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一下子刷到这么多英文帖子?”
最近,打开小红书,很多人发现,大批自称“TikTok难民”的美国用户蜂拥而至,有做自我介绍的,有分享萌宠的,有自愿“辅导英语”的,还有主动表达学习中文诉求的......
而咱本土用户的热情欢迎也让美国网民们直呼这个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太友好了”!
这是咋回事?
许多“TikTok难民”表示,他们之所以来到小红书,是为了应对TikTok可能面临的封禁。而下载、入驻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却不选择美国其他社交媒体APP,更像是美国民众的一种“抗议”。
这不禁让人想起最近南开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知名作者熊培云在近期出版的新书《人的消逝》里的一篇文章,关于精英和大众的各自反叛,关于寡头政治与“网络直接民主”。
文 | 熊培云
精英和大众各自反叛
精英主义(Elitism)通常被理解为由少数具备知识、财富与地位的社会精英来管理国家与社会。与之相反的是民粹主义。精英主义走过了头,便会进入寡头政治;正如与它冤家路窄的民粹主义一旦上升可能会直接导致暴民政治。
然而,尽管有许多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争论,“何为精英”却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在不同的语境下,精英的内涵也不尽相同。
作为正面标签时,精英意味着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敢为天下先的开创精神,以及一流的禀赋与才能。他们包括改革家、发明家、经济能人、优秀的学者、艺术家,以及社会运动倡导者,等等。作为负面标签时,精英则被矮化为唯利是图的政治压榨机和社会财富的汲取者;与他们有关的身份是养尊处优的统治阶级,包括地主、资本家、教士,以及其他在大革命时期大众反叛的对象或各种利益集团。按帕累托的精英循环论,任何社会都有少数精英和被统治的广大民众之分。历史更迭的背后,是一群精英被另一群精英所取代,这也算是精英之间的自然流动。
平等的激情一直左右着人类的历史,有科幻作家甚至想到未来的某种结局:由人工智能为人类建立等贵贱、均贫富的社会,如果大家厌倦了,想过不平等生活的最好办法就是定期抽签了。
为什么沙漠里的沙砾大小相等,河滩上的鹅卵石被磨成圆形?为什么吹起一个气球,针一扎,里面的气体便会自动跑出去?同样两个房间的空气密度总是会保持一样。所有这一切都印证着熵增原理(在孤立系统中,熵增总是大于或等于零,即△S≥0)。尽管人类以某种意志追求有序,建立文明,然而混乱或者趋于平等是宇宙第一神秘。当一种秩序建立起来,慢慢会进入混乱和失序状态,直到人的意志与行动再次介入,建立新的秩序。当说这也是人类文明不断演进的动力,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精英更替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变化。
具体到精英循环的形成,除了代际更迭,还因为没有哪一群精英能够在各个领域完胜。而为了让精英有更好的用武之地,精英主义者畏惧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和“公意”等古典民主主义理想。在托克维尔看来,大众不但缺乏历史感、自我意识和义务意识,甚至还会以其繁盛的欲望和平庸构成对有理性、有创造力的少数社会精英的压迫。面对大革命的压力,托克维尔的世纪之问是:“难道谁会以为,民主在摧毁了封建制度和打倒了国王以后,就会在中产阶级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尽管并不否定民主的价值,但托克维尔毫不讳言,相较于民主,他“无比崇尚的是自由”。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谈到,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平头百姓可能也会觉得自己很强大,但是“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地下降”。而伏尔泰更是直言不讳:“如果大众开始推理了,我们可就遇到麻烦了。”他甚至主张给人民这条老牛一副牛轭、一根赶牛棒和一些饲料。
如果遇到难决之事就在政治上诉诸全民公决,这在他们看来不过是精英阶层在“逃避责任”或者在政治上的无能。由于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精英主义者容易被一般民众认为藐视大众。尤其在众声喧哗的互联网时代,当民粹主义甚嚣尘上之时,传统精英的没落也就在所难免。
他们正在重新迎回“陶片放逐”(Ostracism)时代。这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代议制民主正在被“网络直接民主”挤压、文化层面意义生产的权威已经垮掉,更体现在整个时代在价值观层面的无序性,以及精英阶层在责任与路径上的双重坍塌。正如 2009 年由科德尔·巴克(Cordell Barker)执导的动画短片《火车快飞》(Runaway)所辛辣讽刺的:当司机不好好开车,而是沉迷于寻欢作乐;当危机来临时,精英群体不试图从根本上消除危机,而是将底层剥个精光,以转嫁危机,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一毁俱毁。
每个人的光亮
