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家许言午的长篇小说《扬兮镇诗篇》近日闯入读者视线,以舒缓而诗意的笔调回溯上世纪80年代的生活。
2.许言午表示,《扬兮镇诗篇》并非一部怀旧小说,而是提出一个疑问:在越来越快的生活中,我们的内心是否还能保留像丁晓颜那样的安定?
3.小说中的“老戏文”关键词寓指依然在小镇上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旧有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以及对主角张咏的一种嘲讽。
4.此外,许言午在作品中探讨了小镇青年的去与留问题,以及“小镇做题家”在人生十字路口的阅读帮助。
5.许言午表示,他将《扬兮镇诗篇》命名为“诗篇”,一方面是对丁晓颜这个人物的赞美,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汉语文学传统的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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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方涛
1997年,许言午选择“北漂”。在北京待的时间比家乡长了。如今回到故乡,他时常会生出一种客人的感觉。
“我是1990年在杭大中文系念书,大四还在《经济生活报》短暂实习过……”
《经济生活报》?原来许言午也在浙报大院实习过?我有些惊讶。
“是啊是啊,不过我在大院里只待了两三个月。”电话那头,传来许言午温厚的笑声。谈话的氛围一下子轻松了下来。
2024年,小说《扬兮镇诗篇》如同一股清流闯入读者的视线。它以舒缓而诗意的笔调回溯上世纪80年代的生活,三千余人的小镇,如一幕巨大的舞台徐徐展开,一代代人重复上演着爱恨情仇。男主角张咏的困境、抉择、蜕变或许此刻就在你我身上发生;而在纷繁世界中,找到自己位置的女主角丁晓颜,总能一遍又一遍抚慰我们破碎的心……
作者许言午是一个长期游离于大众文学视野之外的写作者。迄今为止,他从未加入过任何作协组织。此前,他仅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过两篇小说。而他的两部长篇小说《白如梅》和《扬兮镇诗篇》也“不走寻常路”,都未经刊发就出版成书。
在北京的28年里,许言午做过艺术评论、做过话剧、办过公司……交谈中,他坦言道,自己与张咏的成长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后,却没法让自己的心安顿下来。直到2019年疫情开始,人反而安静下来,想着该安安静静地写本书了。
许言午
“我想写的是一段心路历程:少年时期那些纯真的、正直的、单纯的东西,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是如何被毁掉的。当然,追求这件事本身没有错。人到中年,我开始回头思考,无数像张咏一样的人,一路走来丢失了什么东西?有些束缚我们的东西必须舍弃,但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我认为不能丢。可惜,在那个年代,许许多多的人为了走出去,统统丢掉了。”
许言午表示,《扬兮镇诗篇》并不是一部怀旧的小说,自己只是提出一个疑问,抑或一个希望:在越来越快的生活中,我们的内心是否还能保留像丁晓颜那样的安定,哪怕只有一小部分。
以下是记者与许言午的对谈:
【文化故乡的一次回望】
潮新闻·钱江晚报:在众声喧哗、快节奏的当下,为何会写这样一部田园牧歌般生活的小说?结合您的人生经历,某种意义上,这算是一次精神返乡?
许言午:《扬兮镇诗篇》写了一个我熟悉的小地方,几个熟悉的小人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悲喜忧乐。写作时,我追求的是平实朴素的表达方式。但平实朴素不能是贫瘠乏味。苏东坡评陶渊明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我希望这部小说的文本能呈现出这样的特质,当然了,还差得很远,只是一个“文字理想”。这和时代风尚无关,完全是个人的美学趣味和追求。我离开故乡几十年了,虽然小说写的是故乡的人和事,但严格说来,并非是物理意义上的故乡,它更多指向的是一个情感上的故乡,文化上的故乡,不是身寄之所,而是心安之处。
潮新闻·钱江晚报:姜公巷、仙居巷、无名巷、狮石巷……相信您心中应该存在一幅扬兮镇地图。小说从2019年动笔,次年就完成初稿。这么快的写作速度,能否归因于您对这方小天地的熟悉?
