欧洲工人阶级在英美外交的折冲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特伦特号危机”的化解离不开英国民众支持,“无论什么地方召开群众集会,一律都是抗议报界的战争叫嚣和政府的邪恶阴谋,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工人阶级在大会上“谴责政府阴谋扼杀自由,谴责政府同情奴隶制度”,考虑到许多工人因南部棉花进口被封锁而生活困顿,这种支持可谓弥足珍贵。所以“美国永远不应忘记:从这次冲突的开始直到终了,至少英国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背弃过它”。事实上,美国内战期间,马克思不仅“在报刊上进行斗争”,也参加声援联邦的集会。例如,1863年3月26日马克思出席了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的伦敦工人群众大会。在这场近3000人的集会上,政治家约翰·布莱特大力抨击英国特权阶级对“美利坚共和国”的敌视和诅咒,呼吁工人“不要向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恶劣的自由之敌伸出友谊之手”。美国驻英国大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之子亨利·亚当斯被现场群众和工会领袖的巨大热情所感染,认为他们“与正在努力恢复联邦的美国人有着共同的事业”。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可能是这次集会的组织者,但似无坚实的史料证据。不过,在反对英国干涉美国内战的立场上,马克思与英国劳工团体的主流意见一致,而工人阶级的“反战运动”也的确给议会和内阁极大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英国舆论。

在用英语向美国读者表达观点的同时,从1861年10月开始,马克思用德语在维也纳《新闻报》(Die Presse)上发表评析美国内战的文章,言辞同样犀利,所摘引材料仍是欧美各国的报纸。由此可见,不论是获取信息的来源,还是使用的语言和针对的读者,马克思对美国内战的思考和写作都是多向度的。从更大的历史背景看,这也是内战时期大西洋两岸错综复杂国际关系的体现。内战初期,美国联邦政府和南部邦联都在争取欧洲各国舆论支持,作为美国最重要的贸易对象,英国的态度尤为关键。一方面,许多美国人在伦敦演讲、游说,包括立场各异的政治家、牧师、奴隶和废奴主义者。与此同时,英国人成立众多社团,在报纸上刊登文章,举办集会,表达自己对美国内战的看法。另一方面,互通声气的欧洲革命者也在美国各地宣传政见,建立组织。书籍、报刊和信件都是重要传播媒介,并构成跨大西洋的政治信息网络。

马克思正是利用美国内战这一契机,借助与德裔流亡者、美国媒体人和欧洲工人团体的纽带,以笔为剑,积极发声,跨洋“参与”美国内战进程。作为观察者和评论者,他试图通过报刊上的文章影响欧美舆论和英国外交政策,鼓励欧洲工人阶级支持林肯领导的联邦政府。当然,这些言论究竟产生多大实际作用,还有待审慎评估,但马克思主动介入的姿态毋庸置疑。

四、马克思对林肯形象的构建


许多欧洲人士是在1864年底才转向支持美国联邦政府的,而马克思一直是林肯政府的坚定拥护者。1864年11月,在林肯再度当选总统后,马克思终于和这位比自己大九岁的“老头”(old man)有了此生唯一一次“交流”。在他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贺信中,马克思对美国内战和林肯作了如下评价:

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新纪元一样,美国的反奴隶制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统治的新纪元。他们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他的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先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


这封公开信经过马克思字斟句酌的推敲,他甚至向恩格斯表示“这比写一部内容丰富的著作还要困难得多”。在1865年林肯遇刺后,马克思又在致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中写道:

这是一个不会被逆境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陶醉的人;他不屈不挠地奔向自己的伟大目标,又从不轻举妄动使之受损;他稳步向前,从不走回头路;他既不因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冲昏头脑,也不因人民的情绪低落而灰心丧气;他用仁慈心灵的光辉缓和严厉的行动,用幽默的微笑把阴云密布的愤怒场面化为一片光明;他谦虚地、质朴地进行自己宏伟的工作,而不像那些天降的统治者们那样做一点小事就大吹大擂。一句话,他是一位功成业就仍善良如初的罕见人物。这位伟大而善良的人竟是如此质朴,以致只是在他成为烈士而倒下去之后,世人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


