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叶抒
1989年4月23日,加拿大温哥华天气晴朗,82岁的影后胡蝶,安详地躺在床上,窗外,天很蓝,阳光柔和,一只蝴蝶不时在窗外飞舞。胡蝶眼神有些迷离,嘴角泛出笑意,喃喃着:“蝴蝶,要飞走了……”
胡蝶 原名瑞华,著名电影艺术家。
我生于1908年3月23日,上海提篮桥怡和码头辅庆里,那日,春色正浓,窗外,天很蓝,阳光柔和,一只蝴蝶不时在窗外飞舞。
母亲躺在床上,即将临盆。
我穿过昏暗的隧道,从那个世界来到了这个世界,父亲为我取名瑞华。
年少时,我体弱多病,家里为我请了算命先生,先生送我四个字:“业成,情艰。”
因为我不肯吃饭,父亲特地为我买来各式各样的彩绘瓷碗。母亲每天调换瓷碗,碗内盛着满满的米饭,也盛着满满的故事。我一边吃饭,一边听故事,碗里的饭很快吃光了。
1911年,父亲出任京奉铁路总稽查,此职油水不少,工作繁忙,一年到头在外面跑,且居无定所。我不断随父母迁居天津、广州、北京、上海等地,还顺便学会各地的语言,京片子、广东腔、上海话,张口就来。
因为我长期随父亲在外流动,见的人也多,性格活泼、开朗。
父亲对我的成长倾注了不少心思,幼时,就请了家庭教师为我启蒙。我8岁就读于天津天主教圣功女校,女校注重培养学子的自主学习能力,因此,我自小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9岁时,全家移居广州,我进入广州培道学校读书。培道学校毕业,转入北京公立第一师范就读。16岁返回上海,住北四川路,附近有不少电影院,我经常去电影院看电影,对演员的生活充满了向往。1924年,中国第一所电影演员训练学校——中华电影学校招生,我瞒着父母去报名,改名胡蝶。
1926年,影片《孟姜女》宣传海报。
电影学校毕业,我进入友联电影公司,应邀参演了徐欣夫导演的《战功》,开始了我的演员生涯。《战功》是我的荧幕初秀,角色是“卖水果的女孩”。刚刚拍摄完毕,导演徐欣夫竖起拇指夸我:“胡小姐,在我们这里,第一次上镜就不用返工的你是第一个!”《战功》上映之后,接连不断有导演向我抛来橄榄枝。
1925年,我主演了《秋扇怨》。男主角是林雪怀,彼时,我17岁,情窦初开,雪怀如大哥哥般对我百般照顾,体贴入微,我如沐春风。
苍天厚爱,我入影圈一年居然就“火”了起来。1926年,我被“天一”老板挖了过去,接连拍摄了爱情片《梁祝痛史》和剧情片《珍珠塔》等。
在爱情的滤镜下,我眼中的雪怀英俊潇洒,温柔体贴,是世间最完美的男子,可以托付终身的人。我兴冲冲带者雪怀见父母,父亲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我心目中的“完满男子”,在父亲眼里不过是个“银样镴枪头”。
父亲并不支持我走演艺之路,但我在电影这条路上走得却十分顺畅。然而,雪怀的演艺之路却越走越窄,最后甚至接不到戏拍,不得不转行开酒楼。然而,酒楼也不好开,生意惨淡,雪怀征求我,是否可以打我这张名片?并希望尽快确定两人的关系。
1927年3月22日,在我19岁生日前一天,我与雪怀在上海月宫舞场举办了订婚仪式。请帖发出,就等于昭告世人,我与雪怀的夫妻关系确立。
订婚后,我的许多粉丝纷纷来酒楼用餐,生意也热闹了几个月,随后,即惨淡如初。雪怀认为酒楼不够新潮,于是重新装修,添置设施,他袋里没有钱,开口向我“借”。 我们都是一家人了,“借”?见外了!
