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中信基金会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2025.1.11)。
谢谢孔总。尊敬的孔总、朱主任、苏主任、张总编,各位领导,各位到会的专家,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抓紧时间来汇报一下自己对于提振消费这方面的看法,落在这个题目上是“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系统化思考”。
中央现在指导精神的表述是很清晰的:“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我认为这是在目前实施逆周期的超常规宏观调控与跨周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统筹结合而于经济工作中发力的一个总体方针。如果相关联地说到经济工作的“总基调”——“稳中求进”,后面新近中央又加上了特别有意义的四个字——“以进促稳”。那么合乎逻辑的认识,就是我国整个经济运行受到了对于现代化进程“行稳致远”的风险因素、不利因素的威胁,必须化解这种因素。这个“以进促稳”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落实,特别要首先理解“全方位扩大内需”。有媒体朋友问这个“扩大内需”为什么加上“全方位”?我说不能理解为原来我们扩大内需不是全面的,但是中央现在更强调的“全方位”,是对接到“系统集成”这个中央已反复强调的思维框架上的。所以依系统论的系统集成思考具体到扩大内需,首先应从消费、投资两大方面形成一个通盘的、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认识。毋庸讳言,对这个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处理是明显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观点争议的,我愿意比较直率地向各位汇报自己的一些相关的想法。
如果从学理到实际、实务打通来看,我觉得可首先援引中央原来强调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消费是基础”,而“有效投资是关键”。消费它作为所有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落在所有的经济活动最后要满足人民群众的最终消费,那么这作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当然就有一个基础的意义,其实也正是我们人类社会存在的原生动力——人存在,就必须有对自己这种消费需要的满足,当然随着实际的社会发展,这种物质消费还要上升到物质和精神的结合层面,还有更高层的精神追求加入进来(也是一个综合的消费,对现在文化生活方面的因素等等是可以来这样理解的)。对这样的“基础”需求实际上可持续地得到满足,是说的供需的互动——需求作为原生动力所引出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活动,是发生在供给侧的由生产经营主体努力来提供可以使“用户体验”得到提升的有效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这就要进一步说到,供给侧它的源头是什么?就是投资,而且投资一定要有效。投资的有效性带出的,是经济活动中首先表现出持续的就业,就业的比较充分,是整个社会和谐稳定最根本的支柱——我们现在强调的“就业优先”这样一个政策原则,是这一认知的实际体现。老百姓有相对充分的就业,就有从大面上来看的有所支撑的、不断形成货币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能力,即由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提供需求的满足这种消费活动的源头活水。消费的源头活水是投资——这就使消费与投资联结在一起了,而且这个投资的关键是它要有效。容易出现无效的投资,并不能否定投资的重要性,那么引出来的诉求,实际上是千方百计提高投资有效性而尽可能减少无效。这个逻辑关系我觉得是很清楚的。
这样还是再回到中央强调的系统集成的系统论上,我认为由以上这个思维框架引出的全面认识和要领的把握,可以引申到当下很有现实意义的“大力提振消费的基本思路和要领”这方面的探讨。是不是有如下几个层次,可以一一来提出。
