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聚:未去先说馋涎垂
对苏轼来说,湖州原本是欢愉之地,有许多赏心乐事留在这里。
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杭州通判苏轼被派到湖州出差。好友孙觉(莘老)时任知州,两人经常唱和。苏轼人还未到,诗已先至,《将之湖州,戏赠莘老》对湖州的清绝山水、鲜橘木瓜、贡茶鱼鲙,如数家珍。既表示神往,又像在对主人罗列心愿清单:“顾渚茶芽白于齿,梅溪木瓜红胜颊。吴儿鲙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
湖州之行,东道主接待得相当热忱。从苏轼的《赠孙莘老七绝》等诗可知,游青山绿水,观闹市灯火,听官伎吹笛,看舟横苕溪,样样都快心遂意。美食美酒令齿颊留香,被他施以浓墨重彩:“乌程霜稻袭人香,酿作春风霅水光。”
观览墨妙亭的藏品后,苏轼应孙莘老之请写下《墨妙亭记》。此前在杭州他已应邀作《孙莘老求墨妙亭诗》,揄扬老友的博雅好古,也阐释自己的书法主张——他不认同杜甫仅推重“瘦硬”的标准,觉得笔墨的长短粗细,好比环肥燕瘦,各臻其妙。
《墨妙亭记》先介绍背景:湖州从东晋以来便是好地方,物产风饶,百姓知足,所以地方官大都乐于歌咏酬唱、游戏饮酒。孙莘老来湖州这年恰逢水灾,庄稼歉收,百姓饥困,他大力开仓赈灾,慰劳灾民,又动员有余粮的富户出力接济,救活很多人。公务闲暇,莘老建成墨妙亭,搜集、购买“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的古碑断石,汇聚亭中。
随即开始议论:有人会说,万物总会消散,即便金石之坚也会坏掉。至于功名文章,流传后世,反而留存得更为久远。现在莘老却用深檐大屋收藏碑刻,莫非近乎不知天命?
苏轼自然有一番道理:“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莘老保护它们,正是知天命而尽人事。万物都有成坏,譬如人难免一死,国家有兴必有亡。但君子依然要保养身体,尽量设法延年益寿,治国者也会竭力救亡图存。
这是以悲观垫底的积极、达观。后世顾随的“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与之异曲同工。比起数年前在凤翔写的《凌虚台记》,刚刚36岁的苏轼,有了进一层的感悟。
墨妙亭起初建在知州府第之北、逍遥堂之东,1990 年代复建于飞英公园东侧。亭子仅有的小幅墙面上,嵌着苏轼的《墨妙亭记》等碑刻。碑廊陈列了十多方元明清的古碑。
只晓得孙莘老的墨妙亭是深檐大屋,眼前这组建筑设计得或许更讲究:青瓦重檐的方亭与碑廊、水榭,无缝衔接又错落有致。背后树荫浓厚,前方池水浅淡。一人多高的景观石上镌着“墨妙”二字,轻灵俏丽,出自湖州书法家费新我。
墨妙亭几经兴废。后人锲而不舍,且营造得如此用心,与苏轼“知命”的议论,恰好吻合。
戏谑:此事如何到得侬
如果要追踪苏轼的湖州足迹,爱山广场不容错过。现在这一片是店铺云集的商业区,但近旁的园林曲径通幽、古木稠密,真是动静相宜。我们搜索到一家评分很高的老字号湖州菜馆,就在爱山广场,名不虚传。
宋代州署就位于这里,南宋官员筑有爱山台,现存一块平台,隐身于浓密古树旁。“爱山”取自苏轼诗《游道场山、何山》:“我从山水窟中来,尚爱此山看不足。”
任职湖州后他也多次游山,由衷喜欢。“清溪到山尽,飞路盘空小。”今天去城南的道场山,汽车可以盘旋而上。山腰的万寿寺初建于晚唐,宋代为江南名刹。天王殿后方的甬道为莲花古道,石板上每隔一步就出现姿态各异的莲花莲叶。观音殿的建筑最古老,门槛前那块石板雕得尤其饱满,花叶交织,水波荡漾。