“天一”老板娶了陈玉梅,自然力捧陈玉梅,我因此受冷落。
1928年,我改投明星电影公司。明星公司的郑正秋欣赏我,将我收作徒弟教导。我接的第一部电影是《白云塔》,与阮玲玉同框合演。随后,我接连拍摄了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当时,普通女工月工资约30元,我的月薪是260元,算是高工资了。
为了支持雪怀的事业,我倾自己所有薪资,还借钱让雪怀开了一家“胡蝶百货商店”,雪怀终不善经营,依然成功无望。
雪怀事业不顺,日益颓废,不断在我面前抱怨:“这个世道实在不公平,对男人也太苛刻了!男人一旦失败就被说是吃软饭;女人就不一样了,成功了,那是本事,失败了,回家伸手找丈夫要钱。……你能体会一个男人低声下气向女人要钱的感受吗?”听罢他的怨言,我无言以对。人云,夫妻本是人生的同路人,我卯足劲拼命往前冲,雪怀则拖拖沓沓不求上进,为此我们经常争吵。
雪怀创业连连失败,1931年,不得不去父亲的商贸公司上班,挂名经理。
经理自然得拓展业务,雪怀不停向公司领取经费,却不见丝毫实绩。有人告诉父亲,雪怀在外面花天酒地,甚至流连烟花柳巷。父亲勃然大怒,断了他的财路,雪怀就伸手向我要钱。他说:你千万别听信外面的谣言,都是污蔑,想要挑拨我俩的关系!
父亲告诉我,若想让他收心,就不得让他袋里有闲钱。他几次伸手向我要钱而不得,于是竟恨起我来。
因为我头戴“影星”的帽子,成了小报记者捕风捉影的目标。一日,雪怀在一张小报上看到我与张石川的“绯闻”。他卖下这张小报,来到拍摄基地,我以为他是来看我,心里生出一丝温暖。
雪怀脸上泛出浅浅的微笑,当着众人的面,酸溜溜地吟道:“蛱蝶飞来过墙去,却疑春色在张家。”此诗出自唐·王驾的《雨晴》,原诗是:“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兼无叶里花。蛱蝶飞来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有人纠正,“是邻家”。他说:“本是林家,不知何时飞入张家了。”说完,将报纸一把甩到我脸上,扬长而去。
我蒙了,站在原地发愣。我不明白,我对他是充分的信任,他居然拿捕风捉影的事儿向我发难!
不过多久,我与张石川的“绯闻”不攻自破,还了我清白。
胡蝶画像,1930年代中期的月份牌,画家陈石青绘制。
一日,我正在拍摄,有人告诉我,说门口有一位陌生男子受雪怀之托要求见我。我想,是雪怀脸皮薄,托人向我求和来了。
来人是林雪怀的代理律师,不是求和,而是转达离婚书!还捎来雪怀一封信。
看完信,我跑回家,躺在床上痛哭不止。
父亲见信,将桌子拍得砰砰响,咬牙切齿地说道:“这个不检点的东西,倒来反咬一口,怎么会不要脸到这种程度,说出这么无耻的话!”
见父亲生气,我擦去泪,又劝起父亲:“这是误会,不要生气,等我跟他解释清楚就好了。”
父亲又气又疼,说道:“我的傻女儿,因为你是明星,他就拿这些事来要挟你,向你要钱,这么简单的事,你都看不明白吗?当初你原谅了他,但是却管住了他的钱,他不这样做的话,怎么回到以前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
我继续为雪怀开脱:“雪怀肯定不是这样的人,你不要这样说他。”
父亲说:“只要你写信去跟他解释,他就会觉得你在害怕身败名裂,他之后的来信,肯定会比现在更得寸进尺!”