第一,我觉得在大的战略思维上,还是得强调“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消费的提振它前面一定是要有经济活力做大蛋糕这样一个可持续的态势,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做大蛋糕的发展在前面打底,后面你怎么努力,其实最后都一定碰到捉襟见肘的问题。所以,基本面支撑着的发展硬道理,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基本面靠什么?要靠作为市场主体的这些生产经营的企业,他们能够调动潜力,焕发活力,而且能够对接到所谓“耐心资本”的长期主义行为模式上。这方面作引导的预期管理非常重要,因为企业现在生产经营实话实说较普遍的还是讲的困难与不愉快。经济学理论联系实际已经形成一种对预期的高度重视,因为人的活动是跟心理状态密切相关的,这个预期,其实是从心理学跟经济学对接起来以后可以特别强调的一个机制:预期总体而言是有“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特点,普遍的预期怎么样,可能结果就会怎么样。所以,一定要特别重视中央现在反复强调的预期管理,而预期管理在当下就不能回避很多企业仍然在喊困难、甚至在讲躺平的情况之下,“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信心从何而来?当然是综合的手段。宣传上讲唱响光明论,那有它的必要性,但更多的我现在觉得是要做好实事,让市场主体感觉经济的回暖,长期向好,基本趋势没有被颠覆的这样一种官方媒体所强调的表述,在实际生活体验中可感可及。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就很多,我这里主要还是要从消费的角度来接着往下探讨。
我注意到,北京、上海两地11月消费指标发出的警示——这个信息值得高度重视。不要说三年大疫过后没有出现消费“报复性反弹”的势头,怎会抚平“疤痕效应”走到现在,却出现了两个一线带头城市的消费明显下降?这还是在以新换旧政策发力的情况下——以新换旧其实提供了一些新的消费,对冲以后,总的指标却还是下降的。我知道京东早早就感受到了,春江水暖鸭先知,三年大疫“转段”以后,我就听建光讲,京东的市场走向感受,是非常不好的,这个事情分析起来有很多的因素,我只是点到为止说一下,就是要重视这样已经在信息方面看到的消费总额下降问题。
×:能不能做点儿解读?
贾康:原因肯定有很多值得具体分析之处,但我认为还是跟现在社会上弥漫的基本面上的信心不足,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在讲消费上要“平替”,不考虑什么升级,不考虑什么名牌了,讲实惠,什么东西能替代咱们就平替掉,节衣缩食一点儿。听到的如果是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这是有预期上的“传染性”的。
×:从居民个人来讲收入的预期不好。
贾康:是的,现在许多人都在讲限薪、降薪,企业方面这是常态了,甚至说在某些沿海地区的公务员发工资也碰到问题,要赶快扭转这样的情况及相关社会舆情。我听说确实有一些沿海地方辖区,组织上安排当月工资大家按照指导到哪个地方申请贷款,说通道已经安排了,以后这个贷款的归还组织上有考虑,有钱以后会给你还上。
×:还有一种叫准备主动捐献出来。我亲耳听到的。
贾康:说“自愿”,领导带头儿,底下人敢不跟着来吗?大家就一起都得这样捐。
这是第一个层次,概括起来就是要从战略高度重视做大蛋糕和做好预期管理,把握住基本面的支撑。这是在思维的出发点上值得强调的。
第二个层次,要务实考虑消费的源头活水主要是以有效投资带出尽可能充分的就业。这个事情我认为应该特别鲜明地把它强调起来。如果说刺激消费,或者叫做鼓励消费、引导消费,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的学者说,你要想透了,消费是刺激得出来的吗?如果老百姓真的有收入、有钱,你不刺激他不是也有一个消费能力带出来的消费行为吗?这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当然也不否定在特定的阶段上,要注意发力对消费怎么刺激、引导、鼓励,但还是要说,在最开始的始发环节上的有效投资形成消费能力的源头活水,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必要、讲系统论时逻辑上环环相扣而从做大蛋糕着眼之后就首先要讲的事情。我后面会专门讲这个“有效投资”的认识,勾画一下现在我国政府可做的有效投资。刚才见到孔总时,对我原来的一个说法他又提起,是讲中国现在政府应该做的有效投资项目“俯拾皆是”,我一直是这么看,后面将向各位专门展开一点儿作汇报。
