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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王诜的交谊及“西园雅集”之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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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二年苏轼与王诜两人遭贬,天各一方,中断联系长达七年之久。北宋历史进入元祐朝,幼冲的哲宗在皇帝位,但垂帘处理朝政的却是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氏。朝局因此巨变,之前得势的新法派全部被赶出朝廷,原来被执政者排挤失势的反对派人士重新得到起用,苏轼兄弟均被召回朝廷,且获得快速提拔,居于重要职位。王诜也顺利结束贬谪生涯,回到京城,恢复了其驸马都尉的头衔,且获得了登州刺史的官职。


元祐元年七月,苏轼与王诜在皇宫殿门外相见。两人对贬谪余生得以重聚京城颇为感慨,王诜作诗赠苏轼,苏轼和答,此即保存于《苏轼诗集》卷二十七的《和王晋卿并引》。苏轼在诗中说:“岂知垂老眼,却对金莲烛。公子亦生还,仍分刺史竹。”面对命运的巨变,难免感慨万端,恍如梦幻。自此,他们又恢复了较为频繁的诗文、书画往来。元祐二年,王诜患耳疾,有诗赠苏轼,苏轼戏作《次韵王都尉偶得耳疾》酬答宽慰之。这一年,还有一次在历史上甚为著名的“西园雅集”活动。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元祐二年》“集于王诜西园”条,依据此次雅集活动参与者之一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认定雅集的时间为是年。孔凡礼《苏轼年谱》则系于元祐三年,以为雅集参与者之一秦观被召入京是此年事,谓:“此图乃绘本年事。”关于此次聚会,历来聚讼纷纭。

*文章节选自苏轼和他的朋友们》(杨胜宽 著 三联书店20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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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北宋] 李公麟 西园雅集图(局部)
苏轼与王诜的交谊及“西园雅集”之争议(节选)
从《宣和画谱》等记载王诜生平事迹的材料看,他自幼就有比较好的文学艺术修养,善为文,喜作诗,能填词,书画尤为擅长,留下的名作甚多,在当时及后世具有广泛影响。特别是水墨山水画,构思、布局、用墨、技法等,都能别开生面,独具一格。苏轼称赞其“得破墨三昧”,表明其方法和风格,并非靠模仿依傍别人,而是能够领悟与创新,表现出自己的独特个性和鲜明艺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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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诜 《渔村小雪》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

在两人漫长的交往历程中,虽然书画往还最多,但彼此交流的方式,不仅有在书画领域的专业对话,还有大量的诗歌交流。比如苏轼为王诜创作的《烟江叠嶂图》题诗,王诜随即进行和答;苏轼复次王诜诗韵,王诜又作再次韵诗。两轮酬唱,各自都能道出不同内容与情怀,显出其诗歌驾驭能力很强,并不怎么逊色于苏轼这样的一流大诗人。我们从苏轼所写与王诜相关的诗歌作品中不难发现,相当一部分是苏轼次韵王诜赠诗,表明作为画家,王诜并不仅仅是被动地应答诗友的赠诗,反而有不少次是主动发起者。这也说明王诜的诗歌创作能力甚强,面对苏轼这样才思敏捷的大诗人,他也具备足够的交流互动能力。
前文试图就熙宁年间苏轼写录那么多不满新法及执政者的诗歌作品给王诜的动因做出推断,着重分析了王诜在政治上可能是苏轼的同盟者、支持者及同情者,但这或许还不是全部原因之所在。因为当时政治上与苏轼同声相应的文人士大夫数量并不少,何以苏轼对他们没有采用与王诜类似的诗文交流方式?另一个可能的原因也许是,两人有进行诗歌创作艺术切磋的用意。在整个熙宁时代,苏轼与王诜都没有保留彼此进行诗歌唱和的作品,究竟是本来未进行这种交流还是有了交流而未能保留,其真正原因今天已难以断言,但也不排除王诜此时可能还不很擅长诗歌写作,苏轼写录部分作品给王诜,让其观赏琢磨,以增强其对诗歌艺术创作技巧的了解并提高其这方面能力的可能性。从王诜建好宝绘堂,特意邀请苏轼为之作记的情形看,王诜对苏轼的文学才能是高度认可的,所以希望多读一些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情理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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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行书《题王诜诗帖》页,书于元祐元年九月八日
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文人推崇并流行的交往方式,是在私家园林或者野外名胜地举行各种聚会,在一起饮酒赋诗、从事书画创作或品鉴,把这视为士林之雅事盛事,能够彰显文人的雅趣乐趣。久而久之,在他们之间逐渐形成理念相近、意趣相投的文学艺术群体,彼此提携鼓励,形成一道宋代文坛的壮丽景观。此种方式虽然不始于宋代,但宋代的文人聚会及文艺团体的兴旺盛行,无论规模还是频率,都非前代可比。这种风气之日益浓郁,跟宋代重文轻武的立国方针、士大夫优厚的俸禄及得到保证的休沐制度、文人创作群体及流派的发展壮大等,都有一定关系。《宋史·艺文志一》分析宋代文学兴盛的原因时指出:“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累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现代学者也注意到宋代文人团体兴盛对文学艺术繁荣的促进作用:“唐代知识分子间那种座主与门生的密切关系,到了宋代,已显然被文学集团、文人群体所替代,北宋的欧、苏、梅,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及江西诸子,南宋的四灵、江湖诗人词人群,乃至许多诗社、词社,都是在文学共同兴趣的基础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结成或十分紧密,或相对松散的群体,对文艺创作进行认真的交流、切磋和探讨……从而促进了文艺创作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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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诜行草书自书诗卷