克里斯托弗·海耶斯在《精英的黄昏:后精英政治时代的美国》中展开了一连串衰败图景。作为精英政治样板的美国,过去十年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它“行进在错误的轨道上”,不仅政治上腐败无能,而且几乎所有支柱性体制都出了问题。从法院以 5 ∶ 4 的表决结果把小布什送上总统宝座开始,美国安全局没能阻止 19 个拿着小刀的男子,政客和记者用假情报把美国拖进伊拉克战争。接下来是各行各业丑闻迭出,而群众运动也愈演愈烈。2011 年,克林顿甚至公开承认了精英政治的失败。按海耶斯的说法,精英政治消除了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等方面的不平等,却又在原地上建立起了新的等级制,甚至是一种“才能上的贵族制”。
尽管如此,海耶斯也承认“精英 - 大众”结构贯穿着人类历史。亚里士多德有言:“从诞生的一刻起,有些人就被贴上了服从的标签,而有些人则是发号施令。”而经济学家帕累托、巴莱特等人很早就注意到了“二八法则”或者“关键少数法则”(Vital Few Rule)、“不重要多数法则”(Trivial Many Rule)。而现在堕落与渎职的精英与只顾眼前利益的多数再次走到了一起。
近百年前,奥尔特加·加塞特言犹在耳:“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平庸的心智尽管自知平庸,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这句话在今天这个时代同样显得意味深长。康德的启蒙论调早已作古,互联网时代的狂谬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站在光亮处,只有世界是暗的。
双重悲剧
1957 年,安·兰德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一书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据说,这部小说曾被 12 家出版社退稿,出版后同样遭遇如潮恶评。不过,在自由市场条件下,该书很快畅销无比,因为它提倡“自私的美德”,公开为资本家辩护,在美国该书被奉为“自私圣经”。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便是兰德的信徒。
作为一部有关“强者罢工”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同样试图为精英主义辩护。当强者抛弃了弱者,世界即刻跌进了无边的黑暗。与此同时,由出逃精英组成的社群却像世外桃源。这些精英包括自私而精明的商人、科学家、艺术家等。在这个世外桃源里,维系人心的纽带不是道德,而是象征自由交换和公平正义的金钱。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最可怕的是双重悲剧——精英失去了心灵,大众失去了头脑。20世纪20—30年代,加塞特借助《大众的反叛》揭示了乌合之众的危险。几十年后,克里斯托弗·拉希在《精英的反叛》中分析了精英的堕落。在加塞特的笔下,精英和大众的构成本来就是一种动态平衡的组合。大众不是简单的劳动阶层,而精英也不是高人一等的特权阶层,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一种人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另一种人则放任自流——尤其对自己,在这些人看来,“生活总是处在既定的状态之中,没有必要作出任何改善的努力——他们就像水流中漂浮的浮标,游移不定,随遇而安”。而拉希看到的是,在国际市场的追名逐利取代了对故国家园的忠诚,整齐划一的精英教育取代了对个性和创造力的培养,娱乐至上的信息轰炸取代了教育大众的初衷,精心策划的政治作秀取代了为民谋利的民主辩论……美国的所谓精英已背弃了民主和平等的信仰,普通大众却在为消除他们造成的乱局而苦苦挣扎。
无论是大众的反叛,还是精英的反叛,二者都给时代带来了巨大的混乱。就像一列向前飞奔的火车,司机与乘客打作一团。若要结束这场混乱,最好的协调办法是精英能够尊重民主的价值观,并肩负起精英的道义之责;而大众能够尊重精英的方法论,承认“术业有专攻”和社会分层的重要性。
《人的消逝:
从原子弹、互联网到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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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正在打开潘多拉魔盒。事实上,每一次划时代的技术浪潮,都粘满了“盲目乐观”的羽毛。原子弹虽然结束了二战,但也形成了对人类存在的巨大威胁;互联网虽然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生活边界,但越来越多的人反而经历着时空坍缩;人工智能虽然使得机器变得越来越人类友好,但人类反而像是沦为了机器的附庸……
本书中,熊培云以原子弹为思绪的起点,进而延展到互联网构建的新型文明,及至近年来欣欣向荣的人工智能,系统、广阔地分享了自己近年来的思考。试图在科技一往无前的当下,唤醒“人何以为人”的意识。
熊培云
熊培云,1973 年生于江西永修,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传播学与文学。曾任《南风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香港大学、东京大学、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理想国译丛”创始主编委员之一。现执教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