许言午:扬兮镇是虚构的,但其地貌、风物及人情都来自我曾生活过的浙西小镇。人在童年、少年时期所熟悉的人、事及环境,在其记忆中留下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因而写作这部小说时,所有的人和事,包括一山一水,一街一巷,一草一木,近乎是自动生成的,不需要我太费力地去采集资料,进行想象加工。
潮新闻·钱江晚报:如不细看,很难发现《扬兮镇诗篇》中还存在着一个类似说书人身份的“我”。印象中,在这部小说中,“我”出现的场景不过两三次。为什么要设置这个身份,却又隐藏得那么深?这与你钟爱《聊斋志异》是否存在关联?
许言午:最初构思这部小说时,设置这样一个人物,是想模仿《聊斋志异》里的那位“异史氏”,适时适地跑出来发表几句貌似深刻的议论;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在心态和叙述语调上,与故事中的人物保持距离,避免过于切身。但在写作中感觉效果并不很好,于是在修改时删掉了几处。至于“隐藏得那么深”,倒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作者处理该人物时的犹豫迟疑所造成,就像一件套头衫刚好穿了一半,脸给罩住了。
潮新闻·钱江晚报:随着小说的展开,扬兮镇和省城杭州成为故事的主要舞台。杭州算是您比较熟悉的城市吗?对故乡、对浙江,最忘不了的是什么?
许言午: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在十五岁那年夏天,刚初中毕业,父亲到杭州出差,顺便带我来省城开开眼,见见世面。那几天就像小说里的张瑛一样,兴高采烈地游玩了很多地方,至今记忆犹新。几年后,我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在杭州读了四年书。人对出生成长的地方,对度过青春年代的地方,感情往往是最复杂的。这里有亲朋故旧,有同学师友,有自己的童年和青春,有最繁密最充沛的情感交织。当一个人要进行文学创作时,这种最为繁密充沛的情感交织就是他的故乡,他的田园,是有待他挥洒汗水进行耕耘的那一片沃土。因此,对小说创作者而言,无论他写什么样的题材,背景设置在天南海北的某地某处,“故乡”事实上都已经给了他写作所需的一切,他要做的只是去重新发现它,认识它。
《扬兮镇诗篇》许言午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老戏文”和新故事】
潮新闻·钱江晚报:“老戏文”是小说中的一个关键词,在许多人物命运的转折被频频提到。比如,丁家姐妹从小不亲,是“大小姐和小丫鬟”的老戏文;张咏学成归来,张瑛念的是“状元郎返乡”的老戏文。在小镇生活中,“老戏文”为何如此重要?
许言午:所谓的“老戏文”,是寓指依然在小镇上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旧有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其中有值得坚守住的美好一面,也有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落后一面。在那个急剧变化的年代,旧的在崩塌,新的尚未建立,这个时候的人是最迷茫最混乱的。张咏就是个典型。他自以为卓尔不群,看不起沉迷于老戏文的母亲张瑛,但到后来,文化程度低的张瑛反而表现得更为平和大度,欣然接受了丁晓颜。而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张咏,却沦落至比他父亲江文泉更不堪的境地。“老戏文”在这部小说里,既是对小镇精神生活的描摹,也是对主角张咏的一种嘲讽,同时也是为姚迎春、丁晓颜等美丽而早夭的女性所唱的一曲挽歌。
潮新闻·钱江晚报:“扬兮镇是不允许秘密存在的。张家床头的事,李家灶头的事,都是大家的事。”“人们睡前嚼着舌根子,装作兴奋而关切的模样,议论着张家长李家短,翻来覆去的话题犹如坛子里腌渍多年的咸菜,梦里还在惦记着隔壁邻居。”如果说如诗歌一般的扬兮镇还有阴暗的一面,那就是小镇中无孔不入的流言蜚语。从张咏的童年到青年、成年,一直被流言包裹。这种缺乏隐私、令人窒息的生活,是你在小镇亲身经历的吗?这是否也是促使张咏逃离的一个重要因素?
