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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48)- “2025年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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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113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举办的第48届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在线上播出,主题为“2025年的中国经济

        与会嘉宾包括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翟东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住建部政研中心主任秦虹教授;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教授;ACCEPT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教授,ACCEPT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部副部长刘培林教授。ACCEPT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主持本次会议,并发布题为《2025中国经济展望》的宏观经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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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从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总体格局出发,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仍然巨大。具体而言,在需求侧,城镇化和农村人口转移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居民收入有待提高,7亿人尚未完全迈入现代化的生活;在供给侧,国民储蓄率保持高位,科技创新潜力巨大,人力资源总量仍在上升。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则包括:首先,GDP增速过去十多年持续下滑,2024年前三季度名义GDP同比增速降至4.06%,为改革开放以来除疫情期间外的最低水平。实际增速较长时间低于潜在增速有可能导致潜在增速下降,不利于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其次,物价仍然低迷,房地产市场尚未趋稳,股市信心仍显不足,大量行业呈现内卷式竞争,部分行业出现踩踏式出海,企业营商环境亟需改善。

        究其原因是由于基建融资周期错配以及以生产和投资为中心的经济管理体制。对于这些问题,中央政策正在积极调整应对。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延续去年会议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把大力提振消费放在重点任务的首位。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预示更加有力有效政策“组合拳”的落地实施,势必将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强劲支撑。各级经济工作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提振经济增速的紧迫性和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切实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报告建议,在以下领域亟需加快加力落实相关政策:全面取消房地产限购,中央政府增发全国性消费券,扩大以旧换新政策支持范围,重点补贴低收入群体,大幅增发国债置换地方债务,大力发展国债市场,争取三年内解决地方债务困境,同时,将一定比例的间接税征收环节后移,切实改善营商环境,稳定外资和民营资本投资预期,以新型全球化引领者的姿态积极主动改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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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稻葵从三个方面对当下的经济形势进行了概括:首先,对当下形势应保持信心。他认为2025年的形势相较于2024年会整体回暖,2025年中央政策方向明确,很可能是增长速度不断下行的趋势得到逆转的一年。

        其次,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是当下的关键。过去40多年,地方政府承担起了经济活动中“小太阳”的角色,大力建设基础设施、招商引资,充分展示了政府的力量。但是近年来地方政府活力不再,反而被债务问题严重拖累,这不仅影响了GDP增速和实际财政支出,甚至不得不通过一些短期行为,比如倒查企业税收,来偿还银行贷款。这样的行为导致营商环境变差、经济流转变慢。李稻葵表示,中央财政情况其实是富余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中央增发国债,不再让国债缺位。发国债的目的是提供金融服务、获取国际金融资源,也是从本质上解决基建融资期限错配的问题,拉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债务期限,缓解地方偿债压力。

        第三,2025年是转折的一年。尽管股指肯定会出现波折,但全年还是会实现正增长。在房地产问题上,应全面取消限购,或对限购进行网格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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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虹指出,房地产止跌企稳中理想的“稳”是所有的指标实现非负增长,真实的“稳”,主要是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稳定。而房地产开发投资稳定要求房地产成交量稳定,主要取决于价格。房地产行业现在面临着很大挑战,部分城市的核心地段已经出现了止跌企稳的迹象,但在全国范围还做不到。

        中国房地产的需求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上一轮去库存导致的供给透支和需求透支问题;二是未来百姓对住房需求减弱的问题。她认为,未来有希望稳定在一年新房销售8亿平方米左右,但是达到这个水平取决于投资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2025年的房地产是结构性企稳,全面企稳可能还有难度。

        头部和非头部的房企情况不同,现在房地产在进行结构性的调整。虽然央国企还在不断的发展壮大,但未来头部民营房企的机会越来越小。如果三四线城市有一批深耕本地的房地产企业其实是很好的,但它们没有受到投资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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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尚希认为,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加力”和“提效”,体现在赤字率的提高、国债发行的规模扩大以及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提升上。但由于财政支出的效果面临体制、结构等多方面障碍,例如城乡二元结构、地方财政错配以及产业结构失衡等,使得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明显下降,影响了财政政策的传导效能。针对债务问题,中央政府应承担更大的债务责任。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极大,而中央政府拥有更强的资源和信用能力来化解债务危机,可以通过超长期国债等手段支持地方财政,并强化财政货币政策一体化,高效释放经济活力。

        关于主权信用货币的潜力,刘尚希表示,只要债务与资产、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循环能够保持良性,赤字率与债务水平就不会成为核心问题。传统“3%赤字率”和“60%负债率”的国际惯例在中国被教条化使用,决策层可以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加财政支出来推动经济增长。他相信,2025年是中国财政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转折点,通过大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优化资源配置、盘活存量资产等措施,中国经济有望在未来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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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东升强调,应从货币史的角度关注政府债务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在如今本币计价取代金本位的背景之下,本币计价的国债多多益善,只要与总的经济活动和科技进步相匹配就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因此应解放思想,适度增加国债发行以刺激经济。

        关于美国问题,翟东升用“七高七低”总结特朗普政府政策,涵盖了关税、调整对外援助政策、能源政策等方面。他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各项政策均指向拆解全球新自由主义,且与普金政府有私人关系,但不太可能引发美俄联手抑制中国的情况。此外,2024年作为全球超级大选年,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继抬头,但总体上看,大选后世界政府构成有利于中国。美国股市方面,长周期表现与短期政治事件并不相关,主要受美联储政策的影响。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翟东升表示,福利、养老与生育是未来中国保持经济增速的关键,中国应坚定信心,积极应对内外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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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清友认为,2025年政策调整带来的市场情绪溢价将持续存在。他建议一般投资者应关注高股息股票和债券,因为这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低利率周期的有效策略。同时,银行股的上升趋势可能接近尾声,但长期持有高股息股票仍是稳健的投资选择。

        关于黄金市场,管清友认为当前黄金价格的牛市与对主流国际货币体系的不信任和国际局势紧张有关。他预测,中美关系的变化可能会导致黄金牛市的结束。总体而言,他建议投资者应关注长期趋势,并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保持谨慎。

        在国际投资方面,管清友认为,资本泡沫和金融泡沫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考验企业韧性的时期。中国企业家和投资者应具备韧性,在出海和国内投资中保持耐心。他以房地产和中美关系为例,说明了市场和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以及企业家需要具备的长远视角。

        技术领域的迭代,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商业模式的应用场景,将为企业家带来新的机遇。管清友以日本的二手店和中国数字化转型为例,说明技术进步对传统行业的改造潜力。同时,还强调了消费领域作为经济基本盘的重要性,认为其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行业存在很大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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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培林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政策方针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比2010至2023年的13年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一个很大的方向性调整。此前类似的转折性政策调整只发生过两次,分别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刘培林认为,在当前的决策体制下,中央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部署的方向性非常明确。但是决策之后,执行体制是否可以很好配合将是下一步的问题。如中央层面发债,目前从执行层面上看存在脱节。原因有认识上的不足,也有各执行部门资源调配上的困难。2024年进一步强调了23年提出的宏观政策协调一致性的问题,这一问题非常重要,既需要学者的理论支持,也需要各部门在实践中探索。

        对于2025年的目标GDP增速,刘培林预计会设定在4.5-5%区间,考虑到汇率及国际因素,倾向于增速目标定在5%。但他同时指出,实际增速比名义增速更加重要,GDP平减指数能否由负转正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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