我不信,写了一封信做了详情的解释,他的回信果然如父亲所料。信中说的话比上一次更加决绝,斩钉截铁地表示要跟我恩断义绝。我的心碎了。父亲道:“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用离婚来要挟你,不就是觉得你怕公开吗?那我们就公开,让世人看看他有多么卑劣。”
父亲请了律师,律师觉得胜算在握,认为还可以追回过往被他拿走的部分钱财。
林雪怀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反而把自己逼向了绝路。他后悔了,求我原谅。这时,我已看清他的真面目,后悔,迟了!
原本一场简单的经济纠纷,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林雪怀靠着无赖,拖延审判长达一年之久,前后开庭八次,让我心力交瘁。这场轰动全城的“雪蝶解约案”整整持续了一年都没有了结。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雪蝶解约案”没判下,又迎来一场更大的舆论风波。
1934年,影片《再生花》宣传海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因执行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落入日本人手中,引发广泛舆论,许多人给予批评。甚至有人无中生有,说张学良在事变之夜,不仅不组织抵抗,还在北平六国饭店与我跳舞。北平大学校长马君武还作《哀沈阳》:“赵四风流朱五狂,偏偏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蝴蝶”自然指我。一时间,舆论哗然。本和张学良八竿子打不着的我,成了祸国妖女,被千夫所指,似乎成了民族的罪人。
“九一八”前后,我正忙于拍摄《啼笑因缘》。明星公司闻此为我不平,于1931年11月21日、22日连续两天在上海《申报》以我的名义发表声明辟谣,谣言才逐渐平息。
谣言的起因,源于《啼笑因缘》。
是年,明星公司购买了张恨水同名小说的电影改编权,指定我与郑小秋作主演。上海大华电影公司的顾天为闻讯,抢先将《啼笑因缘》改编成剧本,在内政部申请到准拍执照。
大华电影公司与青帮大佬黄金荣勾结,诱以高酬挖走明星公司的主要演员。我恪守做人的道德和行规,不为所动。于是,他们便编出我与张学良跳舞的谣言。顾天为为了将此“绯闻”坐实,很快又排出新剧《不爱江山爱美人》,在上海天蟾舞台公演。
次年6月,明星公司拍成《啼笑因缘》第一集。电影票被一抢而光,戏院座无虚席,即将开演之时,一群法警突然闯入影院,要求立即停映。明星公司向法院交了三万元,影片方得以放映,这背后都是顾天为捣的鬼。顾天为一计未成再生一计,再次请黄金荣出面,内政部下令,《啼笑因缘》停映。
明星公司被逼到墙角,张石川通过他人介绍拜访了杜月笙,希望能得到这位青帮老大的支持。杜月笙自称是我的粉丝,提出希望见我一面的要求。张石川闻此十分为难,我得此消息笑道:“既然他想见我,那就去一趟吧。”
张石川道:“如此行径,未免太低级了!”
我回道:“如果没有明星公司的支持,就不会有今天的胡蝶。现在公司遇到困难,我怎能袖手旁观?我必须去!”
为了确保我的安全,商定选择在我的生日宴会那天见面,在公开场所,量杜月笙不至于胡来。
那天,杜月笙如约而至,见面后,他不断赞美我:“胡小姐果然是电影界的巨星,光彩照人!”
我回道:“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艺人,怎敢承受杜先生这般夸奖。”
“胡小姐这样出色的女性,一定有很多人追求吧?”
我笑道:“婚姻大事得由父母决定,不过我心中已有所属……”
“敢问这位幸运儿在哪里高就?”
“我之前在这方面吃过一些亏,所以现在不打算将婚事对外公开。过一段时间,先生自然会知晓。”
说话间,一年轻男子手捧一束玫瑰走到我面前,向我一鞠躬,脸上挂着笑容:“瑞华,祝你生日快乐!”