许言午:在一个信息相对封闭、物质生活并不富裕的小地方,无论是小镇还是农村,这种无孔不入的流言蜚语基本上都是常态。在我,或者说在张咏、丁晓颜成长的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很多人家连电视机都没有,娱乐生活很贫乏,这种现象就更为严重。人和人彼此过于“关心”,没有边界感,缺乏对他人的尊重和宽容。这的确是促使张咏逃离的因素之一,但并非决定性因素,就像长期不见太阳的阴雨天一样,虽然讨厌,终究只是天气而已。小说里,丁晓颜就能很好地处理这一切,她的心灵不会对此有所回应,因而也不会被他人的言论所摆布,所塑造,这是她的强大之处。
潮新闻·钱江晚报:阅读小说,总感觉若有似无地在对“父权”解构。江文泉的婚变导致了儿子从江咏变成了张咏;而张咏抛弃丁晓颜母女后,只留下一句话,“让孩子别姓张”。为何这样安排?
许言午:在我小时候,家中主事的多是女性长辈,她们务实勤恳,乐观热情;男性长辈则显得比较黯淡,多虚妄之气,委顿之气,在心灵和性格方面,表现得比较贫瘠、乏力,常给身边的人造成一种生活的无望感,消沉感。小说里的江文泉、丁远鹏就是这样的人物,大学毕业后的张咏也重蹈覆辙。描写这些人物时,我以自己眼所见心所感为依托,采取的是一种写实的态度。
潮新闻·钱江晚报:小说的终章,薄薄几页,密集地交代了人物的后续。除了苏冬丽仍在坚守,丁远鹏夫妇、丁晓虹,甚至是丁小杏都与扬兮镇告别了。特别是丁小杏,和当年的张咏一样选择了杭州。《扬兮镇诗篇》几代人的恩爱情仇之下,隐藏的是巨大的时代之变。丁小杏人生的新起点,是否蕴含着您城乡时代之变的观察?
许言午:从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至今,尤其是2000年之后,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变化之快之大是史无前例的。近年回老家,无论是县城,还是曾生活过多年的小镇,都有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对我来说几乎成了一个陌生之地。就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不仅街道、房屋换了面貌,居民们也换了面貌。”丁小杏大学毕业后留在杭州工作、生活,相对而言,已是比较自然的事,不像她父亲张咏当年那样充满了强烈的矛盾冲突。丁小杏是新一代的扬兮镇人,她“已长大成人,要有自己的故事了”;相比她的母亲丁晓颜,她的故事应该要多一些幸福,少一些伤痛。
许言午
【小镇青年的去与留】
潮新闻·钱江晚报:我们来谈谈男女主角。张咏对“丁晓颜是真爱,对扬兮镇是真恨”,最终,对扬兮镇的恨压倒了对丁晓颜的爱。然而,过尽千帆,归来之后,他却说“她就是扬兮镇”。在您看来,这种矛盾的表达,可以视作是张咏的蜕变?还是此刻,爱与恨的界限也已模糊?
许言午:这是张咏的“心灵觉醒”,虽然从故事的戏剧性发展来说,来得太晚了,不免令人唏嘘。但在现实生活里,这样的觉醒任何时候都不晚。人到中年后,张咏认识到,他早年一味追求出人头地的狂飙突进式的人生态度,以及对待扬兮镇,对待周围的人,包括对待丁晓颜的那种偏激狭隘的态度,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是具有毁灭性的。这种毁灭性针对的恰恰是他自己。当张咏说“她就是扬兮镇”时,某种程度上,他已经与自己和解了,开始学会比较客观理性地看待自我,安顿自我,开始以开阔的视野和心胸,体会到生命的丰富性、多元性。张咏的这种转变也是作者的心路历程。在《扬兮镇诗篇》的新书首发会上,《文艺报》副总编辑、文学评论家岳雯老师谈论丁晓颜这个人物时,说过一句话:生活不是手段,生活本身就是目的。张咏最后体会到的应该就是这样一句话。
潮新闻·钱江晚报:“小镇做题家”是近年来社会热议的话题。小说中,张咏无疑就是一名“小镇做题家”,在难以融入的大城市和不愿回归的小镇中挣扎。在创作时,是否考虑了小说矛盾的当下性?您觉得,当今天的“小镇做题家”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阅读《扬兮镇诗篇》是否会对他们有些帮助?