殿堂楼阁随着地势升高,黄墙黑瓦与赭红门窗,映衬着大幅青山;钟磬清越透彻,僧人齐声唱经,柔和浑朴;天王殿后有一株芙蓉,悄然绽放……气象庄肃又富丽。
在东坡书院(客堂)外,一位来自四川的年轻师父热心为我们带路,去看寺庙深处的东坡亭。亭内有长方形的洗砚池,足有两米宽,被石栏杆围护。
诗人贾收的浮晖阁建在苕溪上,视野开阔,景物清朗,苏轼多次到访。一次游览道场山后,便到贾家休憩,还在墙上题诗画竹。
苏轼天性诙谐,有时候放肆戏谑,也会越界而得罪人。不过,那次他在酒席上与李常逗乐,就谑而不虐,相当烘托气氛。
熙宁七年(1074)九月,苏轼升任密州知州。北上赴任途中,同友人一道前往湖州,与知州李常连日欢聚。李常生子三日,大宴宾客,苏轼填《减字木兰花》贺喜,也跟好友逗趣:“犀钱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坐。多谢无功,此事如何到得侬。”犀钱玉果即洗儿钱、洗儿果,利市指喜钱。“多谢无功”采用《世说新语》故事——晋元帝生子,设宴并赏赐群臣。殷羡叩谢: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有愧于无功受赏。元帝笑着说:这种事情,岂能让你有功呢?苏轼这般俏皮,惹得“举坐皆绝倒”,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游赏:归途十里尽风荷
从塔下路刚刚进入飞英公园南门,飞英塔已赫然在目。赭红色塔身上,均匀环绕着几层黑色的飞檐,造型灵秀。它由内外二塔组成,这种形制海内罕见。内塔始建于晚唐,南宋初重建;外塔始建于宋初,砖身木檐,八面七层,高达55米。
经过底部一道小门进入塔内,顺着阶梯盘旋而上。光线恰到好处,从每层的楼梯口射入,利于360度无死角地观看内塔。特意建一座外塔小心翼翼地防护它,是有理由的:这座十四五米高的灰色石塔有八面五层,塔身布满精美的浮雕。石塔造型模仿木构楼阁式,所以木建筑具备的斗拱、房檐等构件,也被雕得一丝不苟。
扶着围绕外塔的栏杆,还能像苏轼他们一样,极目远望。朝北面俯瞰,中轴线上规整排列的石甬道、牌坊、荷塘与仿宋建筑飞英堂,像盆景一般小巧。紧邻牌坊的是十亩荷塘,可惜这个季节荷花已无影踪。
元丰二年(1079)四月二十日,湖州知州苏轼到任。新官上任,不免公务缠身、案牍劳形,好在事情不算特别繁乱,能够偷闲登山临水。湖州夏季炎热,还多蚊子,但苏轼一再寻幽探胜,写了大量诗记游。
飞英寺他去得很勤。从端午写的诗里可知,那天苏轼与秦观、参寥等耍得十分过瘾:坐着小轿出游,遇见美景就流连一番。天上间或飘来细雨,添了几分凉爽,他们在寺庙喝清茶吃素席,又登上飞英塔,远眺太湖云水、弁山峻岭、村落炊烟。
六月的一场夜雨后,凉风轻拂,苏轼与长子、侄婿等先绕城赏荷。蒲莲无际无涯,“环城三十里,处处皆佳绝”。随后“孤舟任斜横,中流自偃仰”。他们又登上城南的岘山,伤逝怀古;暮归时“复寻飞英寺,尽此一寸晖”。几人分韵赋诗,苏轼说,“吏民怜我懒,斗讼日已稀。”所以“能为无事饮,可作不夜归”。
不久《与胡祠部游法华山》,近观青松刺天、苍藤倒悬,遥望太湖无边。又在山寺作流杯之戏,用寒泉洗脚,很是惬意。归途十里风荷,乐工清唱《薤露》。
满城荷花,一次次让苏轼沉迷。仍是六月,与秦观等泛舟城南,赏花观叶。“绕郭荷花一千顷”,野鹤翩跹窥游船,楼阁密集似鱼鳞,触眼都是美好。苏轼写诗,有点自豪地展示了湖州的繁华富庶、秀美闲适。酒楼里、拱桥上、水槛边,市民夜以继日游玩,美人在帘后若隐若现,“楼中煮酒初尝芡,月下新妆半出帘”。