这些发自内心情感的文字,流露出马克思对林肯真心实意的赞美和哀悼,似乎也印证了他对林肯历史地位的推断:“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齐名!”学者们对这两封公开信的内容和意义已有很多讨论,但一个很少涉及的问题是,马克思为什么要将林肯描绘成“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

用欧洲人熟悉的阶级概念来定义林肯,与其贫寒出身和早年经历不无关联。马克思认为,作为“来自人民的常人”,林肯能够从“一个石匠”上升到伊利诺伊州议员,最终成为总统,应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让“善良的常人也能担负旧大陆需要英雄豪杰才能担负的任务!”对于林肯独特而又充满矛盾的政治性格,马克思不乏敏锐的观察:一方面从不故作姿态,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和虚假的激情;另一方受制于各方力量,常常迟疑动摇,在“大势之所趋和人心之所向都不许再拖以前”决不冒险。而一旦“老阿伯”(old Abe)相信转折点已经到来,“就会采取某种突然的、尽可能不声不响的行动而使朋友和敌人都同吃一惊”。在马克思看来,影响战争走向的几次重要军事调整即是如此,《解放奴隶宣言》发表的时机更是经过精心选择。可以说,林肯在政治上并不完美,甚至有许多缺陷,但他展现出一种完全有别于欧洲传统政治人物的“平民”个性、语言和行事风格,让马克思感到既亲切又新鲜。这或许是他将林肯视为“工人阶级”一员的重要原因。

相较于对林肯本人的肯定,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是,欧洲革命者出于自身立场,将美国内战视为一次“改造社会制度”的契机。他们惊喜地发现美国是一个可以将革命理想付诸实践的新战场,内战则是最好的催化剂。这不仅是一场美国国内的斗争,更是大西洋两岸革命者共同的“自由的事业”。“从美国的大搏斗开始之时起,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同星条旗息息相关。”于是,马克思等人将自己的热情和期待加诸其身,塑造了一种新的林肯形象:他不只是美国的政治家,也是欧洲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战友。尽管林肯并非出生于欧洲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家庭(其父母是美国中西部的农民),但那并不重要。同样不难理解,当这位“工人阶级的儿子”在战争中多次犹豫不决和试图妥协时,马克思总会毫不留情地对这种“中间派”行为提出批评:“在法律上小心谨慎、从宪法来谋求和解……总是很不容易挣脱‘忠诚的’奴隶主的控制,极力避免同他们公开决裂”。

不论林肯是否认可“工人阶级之子”这一身份,美国政府很清楚他们需要英国乃至欧洲劳工群体的支持。在1864年底收到贺信后,林肯通过美国驻英国大使亚当斯向国际工人协会转达了谢意。林肯以“诚挚而急切的愿望”回应马克思等人的善意和热情,希望“不会辜负他自己的同胞和全世界众多爱好人道和进步的友人最近对他表达的信任”。更重要的是,信件强调了国际声援的重要性和美国内战的世界意义:

国家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而是以仁爱的交往和榜样来促进人类福祉与幸福。在这种关系上,美国将当前与维护奴隶制的叛乱作斗争的事业,视作人性的事业。从欧洲工人的证词,即对我国立场所表示的开明的称许和真诚的同情中,美国获得了新的鼓舞并将坚持不懈。