许言午:写作时并没有特意考虑到这些。“小镇做题家”确实是近年来社会热议的话题,但我在写作时,对这类概括性的“命名”总是保持着警惕。这类命名有一定的社会学意义,但没有文学意义。所有能够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描写的都是单个的人,具体的人,是“这一个”,而非“这一类”或“这一群”。张咏、丁晓颜成长的那个年代,从人的精神层面来看,和当下并无太大差别,个人欲望打开了,人们渴望在社会上获取成功,出人头地。尤其是学业优秀的年轻人,不仅有愿望,也有能力离开那个他们出生成长的狭小环境,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发展,丁晓虹、张咏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张咏的挣扎不在于是停留还是出走,而在于他的情感是扭曲、乖戾的,这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关,导致他常常陷入严重的自我冲突之中,无法“安顿”自己,内耗极为严重,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小说着力描写的是这一种心灵、情感的冲突挣扎,肉身的停留或出走只是一个表象。丁晓颜则是张咏的反面。张咏看似逃离了,但仍被困在他所憎恶的那个扬兮镇,并没有真正走出去;丁晓颜虽然留在小镇,守着一家小店,却是一个拥有广阔世界的人。
潮新闻·钱江晚报:女主角丁晓颜总是令人联想到《边城》里的翠翠。她的灵性、单纯、天性自然包容了一切,甚至是死亡,也让她成为整部小说中,最不内耗的人。丁晓颜无疑是人性之灵的象征。小说最后,为何会安排她的猝然离去,是这个粗糙世界已经无法安放她了吗?还是象征着某种乡镇田园牧歌生活的一去不复返?
许言午:最初构思时,我就想着要把丁晓颜塑造成一个看起来似乎带有一点“虚幻”色彩的人物,像是来自荒野孤村,是“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最初的善,拥有一颗天真自然的赤子之心。事实上,这样的人物在任何时代的现实生活中都是异类,都“无法安放”。但丁晓颜又不纯粹是一个虚幻人物,她是我们幽暗的内心深处最柔软最自在的那一小片角落,与我们声气相通,血肉相连。小说中描写的那个年代,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化中,个人欲望野草般蓬勃生长,啸唳而行。在这种情况下,丁晓颜所象征的那种沉静圆融的心灵状态就显现出了极为刺目的局限性,难以与周边环境相容,她的“死”,或者说“离开”,也就无可避免了。但我对此并不悲观,因而让人到中年的张咏说出“她就是扬兮镇”,让丁晓颜在张咏的内心某种程度地“复活”了。
潮新闻·钱江晚报:“我们总以为唐代是花团锦簇、热热闹闹的。可是翻开《唐诗三百首》,每一首都很孤单。”小说在胡美兰的一次采访中结束。“诗歌”的意象贯穿小说始终。无论是小说名、小说中描写的诗意生活,还是胡美兰的诗歌教育、张咏的春晓居。小说中,每一个离去的人,正如一首首孤单的诗篇。能否谈谈为何将小说命名为《扬兮镇诗篇》,以及小说中充盈的诗意。
许言午:我觉得孤单还是因为内心的不安定。就像小镇上的那些人,张咏和自己的父母、胡美兰与丈夫和两个女儿之间,仿佛都隔着一堵墙,彼此都不理解。而那个照相馆的师傅赵国良因为难以与人沟通,甚至完全把自己囚禁起来了。看上去热热闹闹的一个小镇,但是每个人都很孤独。今天我们的城市生活不也是如此吗?繁华的背后,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孤独感,好像越来越难和他人深层次进行交流。
汉语文学的传统是诗歌传统。《扬兮镇诗篇》虽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在写作时,考虑到该题材及故事中人对于我的“特殊意义”,我希望它能呈现出一种类似古典诗歌般的质地。这也是“故乡”的另一层含义:古典诗歌是我们汉语文学的故乡。在我平时的阅读中,古典诗歌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一块,虽然只是凭兴趣不成系统地泛泛而读,但从中获益匪浅,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尤其是语感。之所以用“诗篇”命名,一方面是对丁晓颜这个人物的赞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对我们汉语文学传统的致意。这是我在写作此书时的一点小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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