第三个层次,当然政府必须对社会给出明确的信号:我们是注意扶助弱势群体的,这叫“社会政策托底”。做大蛋糕,增加就业,同时不否认社会上必然还有一些弱势群体,他们的消费主要靠什么呢?低保、抚恤、救济。低保标准是不是可以适时提高?该做的抚恤、救济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加及时到位?而且要有合理的社会上听起来能够使大家感到政府带来温度的那种案例。
第四个层次,就是还要配上使消费大众解除后顾之忧的社保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水平的提升。社保体系在我们过去所说的一系列要领上面,涉及基本养老、基本住房、基本医疗的保障,子女就学接受义务教育,还有高校里的助学金提高标准,等等。这些是跟公共服务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解除“后顾之忧”而使大家有当期收入后会以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用于当期消费的配套条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中国说了多年,怎么样做得更好?在中国实际上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已经在城市区域稳定地工作、生活、居住的现统计上说接近三亿的这些人,仍然被称为“农民工及其家属”。这个说法其实带有荒唐意味,人家早已经脱开了“三农”了,在北京等地甚至可以三十多年在这边拖儿带女过日子了,就是因为户籍进不了北京,才被这样称呼。为什么户口进不了北京?还是得承认我们发展中的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水平没到那个份儿上。我国真实城镇化水平不能看那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先要看不掺水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现在还只有48%。这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升,就得配套了。一方面,准备接纳未来还会有好几亿中国人要从农村逐步迁徙到中心区域;另外一方面要积极考虑怎么补上原来已经进城的这些农民工及其家属的欠账,这跟消费的提振显然是有密切关系的。
再有第五个层次,就是一些商业性定位的消费信贷和保险,这方面也需要进一步的发展,这与我国金融的多样化发展有关。另外,也要改进政策性的农贷、巨灾保险,多年前就在探讨,这跟我们整个农村人口、“三农”相关人口的消费潜力的释放也有关。
第六个层次,辅助性的消费券是可以用的。前一段时间我听说上海又发了消费券,这可能就是当地管理当局已经意识到消费方面支撑力不足而采取的对应举措。这种消费券在疫情发生时候的运用,当时我观察下来,可以称为政府和商家的合作促销,政府方面是把补贴而促销以后经济景气提升所可能收到的增值税的增量,作提前预支而已,这可说是一个合理的机制。这种消费券在每个地方怎么用,肯定得定制化设计,没有一个可以拿来到处去套用的方案,但大体上还是这种联合促销。它主要解决是的年轻白领、中产阶层消费潜力的引导和释放,真正的最低收入阶层,靠这消费券也调动不了多少消费,那要靠前面说到的托底的政策措施给他们保证基本消费。特别有钱的人,他可能也看不上这个消费券。但是毕竟年轻白领、中产阶层这个潜力,值得以这种方式来调动。然而总体来说,它是个辅助性的举措,不能指望靠这种消费券能够带来多么大的面上的支撑作用。
还有第七,我认为阶段性的以旧换新等等这种价格补贴,该用的政策还得继续用。过去就有家电下乡这种可总结的经验,这次又有以旧换新的经验,多少能起些辅助性作用,虽然不是主导的作用,但是该用的还得用。