这封信被《泰晤士报》等多家报纸转载,也让马克思大受鼓舞,因为“林肯给我们的回信这样客气”,“实际上包含了所能希求的一切”;而给一家“资产阶级的反奴隶制协会”的信“却这样粗暴而且纯粹是官样文章”。林肯的不同态度,也很符合马克思对其“工人阶级之子”的设想。其实,从跨大西洋语境看,马克思对林肯的描述和评价只是其众多形象之一。林肯作为“劳动者”的形象在美国深入人心。《解放奴隶宣言》的发表更令其在欧洲声名卓著,如意大利爱国者朱塞佩·加里波第热情洋溢地赞美:“作为耶稣和布朗思想的继承者,您将以解放者之名流芳百世!比任何王冠和任何人类财富都更令人羡慕!是您以最崇高的美国之血为代价,将整个人类从奴隶制自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恢复了人的尊严、文明和爱。”透过这些外国人士的信件,可以窥见世界各地革命者和进步派对林肯的不同想象和期待,也凸显美国内战超越国界的影响力。


总而言之,在林肯形象构建背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在美国获得胜利,并引导这个“民主共和国”未来发展的期盼。林肯遇刺后,“为开创劳动解放的新纪元”,马克思等人将希望转移到另一位“劳动伟人”——约翰逊总统身上,期许他“深刻地意识到您的伟大使命”,“领导政治改革和社会复兴的艰巨工作”。因为“约翰逊是严厉的、倔强的,是要报仇的,他原来是一个白种贫民,特别仇恨寡头政治。他对那些家伙是不会客气的……”但随着重建政策出台,他们的期待很快落空:“我不喜欢约翰逊的政策。……反动已经在美国开始了……”“他对黑人的憎恨愈来愈强烈,而对于南部的老贵族却表现得非常软弱。如果事情这样下去,六个月以后,所有从前那些脱离派骗子就都会坐到华盛顿国会中去。在那里有色人种没有选举权是不行的,而约翰逊却让战败了的奴隶主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太荒唐了。”

马克思和林肯的“互动”仅限于这次非直接通信。那么,是不是还存在其他方式,使马克思可以对林肯、美国政府和民众产生影响,甚至影响美国内战进程?《纽约每日论坛报》是一个可能途径。它是当时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据推测读者有百万之众。该报的出版人格里利和编辑德纳等人均持坚定的废奴立场,他们与林肯交往密切(德纳在战时被任命为助理陆军部长),因而共和党人很有可能接触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不过这种间接影响不能夸大。该报聘请马克思写稿,主要目的是想让他对欧洲新闻发表评论。马克思对美国内战的评论文章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舆论和林肯思考,还有待证实。此外,也有论者探究这一时期共和党人与社会主义者、德裔革命者的关系,如林肯早年在伊利诺伊州从事政治活动时,即与流亡至此的欧洲革命者多有交往。至于欧洲移民如何强化了共和党的反奴隶制立场,以及是否影响了林肯在内战中的决策,还需更为深入的考察。

不过,即便林肯没有阅读过马克思的文章,美国政府也非常重视欧洲工人阶级态度。特别是在英国外交政策仍晦暗不明的时期,争取大众舆论支持显得尤为重要。美国政府和欧洲劳工团体之间的往来,说明双方存在沟通渠道。1862年初伦敦的一次工人大会建议“将已通过的决议的副本交亚当斯先生转送美国政府,以表示英国工人阶级的同情与感情”,内容包括“声援美国维护联邦的伟大斗争”、揭露《泰晤士报》等报刊“保护奴隶制的无耻立场”、主张“实行最严格的不干涉美国事务的政策”、斥责“交易所投机家的报刊的战争政策”、支持“废奴主义者力求彻底解决奴隶制问题的努力”等。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工人阶级与美国政府都极力彰显内战的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不论是正在与分离主义者作战的美国领导人,还是密切追踪局势进展的欧洲观察者,大多认为这场战争不只是美国国内事件,还是关乎全人类自由与否的严峻考验,是促进全人类幸福与快乐的共同事业。

