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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回顾营造学社最漫长的一次古建筑调查:173天,35个县市,700多处古建。
当年,他们逆时代的洪流,用了173天穿梭在巴蜀大地上,留下时代的背影。
那些崖墓、汉阙、建筑、城市,它们,有的还在地上。有的,已只在纸上。
文 / 萧易
文昌祖庭七曲山
28日,营造学社前往梓潼最后一处点位——七曲山大庙。七曲山在梓潼城外九公里处,传说是文昌帝君祖庭。早年在河北、河南调查时,梁思成就发现,中国几乎每个县城中都有文庙与文昌宫,文庙祭拜孔子,文昌宫供奉文昌。中国读书人历来相信能否取得功名,寒窗苦读固不可少,冥冥之中还有神灵主宰着这一切,而功名利禄的赐予者便是文昌帝君。晚清中国文昌宫的数目一度超过了文庙,官吏士子趋之若鹜,这也是道教拿捏中国人心的一大杰作。
文昌帝君本是七曲山上的地方小神梓潼帝君,《明史》载:“神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没,人为立庙。唐、宋屡封至英显王。道家谓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加号为帝君,而天下学校亦有祠祀者。”《明史》所载并不够清晰,连这个张亚子都是虚构人物——晋宁康二年(374年),蜀人张育起兵反抗前秦苻坚,自称蜀王,兵败被杀,后人在七曲山为他建祠;当时七曲山上还有座供奉梓潼神的亚子祠,这两座祠离得很近,久而久之便合称为“张亚子”。
宋代之后,梓潼神逐渐与科举联系了起来。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有个叫李知几的学子祈梦于梓潼神,当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来到成都天宁观,有道士指着观前的支机石对他说:“以此为名,则可及第。”李知几遂改名为李石,而以知几为字,果然如愿取得功名。蜀地士子经金牛道赴京赶考,路过七曲山往往焚香祭拜,他们来到长安后,取得功名者自然不乏其人,梓潼神的神异故事也慢慢在长安流传,甚至有“士大夫路过遇刮大风必至宰相,进士路过碰到风雨必定夺魁”的说法。
宋代梓潼神还只在巴蜀境内流传,它最终成为道教尊神,则是在元代。元延祐三年(1316年),元仁宗敕封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简称“文昌帝君”,钦定为“忠国孝家益民正直祀典之神”,赐七曲山灵应祠为“佑文成化庙”,由于封号中带着“文昌”二字,遂与中国传统的文昌星宿重合。文昌星即文曲星,是北斗第四星,也是中国人眼中掌管文运的星宿,历史上的包拯、范仲淹都被认为是文曲星下凡,《白蛇传》中白素贞的儿子许仕林也是文曲星转世。如此一来,原本只在巴蜀流行的梓潼神,逐渐接过文昌的教鞭,成为中国科举之神。
学社诸人登上七曲山,此地乔木垂荫,古柏参天,百尺楼、文昌正殿、桂香殿、天尊殿依山分布。百尺楼是清嘉庆十年(1805年)重修的,供奉魁星,左右各有两座朵楼,通往文昌正殿前的平台。朵楼是主楼两侧的辅楼,宋代汴京城中便有朵楼,《东京梦华录》载:“两朵楼各挂灯球一枚,约方圆丈余,内燃椽烛。”文昌正殿亦建于清代,前有献殿,四周绕以走廊,栏杆粗巨,梁思成有“比例粗健,得未曾有”的评价。
从文昌正殿转右上山,七曲山大庙慢慢展现出了它在建筑上的魅力。家庆堂如同一只展翅的飞鸟雄踞在高台上,翼角舒展,宋朝曾对文昌帝君家族加封圣号,家庆堂即为供奉家族成员的场所。拾级而上,家庆堂面阔三间,额枋上有平板枋,上承斗栱。有意思的是,家庆堂山面四间,前两间斗栱与前檐相似,后两间檐柱升高,斗栱也随之减跳。川康古建筑调查一路走来,营造学社在许多地方都看到了这种古老的做法。
天尊殿是七曲山的最后一重,与两侧廊庑构成独立的院落。正午,阳光洒在天尊殿落满灰尘的前檐上,额枋上彩绘的云纹慢慢清晰起来,两条描金的游龙似乎正在腾云驾雾;前檐斗栱七踩三昂,头昂卷曲,二昂、三昂的昂嘴瘦削。学社并未发现题记,但这座建筑却呈现出浓郁的明代特征,梁思成将其作为明代建筑的实物写人《中国建筑史》中:“其中天尊殿在院内最高处,结构较为宏丽。殿广三间,深四小间,单檐九脊顶。”
科举时代的文昌帝君,如今似乎有着更广泛的信仰,前来七曲山祭拜文昌的人络绎不绝。人们祭拜了文昌帝君后,很少再有爬到山顶的,家庆堂、天尊殿倒是落得清净。
……
皇泽寺的女皇传说
几座狭小的殿堂,穿斗式木建筑,屋檐上的砖瓦七零八落。黑黢黢的格子门上不见了雕花。更有甚者,一条马路穿寺而过,将巴掌大的寺院分成了两部分,连院墙都没有。这便是皇泽寺,刘敦桢感慨“落篱尽失,厥状凄凉”。
12月2日上午8点,学社一行离开剑阁县城,顺古金牛道,经抄子铺、汉阳铺,再行十公里到剑门关镇。石壁如削,古老的剑门关扼守关隘,自古便是蜀道雄关。当天晚上,学社在镇上找了个旅馆歇脚。第二天晚宿宝轮院,4日午后才抵达广元县西门,下榻在北街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刘敦桢看到旅馆里的报纸,才得知南宁已于11月24日沦陷的消息。山河破碎,民生多艰。