再有一条,就是如果说到现在很多人主张的能不能考虑“直升飞机撒钱”,我再讲一下自己的基本观点。美国的“量化宽松”概念之下的撒钱,有至少两批,第一批听说是每个人头两千美元,第二期好像还提升了一些。美国有它特定的底气,就是美元作为全球头号硬通货,它这种自己以货币符号方式给大家撒钱带来的风险因素,是可以由全球持有美元资产的人共同承担和消化的,不会在乎美元币值摊薄的因素对于它国内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没有明显的对风险因素上升的担心,但是其国内受到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当然会得到消费能力提高,管理上又特别简便,有一个人头,就发一笔钱。这个事情如果到中国来学呢,当然有人说香港、澳门,还有咱们个别的地方(多少年前东莞由时任书记主导对有东莞户籍的居民做过一次这个事儿)有过先例,但是如果放在全国来看,简单算一下:一个人发一千块钱是不是最低的底线?因为一个人只发几百块钱说不过去,人家美国一发两千美元,你如果发一千块钱,只合一百多美元。但一个人头一千块钱,全中国得发多少钱?1.43万亿。这在2023年破天荒的在第四季度实行预算调整方案增发一万亿国债上面,还要增加将近一半,才能在千头万绪的事情里干成这么一件事儿。要我看,决策层是无法下这个决心做这种事情的,这是中国面对全局的实际考虑。如果说硬着头皮做这个事情,可能有很多人叫好,但是也会有人批评:你有什么必要给马云这样的富豪也发一笔钱?那就引出另外一个思路——应该区别对待。讲区别对待,你就得画一条线,人均可支配收入什么水平以下的人,可以得到补助,即区别之后对低端发钱。那怎么发呢?又有两种选择,发差额,这是最精确的,但算得准算不准?不发差额,低到一定的线之下,就发一笔钱,管理上这就简单了,但是这时候又会出现一个政府管理上很麻烦的事儿,比这个线稍微高一点儿的人会跟政府说起来没完:他可以说你不了解情况没算准,甚至说我有一个养父,我有一个养女你不知道,你算进来我就得领到这样一笔钱,这又很麻烦。怎么办呢?如果再退而求其次,这是我认为可以想到的合理性可能相对而言最高的,能不能借鉴美国其实一直有的“配给券”的方式,美国人叫“coupon”,我多少年前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就注意到超市门口有那种黑人女性,很可能是单身母亲,带着好几个小孩,推着两辆车里面满满装着面包、牛奶、鸡蛋,撕一沓子coupon配给券作结算,这是政府粗线条认定低收入阶层(人均收入水平低到一定程度)就给你发这个券。发这个券没有调动很多人的“积极性”跟政府去争那个现金。美国人的意识上(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觉得不值得去争这个配给券,政府这个事情就能办得相对平稳。中国如果说真的要给更多的人发钱,我建议能考虑的,首先还是在中国能不能发这种配给券——它不能当现金使用,但是可在政府指定的有资质的商业网点去领基本的食品或者扩大些到一些基本生活用品,这样副作用最小。当然也要警惕:中国有这种券,一定会出现一个黄牛市场,这时候管理办法怎么跟上?
我大概想到的,就是这么一套系统化认识。这些我认为至少都要纳入我们应该有的系统集成的系统化思考,来放到全面扩大内需中的消费问题上。
从基本思路到一些可能讨论的要领,最后落在这方面我特别强调有效投资是关键,那么最后要讲讲,这种政府现在要做的可选项目,其具体对象为什么可说俯拾皆是呢?我认为,在目前的这个当口上,超常规扩大内需已经出现了“双松”搭配的政策,那么可用资金最极致的情况,是超常规特别国债的50年为期。30年的效应我们已经领教到了:第一批特别国债为期30年,现在都还不用还,到2028年要还的2700亿当年那个天文数字,则只是我们整个财政支出盘子里的零点几个百分点,小菜一碟了。这个“以时间换空间”的正面效应,是非常可观的,要扩大到50年,那更是不得了,这个腾挪空间是用我们公共部门政策工具箱里安全区的可用工具,来解决全局需要的问题。资金来源有了,做什么样的项目呢?这时候政府该做的项目,我认为不要一竿子插到那些企业该做的一些生产经营概念的项目上,要坚持做政府现在说的“两重”,这种国家基本的重要的安全条件建设项目,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我想到的,首先就是这些年其实全社会都关心的怎么减灾防灾?比如前年郑州大雨,过后的大水,震动全局的不良悲剧事件;到后来一段时间,咱们大家又都知道北方有涿州、门头沟等地受了大雨以后的洪灾,再有2024年不断传来从南方到中部、一直到北方,哪个地方又有大雨,来了涝灾...这一系列的冲击。我们还是回到郑州这个案例上讲,后来我看到网上有李克强总理到现场的录像,总理站在那个隧道口说,到底这里面淹了多少辆车,死了多少人,要查清,要追责。这是一个负责任政府应该有的态度!但是跟着要说,以后怎么在减灾防灾方面积极作为?据说当地政府前面已经做了海绵城市建设,花的钱是很不少的——做海绵城市建设就是天文数字投资,但怎么不能防止出现这样一种悲剧性的事件?往未来看,没有别的选择,就得总结原来花钱的经验教训——花钱为什么没有防范性那次悲剧,而未来我们还得继续把这个事情做到位——我觉得这是负责任政府唯一的选择,那么做这个选择,就是得下决心。现在有了资金来源,我们的生产要素又什么都不缺,钢材、水泥、劳动力、技术力量、管理力量、基建狂魔的支撑力,我们都有,就得有一个可行的方案,把这套事情落实。郑州的海绵城市建设,非得把它建到位不可。郑州如此,其他一系列受到冲击和可能受冲击的地方,无一例外。