五、马克思与跨大西洋废奴运动


“奴隶制度本身”才是“敌人最怕受攻击的地方、罪恶的根源”。在中外学者看来,马克思对战争性质和进程的诸多论述极富历史洞见。内战爆发伊始,当多数美国人还坚持认为这是一场阻止联邦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时,马克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内战爆发的根源在于奴隶制,战争的最终目标也应该是废除奴隶制:“当前南部与北部之间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再也不能在北美大陆上一起和平相处。它只能以其中一个制度的胜利而结束。”1862年8月,他在《评美国局势》一文中发表了对战争进程的著名论断:“迄今为止,我们所看的只是内战的第一幕,即根据宪法进行的战争。第二幕,即以革命方式进行的战争,就要开始了。”马克思之所以能对战争进程和结局作出准确判断,不仅基于其对内战性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也由于其身处一个奴隶制与反奴隶制政治激烈斗争的时代。

首先,马克思是在怎样的国际语境中思考种族和阶级问题?其反对奴隶制的立场既有学理背景,更有现实考虑,也就是在斩断种族主义束缚的美国推动工人运动。正如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所说:“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奴隶制使共和国的一部分还是畸形的,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就仍然处于瘫痪状态。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但是,从奴隶制的死亡中,立刻萌发出一个重新变得年轻的生命。”内战不仅是美国历史的转折点,更关乎欧洲工人阶级命运:“正像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等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1863年3月英国工人集会支持联邦政府,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自由制度在美国的胜利,对于英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政治问题,他们决不容忍任何不利于北方的干涉。”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声援美国内战、波兰起义和意大利统一运动的跨国网络,第一国际得以在1864年成立:“9月间,由于举行维护波兰的示威,巴黎工人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到伦敦工人这里来。趁此机会建立了国际工人委员会。这件事情决不是不重要的,因为在伦敦,为首的是这样一些人,正是他们组织了对加里波第的盛大接待,并且通过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的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有布莱特参加)防止了同美国的战争。”可以说,不管是思想还是实践层面,马克思对奴隶制的反对都是为了世界更大范围内的解放运动。正如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写到,工人阶级的英勇反抗“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而“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其次,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跨大西洋废奴主义影响?19世纪中叶,欧洲主要国家都已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英国更是废奴运动大本营。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反奴隶制意识形态已成为欧洲社会共识。这是《解放奴隶宣言》在大洋彼岸获得热烈反响的重要原因,也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南部邦联难以在海外获得广大民众支持。可以说,马克思对奴隶的同情和对奴隶制的憎恶,是多数欧洲知识分子的共有态度。就其本人的阅读而言,马克思曾给英国废奴主义者托马斯·巴克斯顿的两本著作做了笔记,特别提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残酷性和高死亡率。从马克思的人际交往看,他所结识的政治活动家、社会改革家、媒体人也多为废奴主义者,如宪章运动领导人厄内斯特·琼斯、德纳、魏德迈等。马克思不仅对密苏里妥协案、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德雷德·斯科特案、布朗起义等内战的“前史”非常熟悉,也时常关注英美废奴主义者言论。他很早就留意到英国女性废奴组织的活动;写作《美国问题在英国》一文,则是为了呼应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给英国舍夫茨别利勋爵的信。1862年8月30日,马克思在《新闻报》的一篇文章中,大段摘录美国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的一篇演说。菲利普斯斥责在废奴问题上游移不定的林肯总统是“乌龟式的”、“第一流的二流人物”,而“不从根铲除奴隶制度,我们是永远得不到和平的”。马克思对此深表认同,评论这次演说“比任何战报都有更重要的意义”,并将菲利普斯和威廉·加里森、格利特·史密斯等人并称为“新英格兰废奴派的领袖”。在奴隶制与内战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美国废奴主义者的观点非常相近。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往往以比较的眼光来思考奴隶制存废争议:“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大的事件,一方面是由于布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的奴隶运动,另一方面是俄国的奴隶运动。”