来人是潘有声。
潘有声是我在阮玲玉、胡珊等一次私人茶舞会上认识的朋友。那时,潘有声在礼和洋工作,他没有什么背景,纯粹凭自己努力奋斗的人,他做事扎扎实实,待人诚恳,讲信用,会动脑筋,也善于事后钻研。他做茶叶生意时,对茶叶有相当研究,只须品一口,就能说出茶叶的产地、品级等。不久出任上海“德兴洋行”总经理一职
我把潘有声介绍给杜月笙,杜月笙则询问:“请问潘先生和胡小姐什么时候订婚?”潘有声轻轻一笑,说道:“关于订婚的事,我们两家的父母早就商量过了,不过由于瑞华的工作原因,这边还需要做一些安排,所以至今还没有正式举行订婚仪式。”
事后我才知道,父母担心我吃亏,不得不将潘有声提前推上场。
潘有声的到来,断了杜月笙的菲妄之想。事后我问他:“我怕他会刁难我们……”
“不会,杜月笙毕竟是个人物,他会注意自己的形象。”
潘有声的判断是准确的,杜月笙事后并没有为难我们。此事倒加速了我与有声的关系。1935年11月23日,我与有声在上海九江路的圣三一教堂举办了婚礼。
1933年,“电影皇后”胡蝶。
早在1933年元旦,在上海《新闻报》任职的作家陈蝶衣创办了一份娱乐报刊——《明星日报》,为扩大报纸的影响力,该报从创刊之日起,即发起一场选美“电影皇后”的活动。在选举过程中,当时有三位电影女明星:明星公司的胡蝶、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天一公司的陈玉梅竞争最为激烈。《明星日报》每日将女星获得的选票数刊登在报纸上,投票一直持续到2月28日,揭晓结果时,到会的有上海名流、电影界代表和著名律师等。我以21334票被选为“电影皇后”。其时,东北正遭遇日本人侵略。我觉得在国家遭难的时候举办此等赛事并不妥当,所以我不愿去领奖。主办方得知后,将领奖大会改名为“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决定将门票、舞票收入以及会上捐款所得全部捐给“航空救国协会”,用来购买飞机,支援抗日。
我一生演过的电影超过百部,角色从农妇,教师,千金小姐,人母等都有涉猎,对每个角色,我都努力将其演到极致。而《姊妹花》则是我演技的巅峰表演,我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角,把两个不同性格的角色演得惟妙惟肖,令观众拍手叫绝,此片打破当时国产片的票房记录,甚至流往日本、东南亚和西欧地区。
1935年,胡蝶与苏联影星李波夫奥洛娃。
1935年,苏联在莫斯科举办国际电影展览会,邀请中国电影界人士参加,其中特别指名邀请我参加。2月间,中国电影代表团7人先赴莫斯科参加影展,随后又应邀访问了柏林、巴黎、伦敦、罗马等地。我是代表团中唯一的演员代表,也是第一位出国访问的中国影星。代表团携带8部中国影片参展,其中我主演的就有《姊妹花》《空谷兰》2部。其时,国际电影界对中国电影几乎一无所知,当他们见到中国也有了具有一定水平的影片和自己的影星之后,都称赞不已。我的出访,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了一定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12日上海失守,明星影片公司毁于战火。时任上海德兴洋行总经理的潘有声,先一步到香港洋行谋职,不久我也去了香港。在香港,我应新华影业公司之请,拍摄了《绝代佳人》等片。
1941年5月23日,我主演的爱情片《孔雀东南飞》在香港上映。同年冬天,日军占领了香港,日军报道部艺能班长和久田幸助两次闯进我家,动员我与他们合作拍片,我拒绝了。和久又提出让我到东京作客,拍一部《胡蝶游东京》,宣扬所谓的“中日亲善”,我怎能与日本人为伍?我知道,留在香港,和久会不停前来骚扰,于是假装怀孕,与家人辗转返回内地。
离港前,我将30箱行李委托朋友运往内地。人到了重庆,行李却不翼而飞了,里面可是我多年的积蓄啊。有人给我出主意,找杜月笙帮忙。杜月笙我仅在生日宴会上见过一面,与他没有什么交情,他肯帮忙吗?