说得直率一点,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已经投入天文数字的资金,把它初步建成一个新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了,那以后的分洪,就必须考虑其它方向。那些海拔可能比雄安又要高一二十米的地方,怎么建海绵城市,怎么承担它的泄洪任务?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国家战略问题、国家基本安全问题吗?这些天文数字的投资往地底下砸下去,我们的要素一样不缺,建五年、八年、十年、十五年,这个具体多长时间,要由专家团队来研究,来搞定尽可能高水平的可执行方案,但是我作为一个研究观察者,我认为如果要建这种全中国从最关键的中心区域开始的海绵城市,一定要连带着考虑(又是系统思维):跟着的地下综合管廊必须得建。我前些年就跟城乡建设部方面建议,新区开发应该有标准化图纸,不按地下综合管廊设计,不许开工,但是一直听不到下这个决心。老区的地下综合管廊那没办法,慢慢想方设法去建,也是天文数字的资源砸到地底下才能建成的,但这显然跟我们现代化的高水平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你要建海绵城市,必然要考虑地下综合管廊,建海绵城市和地下综合管廊,必然要考虑整个水系的整治,必然要考虑跟这个水系整治、国土开发相联系的中心区域的立体化的轨道交通网——像北京,中心区域是地铁,到了周边轨道交通网稀疏一些、地面更可用的地方,降低建设成本可以升到地面变成轻轨(这是纽约的经验)。还要借鉴日本的经验,中心区域的交通网是立体化的,日本东京中心区至少是三层,有些地方是四层。这个立体化的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在北京非建不可,非建到位不可,否则你没法解释为什么纽约、东京的机动车拥有率比北京高得多,人家不用限号、限行、限路(北京因为对购买机动车的限制,已经荒唐地出现了一个《南方周末》两年前就报道的假结婚、假离婚去倒卖车号最后解决人家实际问题的这么一个黑市),这跟我们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境界差之远矣!最根本的支撑力量,还是这个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能力可以使老百姓最后走到这个境界:有钱我愿意买机动车就买,买了以后主要是应急和到了周末、到了节假日往外开去享受生活。大众买车用车跟整个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是要靠公共基础设施到位来化解的。这个事情看得非常清楚。北京如此,其他一大批中国几百万人口规模以上城市,都得解决类似的问题。国际经验就是几十万人口以上就得建地铁。我过去留学的匹兹堡,可以观察的所谓“欧洲阳台”的德累斯顿,都是几十万人口,看它们的地铁,早早就建,德累斯顿的地铁网络,比北京还密。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公共工程方面必须要做的事情,是追求“正的外部性”这种“综合绩效”的例子。到中国这个事情当然不能一步走各地都做,但是积极利用现在的机遇、利用长期资金来做,我觉得此其时矣。这个事情一定要在发改委那里破除原来的一些条条框框,什么三百万人规模以上,GDP多少亿以上才能建地铁,等等。这个一刀切限制是不符合实际生活中的国际经验和我国现在的现实需要的。如果要做这些,同时又带来什么呢?你还得配套建停车场、停车位。以后要准备老百姓想买机动车就买机动车,越来越多的上班族住在郊外为主,早上通勤情况,是开机动车到了政府规划好的平价停车场,存了车,马上进入轨道交通网而安全、准时、少污染、少烦恼到达目的地。这就是社会上的“现代化高水平”境界了。我们向这个相距很远的情况要逐渐接近的话,还得要靠公共工程建设,把相关的供给能力托起来。有关部门若干年前就说全国缺5千万个以上的停车位,粗算一下,这将是多大的“内需”投资量!