最后,在对待奴役和自由的问题上,马克思与林肯的观念存在哪些异同?马克思曾言:“不断扩张领土,不断扩展奴隶制度到旧有界限之外,却是联邦各蓄奴州的生存规律。”林肯对奴隶制扩张也有类似担忧。《解放奴隶宣言》发表后,马克思称许为“联邦成立以来的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文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确,从表面上看,在保障工人权利、终结奴隶制、反对南部分离主义等方面,两者似乎有很多共同点。但细究之下,马克思和林肯的意识形态有着根本性差异。林肯是共和党“自由劳动”思想的拥护者,相信包含商人、农民和工资工人在内的所有“自由劳力”都能共享自由和繁荣,这与马克思的阶级观点显然不同;林肯主要将奴隶制视为道德和政治问题,而马克思更多强调奴隶制、棉花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复杂关系;林肯认为内战是一场捍卫宪法、反对叛乱的战争,马克思则自始至终认为彻底废除奴隶制才是战争主要目标;等等。这些分歧背后,不仅是两人观念的差异,也凸显了欧洲社会主义者和美国共和党人对战后美国发展道路和世界历史地位的不同设想,特别是工人阶级在领导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不过,这些都不妨碍双方在美国历史的转折点——内战和废除奴隶制——上曾有过不谋而合的主张。

总而言之,马克思是在纵向与横向的不同维度上思考奴隶制:前者包括人类历史上以及美国建国以来的奴隶制问题,后者是19世纪跨国废奴主义的兴起和奴隶制在世界范围内的争议。正因如此,马克思对美国的奴隶制问题有更全面的认识:既是一种经济上的剥削制度,也是美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阻碍。

  


1863年后,马克思将主要精力转向《资本论》的撰写,尽管不再公开发表对美国内战的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仍关注战事并时常在信件中讨论。马克思将这场战争与欧洲的若干历史进程——资产阶级革命、反对奴役制度、工人阶级的壮大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联系起来,融入他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分析中。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美国内战为其提供了有别于欧洲政治经济的经验和资源,丰富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换言之,美国内战深化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思考,而《资本论》的出版与传播,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影响,推动了19世纪末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晚年的马克思更加重视对美国的研究,希望利用美国的材料对《资本论》进行修订,不过未能实现。在对美国数十年的观察与剖析中,马克思更多地看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共性还是差异?和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了解美国历史和社会的独特性。马克思曾评价美国“不到一个世纪之前第一次出现了建立伟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由此产生了第一篇人权宣言,并给予18世纪欧洲革命以第一次推动”。恩格斯指出,美国从未经历过封建主义,是“一个富裕、辽阔、正在发展的国家,建立了没有封建残余或君主制传统的纯粹资产阶级的制度,没有固定的、血统的无产阶级”。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斗争等问题上,美国只是他们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而非特例。1852年,马克思认为,“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还很不成熟,没有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显而易见和一目了然的地步”。而到了1871年,马克思在接受美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在此以前,许多情况都使人以为,工人问题在美国并不会具有如此压倒一切的意义。但是这些情况正在很快地消失,在美国也像在欧洲一样,随着那不同于社会其他阶层的并与资本分离开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工人问题正在很快地提到第一位。”恩格斯也指出,工人运动打破了“美国是凌驾于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之上的”幻想。

短短十几年间,这一剧烈的社会转型是如何发生的?促成这一切的转折点正是内战:“美国看来在它刚刚经过的流血战争中恢复了青春:工人阶级已经组织起来,并对统治美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几个州的立法议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日法案”。在马克思的理解中,奴隶制的废除会加速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分化,有利于工人争取新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对“全世界的无产者”来说,真正的变革才刚刚开始。“新大陆”和“旧世界”的工人、不同肤色的劳动者,终于可以联合起来了。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相较于内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后的重建更为关注:“在国内战争时期之后,美国只是现在才进入革命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革命”也是一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新“内战”。

今天来看,马克思具有某种19世纪的“跨国意识”,包括比较的视野、贯通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以及调动各种国际知识和资源的能力,从而具有超越同时代大多数人的世界眼光。但归根结底,马克思的视角主要是欧洲的。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这一珍贵的域外视角,构成另一个有别于“美国例外论”的考察维度,有助于在更广阔的语境中反思美国历史进程。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马克思本人有关美国的论述,而应该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的脉络中加以审视,从而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其世界历史意义。

(作者薛冰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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