杜月笙说,此事他真的帮不上忙,但有一个人肯定行。
谁?
戴笠!
戴笠时任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找人找东西正是他最擅长的。杜月笙告诉我,戴笠还是我的头号粉丝。戴笠让我将丢失的物品列一个清单,不过几天,即告诉我:所有的物品都找到了。打开箱子一看,里面的东西大多都是新的,我心里一切都明白了。
面对我,戴笠微微一笑,随口吟道:“屈指颦眉叹岁华,总将心事付琵琶。不堪弹到关心处,蝴蝶双飞上鬓花。”戴笠借用明·朱权的《宫词》暗示了他的心迹:我为你所做的一切,只是希望能与你白头偕老。
我稍作沉思,回道:“蝴蝶深深浅浅黄,被春恼得一般狂。打团飞入菜花去,自信世间无别香。”我则借用宋·洪咨夔的《春思三绝》作回应:我心中只有潘有声。
不过两天,潘有声以私藏军火罪被逮捕。此时,我彻底明白,胳膊怎么也拗不过大腿。为了潘有声的安全,我只能屈服。
戴笠逼潘有声写下与我的离婚协议书,随之被释放。
同时,他建造一座新的府邸,命名“神仙洞”,我成了他的的金丝鸟。他三番五次向我求婚,我说:“雨农,你切不可为情所累,影响自己的前程。我俩结婚,对你的事业无益。”
戴笠回道:“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放弃!”
那三年的“鸟笼”生活,成了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1946年3月17日,戴笠的专机在南京岱山附近坠毁,命丧黄泉,我即刻与潘有声复婚。
著名女演员胡蝶。
戴笠意外去世后,一些狗仔小报开始发表关于我和戴笠的各种报道。我深知“人言可畏”的道理,好友阮玲玉就是因为谣言而选择自杀。我对潘有声说:“小报什么事情都会编排得出来,到时各种污水会铺天盖地泼向我,那时我会被污水淹死。”
“要不我们去香港吧?”潘有声道。
于是,我们再次去了香港。
在香港期间,我主演了电影《春之梦》等作品后,决定告别影坛。我对有声说:“你一个人打理洋行太辛苦了,从今以后,我做你的贤内助。”
就在洋行的生意逐渐好转之际,潘有声因过度劳累和沉重的压力而生病,不久被诊断得了肝癌。在他生病的那段时间里,我始终在他的病床前悉心照料。我照料他的饮食、药物和情绪,用尽一切办法帮助他恢复健康,将全部关注放在了有声身上。
1951年5月,有声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47岁。
1952年初,我在香港中环开设“蝶衣坊”的裁缝店。“蝶”字,既是对自己艺名的致敬,也寓意自己能在人生的低谷中蝶化,重新振翅高飞。
1956年,我又一次面临人生的转折。大哥胡寿恒早年移居加拿大,在温哥华经营一家中餐馆,看我一人在香港,他邀请我移居加拿大,兄妹共同开拓事业。经慎重考虑,我决定接受大哥的邀请,1957年初,我去了加拿大。在我的建议下,餐馆开始尝试举办一些中国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比如在春节期间,组织舞狮表演和中国传统音乐演出,吸引了大量顾客。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餐馆的收入,也为当地华人提供了一个缅怀故土的机会,同时也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了中国文化。
1959年,我又回到了阔别10年之久的电影界,先后为邵氏公司拍摄电影。我与萧芳芳、陈燕燕等人主演家庭电影《苦儿流浪记》,又与丁宁、洪波、谈瑛等主演剧情片《两代女性》,与姜大卫、杨志卿、严慧珠等主演电影《街童》。期间,我则凭借爱情片《后门》中的“徐太太”一角获得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我受邀在温哥华一所社区学院举办了一场讲座,主题是“中国电影发展史”。这场讲座吸引了不少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加拿大人,也让我重新燃起了对电影的热情。
受到讲座的启发,我开始在餐馆中定期举办中国电影放映活动。从香港订购了一些经典中国电影的胶片,每周末晚上在餐馆的小厅中放映。这个活动很快成为当地华人社区的文化盛事,也吸引了不少加拿大电影爱好者。
1931年,胡蝶主演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
1962年,一位来自好莱坞的导演在温哥华取景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移民的电影。他通过当地华人社区了解到了我的背景,邀请我担任电影的文化顾问。
这次经历让我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我意识到,自己可以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多次参与到一些涉及中国题材的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制作中,或担任顾问,或协助选角。
