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各国出于对产业链安全和就业机会的考量,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随着美国进入特朗普2.0时代,为了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对内减税、对外加征关税、放松监管、驱逐非法移民等措施可能会逐渐上演,这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为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埋下隐患。如果美国发生债务危机,不仅会危害美国经济,而且会殃及全球。如果经济危机再次爆发,一些国家的财政将彻底崩溃,出现债务违约和政府破产。
危机已经真实发生,我们不妨简短地回顾一下2022年9月至10月间的一次特殊事件。当时的英国首相提出了一项减税计划(“迷你预算”),预计减税约450亿英镑。这笔金额可能只相当于GDP的2%,但它却真实地在市场上引发了巨大的恐慌反应(panic reaction)。这种类似的恐慌反应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可能上演。
基于此,本期《北大金融评论》以“全球债务扩张的影响与应对”为主题,从“全球债务扩张的兴起、实质与挑战”“应对债务困境的分歧、经验与启示”“全球债务扩张危机中的中国抉择”三个角度展开,邀请余永定、林双林、闪辉、聂庆平、巴里·艾肯格林、哈罗德·詹姆斯等一线专家和学者共同探索和研究。
关于中国的财政政策取向与地方债务化解策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2025年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是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发国债(包括特殊国债)和地方政府债(一般公共债和专项债)刺激投资与消费,以实现5%以上的GDP增速,并明显减轻就业压力。
在全球债务扩张的背景下,探究美国政府如何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北大汇丰智库副主任林双林认为最好的化债方式是提高经济增长率,确保其高于债务增长率。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全球债务激增历史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高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闪辉的文章就聚焦于此,她表示中国的再通胀过程可能历时较长,而且利率可能会在更长时间内保持下行。
针对公共债务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认为,所有国家都有可能因为过度债务积累而面临市场信心丧失的风险,但并不存在一个神奇的债务与GDP的临界点。
关于全球债务扩张和人类未来,普林斯顿大学克劳德和洛尔·凯利欧洲研究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则表示,贫困国家的负债问题一直是国际议程上的重要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思考解决之道。但新的情况是,一些富裕的工业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公共债务扩张。
简而言之,平衡经济增长与财政债务问题需要各国行动起来凝心聚力,共筑全球金融之稳固基石,守护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新刊观点速递*
目前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处于可持续的轨道上,未来也并没有债务失控的风险;但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债务危机仍然不容小觑,在危机的解决方面,债权国需与债务国共同努力。
在国际上,美国有量化宽松政策,日本有央行直接购买ETF的政策措施,对于中国而言,央行互换便利操作是与国际对标的机制,这是重大的转变,也是促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做法。从全球债务扩张的趋势看,我国具备实施债务扩张刺激经济的条件。采用刺激股市的方法来刺激经济,可以针对社会预期经济信心不足、增长放缓的问题。
货币政策和通胀管理在应对全球债务扩张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随着全球债务水平不断上升,通过灵活的货币政策调控和科学的通胀管理,可以有效缓解债务扩张带来的压力,为经济发展营造更加稳健的环境。
总的来看,全球化效应之一是将世界各地的大量人口带出了贫困。这在亚洲已经显现,在拉丁美洲也可见到,而在非洲也开始显现。这至关重要,因为贫困、饥饿、生活水平低下和易受疾病侵害曾是20世纪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特征。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实质性发展的一个巨大成功之处,就是广泛减少了贫困,甚至可以说是极大地减少了贫困。
对债务风险相对可控,仍有发展空间的国家,要以促进债务国可持续发展、实现合作共赢为导向,推动在发展中化债。若需债务重组,应对违约的原因加以仔细甄别,并进行债务可持续性评估,丰富债务处理工具,选择合适的重组方式。探索使用债转发展工具,以债转发展逐步替代债务减免。
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采取“对内减税、对外加税”的策略,一方面通过降低国内所得税税率吸引跨国资本流入,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关税税率,削弱别国低税率的优势。由于关税在各国税收收入中比重较低,关税税率提高增加的税收收入很难弥补国内减税的损失,这种策略本质上依然是依靠政府举债能力开展国际税收竞争。如果各国竞相效仿,无疑会继续加剧全球公共债务危机。
美国政府需要痛下决心,采取必要的措施,制定长期财政可持续的规划,改革税收和支出制度,尽早削减赤字。当然,最好的化债方式是提高经济增长率,确保其高于债务增长率,从而降低债务占GDP比重。此外,通货膨胀也是一种税,可以化债。所以,应避免通胀率过低。
结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可以认为中国正处于债务周期的关键转折点。中国在特定的宽松政策下,完全有能力平稳地渡过债务危机,并实现所谓的“漂亮地去杠杆”。同时,中国还拥有巨大的改革潜力,能够快速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推动经济更快地进入新一轮的“加杠杆周期”。
随着社会发展,产业使用更多的资本而非更多的劳动,资本回报率下降是必然趋势。在这一背景下,社会不可能主动摧毁自身资产的方式,回归到使用更多劳动而使用更少资本的状态。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能让这些资金不管是以消费还是投资的形式返回经济循环,在此背景下,建议以“国股民营”模式以应对此问题。
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债务违约,但未来仍将面临的财政赤字和高额利息支出压力无疑已经显著增加,债务的可持续性已经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美国国债“无风险”是全球金融体系运行的基本预期。即使仅是有关债务违约的担忧增加,也足以对美国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构成潜在挑战。
中国当前的债务问题主要集中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属于内债问题,而外债的偿付能力很强,这就给中国参与协调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提供了可能性。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世界话语权增强,中国有能力成为推动发展中国家改善国际债务环境的重要力量。
2025年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是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发国债(包括特殊国债)和地方政府债(一般公共债和专项债)刺激投资与消费,以实现5%以上的GDP增速,并明显减轻就业压力。看来,我们还要等到2025年3月份才能看到政府出台具有足够强度的一揽子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智慧隐藏在细节之中,我们期待看到细节。
对于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来说, 适度的债务增长,甚至是债务与GDP 之比温和上升,都是正常现象。较高收入经济体通常经历了“金融深化”,拥有更发达的金融市场,并积累了较多债务。
对于中国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企业,面对全球公共债务扩张,一方面要未雨绸缪控制产能增长避免过度负债,以维持市场占有率为目标调整产品和服务供应战略;另一方面要甄别各国公共债务与其GDP比率,选择公共负债稳健型国家进行交易,逐步降低对可能债务违约国家的产品和服务供给。
在G20债务处置共同框架下,可比性原则应该由多边、官方和私人债权人共同商定基本规则。鉴于私人债权人较为分散,多边和官方债权人可通过国际金融协会协调私人债权人,进行可比性原则的讨论和确定。
化债方案对于地方政府有利有弊,一方面能够缓释债务压力,但另一方面对于平台企业融资和基建项目的限制也制约了拉动经济的能力。长期来看我们认为,为更好平衡化债与发展,调整央地财权和事权关系同等重要。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很大,但供给存在结构性短缺。金融供给结构尚未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完全对接,金融机构规模信仰、所有制信仰依旧存在。无论是着眼于化解金融风险,还是提高金融资产配置效率、优化供给结构,都需要借鉴“堵不如疏”“因势利导”的中国传统智慧和金融创新发展的国际先进经验,全面盘活和精准引流存量金融资源。
基于很多融资租赁公司的业务是按照产业领域进行布局,加上远程作业带来的诸多问题,建议应该构建横向一体化、纵向专业化的立体矩阵式管理体系。尤其是对于规模相对较大的融资租赁企业,既要重视产业运作,也要重视区域运营,两者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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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杨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