至于说老旧小区改造,我觉得全中国做这个事儿,十年、十五年可能做不完,这是该做的,使老百姓实实在在感觉生活质量提高的惠民工程。我住的小区,十多年前入住的时候,四层楼不装电梯天经地义,现在感觉不行了,大家都希望能够装电梯。也很简单,一个玻璃筒子装上去就行了。但是对不起,程序上过不去。为什么呢?要求有百分之多少的住户同意,这四层楼中的人,一层是肯定不同意,这就是20%的不同意了,加上二层如果有一户不同意,整个这个方案就作废。这种事情怎么办?还得以后慢慢找到社会共识,把该做的这些老旧小区改造(不一定真的已特别老旧)做出来。凡是该做的事情,应争取把它做起来。
再对接到的,一定还有我前面说到的水系改造相关的基本农田灌溉体系的升级建设,振兴乡村所需要配套的新区建设。我自己觉得政府可做的项目俯拾皆是——从这个着眼点来说,我这里只是说了一部分。还有专家列举很长的清单,像郑新立同志,两年前就说到这个清单,当时我又给他补上了十条,好几十条摆在那儿。这些事情不敢说哪个地方都可以考虑,但是具体一个地方辖区里面,该做的事情一定是有的,绝对不像有的人说的中国的投资已经饱和了,地方上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了。
这方面还得说到一个直接效益的考量问题。肯定在这方面不能完全覆盖直观的财务可行性:要说按照微观主体的成本效益分析,投资就要有回报,不少情况下对不上。这也是常有任批评政府投资效益低的原因之一如果至少要收回投资,那么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50年为期,只要有弱的现金流,可能就解决了还本付息这个闭环,所以,它就不体现为赤字。比如地下综合管廊,是要把所有的管网通通放进去的,每一个线、网的主管部门,都得给综合管廊的管理当局交年费,这是弱现金流。它的源头是哪儿呢?就是使用者付费,这是一个很清晰的机制。有地下综合管廊的这样一种弱现金流支持的50年为期做的建设运营,一般情况下,财务的闭环就做下来了。但如果做不下来怎么办呢?我觉得应该有现在已提到的一种政府基金方式,从全局出发,对特定项目适当给予一定支持。青藏铁路我不知道具体财务情况,我估计建出来到现在,投资收回还遥遥无期,依靠现在卖票、运货的收入,可能也未必能覆盖它的运营成本,但它的意义,就在于“正的外部性”,是对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整个国家安全条件建设必不可少的配套,对于抵御藏独,对于让西藏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它的正的外部性必须充分肯定。虽然这个正的外部性的量化,是全世界的难题,但我们知道这块东西是在那里的。综合权衡,在一定的时候能够启动这种大规模项目建设,你要说时点、方案多么精确,谁也不敢打这个包票,但碰到了那个可大体八九不离十的时机,我们就启动了青藏铁路建设,据说现又有川藏铁路建设的考虑。总体是要肯定这种投资的综合绩效,对于全局的贡献,不能因为直观的成本效益分析而全部卡住这样的项目。
此外,综合绩效考虑的还有两个视角:一是公共基础设施的超前性——比如,适当超前体现为“要想富,先修路”,这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律,适当掌握超前量与总体算账的综合绩效的水平高低,是息息相关的;二是政府投资对非政府企业投资和全局景气繁荣的拉动作用,经济低迷企业不敢投资的时候,政府应起的这种拉动经济回暖、引致民间投资跟进而活跃起来的正面效应,是十分重要的“综合绩效”组成部分。说到底,全部政府投资安排,除了项目本身弱现金流能解决的所有问题之外,可再留一个小的敞口,设有一个国家专门的基金去支持着追求这种综合绩效、正的外部性。我觉得对于当下“政府有效投资俯拾皆是”具体的考虑,至少有上述这样一些不能绕开的要点。
这些想法还比较粗糙,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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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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