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医疗与儒家思想》
医疗召唤道德,传统面对当下
医疗关乎每个人的生老病死和每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常常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医疗问题具
有鲜明的伦理实践特点:医学伦理学难免嵌入有血有肉的案例叙事和细节描绘,而不仅仅是普遍而冷静的原则应用;它关注客观的疾病状况、需要和利益,而不仅仅是主观的感受和欲望;它涉及高技术的专业行动和责任,而不仅仅是外行的期待和行政的干预;它势必引向人际伦理和社会正义的追求,而不仅仅是个人品德和理想的探索。
这些特点,在当代医疗中变得尤为突出和尖锐,常常形成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道德挑战,难怪40年前西方哲学家曾经惊叹“医学挽救了伦理学的生命”(Toulmin,1982)。的确,医学伦理学问题不再让伦理学家们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抽象理论的象牙塔中一味分析概念、远离实际、“隔岸观火”。涵盖新的生命技术问题以及传统医学问题研究的生命伦理学(bioethics)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的显学,而这门学科(显然具有交叉学科性质)依然是以哲学伦理学为中心的。
中国的情况似乎略有不同。一方面,当代医疗问题在中国社会同样紧迫复杂,呼唤着道德的关注和适当的应对。但另一方面,中国学界存在着一个重要争论:我们是否应该全盘接受西方主流的原则主义理论[例如比彻姆(Tom Beauchamp)和丘卓斯(James Childress)的“四原则”理论]来研究和解决我们的医疗问题。
本人一直主张我们不应该照搬照抄西方的学说,而是应该基于自己的伦理传统来建构新的理论。二十多年来,同香港与内地的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事主办《中外医学哲学》期刊(于1997年创刊),组织“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年会(已办17届),包括个人推出的《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都属于这一范围的努力。
但此事说易行难,因素很多,这里可以提到其中两个因素。其一是,中国的哲学家们大都忙于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关注现实伦理问题的不多,研究生命医学伦理问题的人就更少了。少数关注现实问题的中国哲学家,着力点往往还放在宏观的政治社会哲学问题上,缺乏对“微观”问题在当今中国现实肌理中的观察和分析。加之,关注应用伦理问题(包括生命伦理问题)的哲学家们,常常采取的还是一种“拿来主义”的西化态度。
另一个困难因素在于,区分中国伦理传统中哪些思想是好的、哪些是对解决当代问题有帮助的、哪些是应该得到辩护的(同时哪些是坏的、哪些是对解决当代问题没有帮助的、哪些是应该受到摒弃的),需要深入探索和重构,也需要同西方传统和社会进行切实的比较和反思。这可能正是我们所经历的“传统面对当下”问题的一个重点:我们既不该全盘西化,也不该食古不化。这一学术行程依然充满艰辛和不确定性。
本书题为“当代医疗与儒家思想”,主体内容来自近年来发表的一些英文论文(详见本文下面的附录),分为六个部分(医疗决策、医疗制度、医疗科技、器官医疗、精神医疗、老年医疗)共二十一章。首先由刘海立帮助将英文翻译为中文,然后由我对译文进行修订。这类论文的翻译着实不易,海立的工作做得十分认真,总体质量不错,但我的修订任务不只在于改正个别错漏或误译,更在于澄清一些概念、更新一些资料、合并一些章节和改善一些论证,甚至在一些地方有意作了与原文意思略微不同的表述。没有海立的帮助,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但任何不足甚至错误,当然仍由我自己负责。
所有英文原文的翻译和使用都已得到原发期刊或出版机构的书面授权。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英文原文具有共同作者,包括下述各位:王明旭、边林、孙思涵、陈浩文、陈晓阳、郭峥嵘、翁若愚、黄德兴(Michael Wong)、曹永福、谢文野。他们全都热情同意有关论文在本书中的使用,这里特致谢意。在修订译文和改善论证的过程中,我还同另一些学界朋友作了有益的交流,学到了不少东西,已在书中的具体地方利用脚注形式作了说明和感激。最后,本书责编肖春茂副编审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专业、联络和安排的工作,值得感谢!
这里需要提一下本书所诉诸的儒家思想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论。本书将儒家思想概述为一个“以道为志向,以德为基础,以家为本位,以礼为引导”的道德系统(特别不同于当代西方生命伦理学的原则主义系统),它是基于经典儒家的观点特别是孔子在《论语》中所强调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重构出来的,用来分析当代社会的医疗问题。
这一方法假定我们可以在当今理论探索中作为一家之言来把儒家思想重构为这么一个道德系统,并肯定这一系统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人们的伦理实践和生活方式之中,切合儒家思想在中国民间的伦理生命力(特别是在医疗实践中的伦理生命力),从而利用它来进一步分析、评估和解决我们所面对的医疗问题,并在同时与其他理论系统(特别是西方生命伦理学的理论系统)进行比较,自觉进入一个反思平衡的学术研究过程,追求适当发展儒家思想的可能性。简言之,在我看来,儒家传统依然渗透当下的社会需求,而我们当下的社会需求也为它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机会。
当然,儒家传统上下几千年,各期各派林林总总,众说纷纭。我所采用的重构主义儒家方法论绝不是设定儒家内部不存在思想分歧,更不是说中国(乃至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只有儒家传统而没有其他传统。说到底,一个概念框架只是一家之言,其真实性、协调性、有用性和深刻性都只能留待读者评说。问题在于,如果不去重构一个结构清晰的儒家伦理概念框架,我们就无法系统地评价和应对当代道德问题(特别是医疗道德问题),只能让我们的道德生活的各个方面流于碎片化、分离性,乃至相互冲突的说明。同时,如果不去重构一个协调一致的概念框架,我们也难以通过比较研究来对儒家思想本身作出必要的反思和发展,因为我们面对着发展精良的其他伦理理论体系(特别是西方的伦理理论体系)。总之,“当代医疗与儒家思想”这一课题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是很有意义的,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是所望焉!期待读者的批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