1965年,我与朋友创办了“温哥华中国电影协会”。协会致力于推广中国电影文化,定期举办中国电影放映活动和讲座。通过这个平台,我不仅为加拿大观众带来了更多优秀的中国电影,也为一些有才华的华裔导演和演员提供了展示的机会。
1966年,我参加了《明月几时圆》《塔里的女人》两片拍摄之后,彻底告别了电影生涯。此后,我继续参与华人社区活动,但频率有所减少。
1972年,中国文化部派人通过在加拿大的华人组织联系到我,邀请我回国访问。随后,我踏上了归国之路。这次回国之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不仅重访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上海,还参观了北京、广州等城市。在上海,我参观了明星电影公司旧址,我见到了一些老同事,重温往事,感慨万千。
在北京,我应邀在北京电影学院做了一场讲座,分享我在中国、香港和海外的电影经历。这场讲座吸引了众多电影学院的学生和老师,他们对我充满了好奇和敬意。我的经历为这些年轻人打开了一扇了解早期中国电影史的窗口。
这次回国之行让我萌生了为中国电影史做些贡献的想法。回到加拿大后,我开始着手整理自己保存的老照片、剧本和其他相关资料。
1974年,我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捐赠给中国电影资料馆,为中国电影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75年,我接受了香港一家电视台的邀请,参与制作一部关于中国早期电影史的纪录片。在这部纪录片中,我不仅是受访者,还担任了顾问角色。我的参与为这部纪录片增添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和趣闻,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了研究中国早期电影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1976年,我的回忆录《银幕与人生》在香港出版。回忆录不仅记录了我的个人经历,还全面回顾了中国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的发展历程。书中,我以亲历者的身份,描绘了那个时代电影人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为后人了解中国早期电影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这本书很快在香港和海外华人圈引起广泛关注,后来还被译成英文在加拿大出版。
1978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获得了更多回国的机会。这一年,我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在展览上,我看到了自己主演的多部老电影的海报和剧照,其中不乏已经失传的作品。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保护和传承中国早期电影文化的重要性。
1980年,我在上海成立了“胡蝶电影文化基金会”,旨在支持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和早期电影作品的修复工作。我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部分财产捐赠给了这个基金会。基金会的成立得到了中国电影界的广泛支持,多位德高望重的电影人担任了顾问。
1982年,在基金会的支持下,上海电影资料馆开始了一项大规模的早期电影修复工程。其中,我主演的几部已经残缺不全的老电影被列为重点修复对象。这项工程为挽救中国早期电影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4年我在给老同事的一封信中表示,很想回家乡看看,但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1986年底,我完成了长达20万字个人回忆录的口述实录工作……
1987年,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中国电影周”活动中,我被授予“终身成就奖”,以表彰我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个奖项是对我一生努力的肯定,也标志着我在国际电影界的地位得到广泛认可。
1989年4月23日,加拿大温哥华天气晴朗,我安详地躺在自家的床上,窗外的天很蓝,阳光柔和,一只蝴蝶不时在窗外飞舞。我眼神有些迷离,嘴角泛出一丝笑意,喃喃地说:“蝴蝶,要飞走了。”
胡蝶飞走了,从此岸飞向了彼岸,也带走了世人知道的与不知道的美丽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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