6日上午,梁思成、刘敦桢来到皇泽寺。皇泽寺后山,五十余个大大小小的龛窟错落分布,其中一龛规模恢宏,远远便能看到三尊站立的佛像、菩萨,连窟壁的天龙八部都清晰可见。不知何时崖壁垮塌,下层石窟齐刷刷断裂,力士身子残缺,只有头颅还孤零零地悬在崖壁上。
山坡杂草丛生,皇泽寺的香火本来就不兴盛,也就很少有香客愿意到后山去烧香拜佛了。顺着被荒草湮没的小路,学社一行走到后山,半山腰间有个方形洞窟,远远看上去显得阴暗幽深。梁思成走上前去,中心柱由底即顶,三壁雕凿大龛,这是南北朝时期流行的中心柱窟,也称支提窟。川康古建筑调查两个月有余,四川各地石窟虽多,却从未看到过中心柱窟,他写道:
其南五十公尺处有塔洞一。西南北三面各凿一龛,龛内主像,皆结跏坐,风骨凝重,而神光内敛,当为初唐作品。
巴蜀的石窟造像,大多为唐及唐以后作品。相对而言,石窟艺术进入广元年代颇早,这或许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广元北依秦岭,南控剑阁,东北扼秦陇而西南控巴蜀,地处四川盆地通往汉中平原的金牛道之上,又位于自秦陇入蜀的必经之路,战争年代更是兵家必争之地。史载广元南北朝时初属南朝,后归北魏,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后,广元又为南朝所得——皇泽寺中心柱窟的供养人,或许与北魏王朝渊源颇深,抑或就是北魏委任的官吏。
中心柱窟的开凿年代在南北朝时期,但三面大龛中的佛像神情肃穆,菩萨体态弯扭,又带有初唐风格。中心柱窟工程浩大,耗时日久,可能还未等到石窟完工,供养人便不知去向,直到唐人又续开造像,这场持续约两个世纪的接力才得以完工。
几年前,我拿着营造学社拍摄的照片来到广元,照片中寒酸的小寺院早就不在了,气派的仿古建筑一直延续到山腰,大佛也有了挡风遮雨的楼阁。皇泽寺也名武后寺,这个武后,便是武则天。传言武士彠曾任利州都督,夫人杨氏在利州产下了武则天,利州就是现在的广元,广元也由此跟女皇沾上了边,称为“女皇故里”。1954年,皇泽寺附近挖出一通石碑,多少验证了这则传说:
……唐天后武氏其人也,事具实录,此不备书。贞观时,父士彠为都督于是□□□后焉。寺内之庙,不知所创之因。古老莫传,图经罕记。
大佛窟高7米、宽6米、深3.5米,主尊为站立的阿弥陀佛,身边是弟子迦叶、阿难,两边为观音与大势至菩萨,窟壁浮雕惟妙惟肖的天龙八部。对比照片,我发现大势至菩萨民国年间右手拿杨枝,如今已经断裂。龛窟底部有个供养人,他头戴幞头,身着圆领长袍,单腿跪立在地,目光虔诚地看着大佛,如今面目已模糊不清。
当年,刘敦桢在皇泽寺中看到了一尊石雕,与道教的张天师像摆在一起,僧人说是武则天像。石雕雍容华贵,头戴化佛冠,璎珞遍体,看起来是尊观音,只是在后世流传中演变成了武则天。今天,这尊造像穿上金衣,被供奉在皇泽寺中,称“武则天真容石刻”。
皇泽寺脚下有两座寺院,一是洞二寺,一是五佛寺。洞二寺在修下穿隧道时被拆毁,五佛寺早就不在了,它留给广元市民的印象,只是一个叫五佛寺的公交站台。当年,营造学社曾来到这座寺院,在殿中看到明代五佛,许是被妆彩了的缘故,刘敦桢有“伧俗不堪”的评价,连照片也没拍。可惜如今连这“伧俗”的佛像也难寻着了,四川明代佛像可谓寥若晨星。
(本文选自萧易 著《漫长的调查: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中文 | 人文社科 | 古建
《漫长的调查: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
萧易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8月
内容简介:萧易,作家,曾出版《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影子之城》《空山——寂静中的巴蜀佛窟》《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古蜀国旁白》《纵目神时代》《金沙》《石上众生——巴蜀石窟与古代供养人》等专著,即将在本社出版《中国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图录》等。
1939年8月—1940年2月间,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西康走访了35个县市,拍下3100多张照片,这就是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也是营造学社历时最久的一次调查,共173天,却一直鲜为人知。
本书沿着当年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路线,重走考察之路,将营造学社的调查对象一一考证,重现当年梁思成与他的同伴们的考察经历,结合营造学社拍下的调查照片与今天的现场照片,让读者再次看到川康古建筑的过去与现状。全书约15万字,图约260张,以营造学社当年的考察路线为顺序,兼及地域特色划分章节。
值班编辑 | 轻风啊
值班主编 | 刘羿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