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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义勇队的对敌工作

《浙江潮》周刊第34期(1938年10月31日出版)上,有李友邦的《对敌工作与中国抗战》。李友邦在文中指出:“中国此次对日抗战,要争取最后胜利,决不能偏重军事力量,更其重要关切的还是政治动员。所谓政治动员,除了对内动员,对国际作扩大宣传外,尤需抓住已经暴露了的日寇在战争中的政治弱点,技巧地有效地从政治反攻;以政治反攻工作的方法,瓦解在沦陷区的敌人,激发和觉醒日、韩、台和伪满的士兵在战线上掉转枪头,起来反战。”当时,李友邦正在筹建台湾义勇队。《泉州日报》1938年11月9日报道:“台湾独立革命党代表李友邦、张一之2人由浙来闽,先至崇安视察台民垦区。该区有台民400余,饮食起居非常安定,认为满意。并对台民宣传,必须拥护祖国抗战,使能恢复台民自由。台民均甚觉悟,并愿担任抗战及救护工作。李等嗣由崇安来福州,与党政当局商洽,结果圆满,已定明日再赴崇安,将接洽经过向台民报告,一面着手进行,四日开学,受训时间两个月”。看来,李友邦对台勇义勇队的对敌工作有理论和思想准备。

台湾义勇队成立后,“技巧地有效地”开展对敌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成绩和经验。兹举一例而言之。《金华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记:“1939年2月初,新四军护送山谷瑞一和林琬仲(台湾籍)两名俘虏去大后方。路过金华,在中共浙江省委安排下,由李友邦出面主持招待会。会场上贴满‘打倒日本军阀’‘日本民众是我们的好朋友’等标语。李友邦首先讲话,要求东方弱小民族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为正义、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联合起来,中国抗战一定能胜利。山谷瑞一说:‘我是一个工人,8月入伍,9月到华,12月被新四军俘虏。本来不知道为什么打仗,到新四军后,经教育才知道自己是为日本军阀卖命,才认清日本军阀是敌人,今后要为中国抗战出力,为争取东亚和平而努力’。1940年6月23日,(台湾义勇队)又招待一批受教育后悔悟的日俘,席间有台湾同胞以及朝鲜、日本人民,情绪激昂,一致高喊:‘东方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军阀’!”《金华县志》所记“台籍日本兵”林琬仲于1939年2月初作为新四军的俘虏被押送贵州,途经浙江金华时参加台湾义勇队为实行反战教育而举办的招待会;押抵贵州后,林琬仲被收容于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和平村);在和平村,林琬仲接受反战教育而有觉悟,他于1941年初投书台湾义勇队队刊《台湾先锋》,自述其从和平村收容的战争“杀人犯”到反战的和平村工作队队员思想上的转变。《台湾先锋》第6期发表的“和平村村员台湾人”林琬仲写的《和平村通讯》说:“日阀欺骗人民,把一批批的羔羊送到战场。亳无意识地惨戮祖国的同胞,焚烧田园”,“祖国当局宽大为怀地爱护我们,教育我们,使我们能真正地把握人生的意义,能分析侵略与反侵略的是非曲直,最大多数的俘虏都已觉醒,回忆到从前的行为而战栗”。林琬仲并且参加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和平村工作队,成为反战人士。

图片本文作者汪毅夫   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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