美食价廉物美,更要大书特书:“紫蟹鲈鱼贱如土,得钱相付何曾数”;他偏爱的鱼鲙,由厨师当场操作,但觉眼花缭乱、活色生香。朋友知音,酒菜可口,吃得欲罢不能,“不将醉语作新诗,饱食应惭腹如鼓”。
苏轼在湖州任上三个月零八天,除了怀念亡友文与可的文字情绪低迷,其他很多诗都乐悠悠。
入狱:柏台霜气夜凄凄
可惜祸从天降,安宁戛然而止。御史台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到湖州抓捕苏轼,元丰二年(1079)七月二十八日,皇甫遵身着官靴官袍进入州署大堂,手持笏板,神色冷峻。两个白衣青巾的狱卒紧跟他,顾盼狰狞,就像要对付寇贼。
苏轼虽提早一点得到消息,但此刻场面如此惊恐,仍然心慌意乱,一度不敢跨出内厅,还六神无主地问通判祖无颇,应该穿官服还是便装呢?后者建议仍穿官服。
皇甫遵冷着脸一言不发,苏轼以为自己被皇帝赐死,请求与家人诀别。皇甫遵这才淡然道,不至于如此。
我们在国庆节后抵达湖州,几乎所有街区都缭绕着肆无忌惮的桂花香。不过人气最旺的衣裳街,只吹拂美食的香风。老字号丁莲芳、周生记,佬钱湾仔的千张包子、卤味、粽子,夹杂牛排、炸鸡、烤蹄等新风味,熏醉食客。邻近衣裳街的旧街老巷,店铺行人稀疏得多。沿着苕溪前行,垂柳夹岸,廊桥横陈。霅溪馆牌坊前边,有苏轼举酒属客的雕塑。旁边复建了唐宋时的官方馆舍霅溪馆,用作纪念王羲之、谢安、颜真卿、杜牧等十位湖州贤守。
没走多远已到骆驼桥,它始建于唐,以形似骆驼背而得名。如今桥面平坦,车辆川流不息。桥头塑着一组健硕的骆驼雕塑,桥栏上有骆驼浮雕,以及古人咏桥与苕溪的诗歌,处处点题。桥下,工人驾着小船打捞落叶,河水清且涟猗。岸边儿童骑车绕圈,大爷抡起双臂拍打树干,茶客在阳伞下切磋棋艺,一派悠闲。
苏轼也曾在霅溪馆前赏河景、骆驼桥下看捕鱼,彼时岁月静好。
地方官被朝廷逮捕的特大新闻,迅速传开。衣裳街、骆驼桥靠近州署,涌上街头的居民,目睹那骇人的一幕,又惊吓又难过。宋人孔平仲的《谈苑》描述,皇甫遵等气势汹汹地押着苏轼,“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船过太湖、长江时,苏轼两次想投水,因吏卒严密监守未果。真是万幸,否则我们就读不到《赤壁赋》《念奴娇》等锦绣文字了。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送入京,关进御史台监狱,直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才出狱,这一年他有四个多月失去自由。案卷记录说苏轼“逐次隐讳,不说情实,再勘方招”,可见审讯者的不依不饶。宗叔苏颂九月入狱,也被逼供诱供。他的诗写道,关在隔壁的苏轼被通宵审问、辱骂:“却怜比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苏轼次年写于黄州的《晓至巴河口迎子由》回忆:“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牢狱逼仄与心底凄凉,历历在目。
神宗加强君主集权,改变了仁宗相对宽仁的政风。他多次直接下诏指挥御史台办案,兴起诏狱,不少涉案大臣被严厉治罪。苏轼担心自己无法生还,写了两首诗与弟弟诀别,托付后事: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狱中寄子由二首》
“十口无归更累人”“身后牛衣愧老妻”等句,浸满对亲人的不舍、歉疚。苏轼非常忧虑:弟弟职位低俸禄薄,儿女成行,一直很拮据,如果自己丧命,将给他增添无限负担;“老妻”其实才30岁出头,她在贫寒中拉扯一家老小,又该怎样艰辛?
第二首末尾苏轼自注:“狱中闻杭、湖间民为余作解厄道场累月,故有此句。”那几个月,杭州、湖州市民设解厄道场,为他祈福消灾,苏轼感动不已。桐乡指棺木,死后魂归何处?就把我葬在浙江西吧。
很多人担心苏轼难逃一劫,苏辙请求用自身官职为兄长赎罪,使其免于一死。范镇等名臣上书求情,王安石的亲家、宰相吴充与弟弟王安礼都劝谏神宗: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
苏轼得到宽免,也与太皇太后曹氏的态度有关。《宋史》记载:太皇太后病中闻讯,告诉神宗,当年制科考试录取苏轼兄弟后,仁宗十分高兴,说自己为子孙得到两位宰相。听说苏轼因写诗被囚,是否仇人中伤?搜罗罪证都到了诗歌里,说明他过错微小。现在我病势已重,不可因断案冤枉失实而损伤中正平和,希望你详察。
十月十五日,因太皇太后生病大赦天下。苏轼这才不再有性命之忧。
获罪:魂惊汤火命如鸡
地方官到任,按规矩要给皇帝上一封谢表。苏轼的《湖州谢上表》说,湖州山水清远,富足安宁,一向被视为优待贤者的佳郡,我竟然得到恩遇,有幸被选派到此名邦,特别知恩。然后他依照惯例表决心:一定会奉法勤职,“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
不过是例行公事,有两句话似有弦外之音,惹出灾祸:“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之前保守派与变法派交锋,司马光曾批评王安石生事。苏轼以前上书也曾说,“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
谢表立刻成为靶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与御史中丞李定上劄子谴责:“新近”等言“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苏轼对朝廷“谤讪讥骂,无所不为”,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必定倡言归咎新法,喜形于色;他的“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等诗包藏祸心,诋毁陛下出于良好用心的青苗法、水利法等,应当严惩。
苏轼的《山村五绝》等诗,的确指责变法加重了民间疾苦。苏辙为苏轼写的墓志铭说,兄长见新政不利于民,不愿漠不关心,就遵循诗人关怀时事的传统,以诗委婉讽谏,希望有补于国。言者借机污蔑构陷,酿成其罪。
苏轼的文字惹人欣赏,总是不胫而走。变法派要清扫反对者,皇帝顺势惩治苏轼,则可以遏制阻碍变法的负面舆论,弹压士大夫用诗文妄议时政,乌台诗案由此酿成。苏轼兄弟等被贬谪,司马光等二十多位收受了讥讽诗却未上报的大臣被罚铜。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猛批杜甫、白居易等,对苏轼更是破口大骂,觉得他的诗极不入流:“萎花败叶,随流而漾。胸次局促,乱节狂兴。”王夫之说得刻薄:宋人欲博忠直之名,却又畏惧,爱写“影子语”隐晦抨击。“既示人以可疑之端,则虽无所诽诮,亦可加以罗织。”所以苏轼自取其祸,他入狱后不能昂首挺胸、放言高论,一旦刑具加身,立刻说“圣主如天万物春”,极其可耻。
大难临头,苏轼不仅未能视死如归、临危不惧,还有点怯懦。却也并不觉得他有多丢脸,在类似处境中同样脆弱的人多的是。再说,他也压根儿没有掩饰自己的战战兢兢:“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
实际上,除了写诗含蓄影射,早在熙宁二年(1069)十二月苏轼就有《上神宗皇帝书》,拥护皇帝裁减皇族恩例等改革,但请求停止那些损害朝政又为害百姓的举措。当变法启动时,保守派主张逐步改良,节省官方开销,轻徭薄赋,虽宽和稳妥却难收立竿见影之效;变法派欲扭转积弱积贫局面,迅速富国强兵,出发点无可非议。但随着青苗法等迅速施行,官府与民争利、增加聚敛,百姓雪上加霜,上书反对者越来越多。
苏轼的万言书,被视为这类奏议中特别深切的一封。他说:陛下有心富国致强,但欲速则不达,应深思熟虑后从容推进,而非急于求成。商鞅变法就是不顾民心,虽能骤然富强,却也招致天下人心生怨恨。
苏轼批评新政十分尖锐:女户、单丁是孤苦无依的群体,自古统治者都注意施以同情救济,如今陛下竟连这些人也想役使。他们不是门户将绝暂未消亡,就是家有儿子尚待长大。天子富有四海,竟忍心不怜悯他们?
大批元老、大臣因指陈新法的弊病遭贬抑、罢免,有的申请外放或退休;也有许多善解人意的“新进”跃上枝头。元祐六年(1091)苏轼回忆,王安石变易法度时,我若稍微追随附和,便会得到选拔任用,但不忍欺天负心,所以上书反对。
苏轼的政治主张不见得样样妥当,但其悲天悯人的仁心与直抒己见的勇气,却可圈可点。他的名字因此比许多才士,添了厚度与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