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作为元丰、元祐时代的士人代表和文坛盟主,自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发挥着巨大作用。与王诜交往直接相关的,即历来争议不断的所谓“西园雅集”一桩公案。笔者曾在《苏轼与米芾交往述评》及《苏轼与李公麟交往考评》两文中,分别对部分问题进行了考察分析,但由于王诜是此次“雅集”的召集人,他家花园也是“雅集”的举办地,故仍有必要对相关争议问题进行再梳理、再辨析。
关于“西园雅集”的争议,涉及的问题甚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哪些人参加了雅集活动?过去的资料所记载的参与人数、人员颇不一致,在衣若芬《一桩历史的公案——“西园雅集”》一文所列的对照表中,人数有十六、十四、十二人之别;人员差异,则在米芾《西园雅集图记》、李公麟《西园雅集图》标名、杨士奇《西园雅集图记》、陈思允题《西园雅集图》、杨士奇《西园雅集图记》引述宋代画家刘松年临李公麟画五种记录中各有不同。令人诧异的是,据传同样参加了雅集活动的米芾和李公麟,两人所画所记的参加人数相同,而人员则有差别。除去两者一致的人员外,李公麟《西园雅集图》有王巩、元冲之、公素,而米芾《西园雅集图记》却是李之仪、晁补之、郑靖老;而在杨士奇的《西园雅集图记》里,王巩又换成了陈师道,但他所引述的刘松年临摹李公麟画,却没有陈师道、张耒、晁补之、李之仪四人,参加人数变成了十二人。面对这种情况,要选择一个可信度相对较高的说法,笔者以为应该首先相信此画作者李公麟所标注的人员,因为他对雅集参与人员既画其形,又标其名,应该是最准确无误的。只可惜李公麟《西园雅集图》真迹早已不传,自北宋、南宋郑天民、叶梦得、刘克庄等人以还,所见的都是存世的临摹本,而临摹本作者,有的会在原作上擅自进行增减处理,造成不同版本《西园雅集图》所记的混乱。因此,传为李公麟所作的《西园雅集图》标示的人名,是否与真迹完全一致,在未见到真迹之前,依然无法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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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刘松年 西园雅集图
其次,雅集活动进行了一次还是两次?关于雅集活动,历来有一次和两次的不同说法。明确雅集活动举办过两次的,以元代袁桷、陆友仁为代表。袁桷《题李龙眠雅集图》云:
龙眠旧作《雅集图》在元丰间,于时米元章、刘巨济诸贤皆预,盖宴于王晋卿都尉家所作也。嗣后诗祸兴,京师侯邸皆闭门谢客,都尉竟以忧死,不复有雅集矣。……此图盖作于元祐之初,龙眠在京,后预贡举。考斯时之集,则孰为之主欤?曰此安定郡王赵德麟之集也。德麟力慕王晋卿、侯鲭之盛,见于题咏。1
按照袁桷的说法,元丰年间的雅集,李公麟画了一幅《雅集图》,参与人员只提到米芾、刘泾二人,其他还有哪些人,并未逐一罗列。元祐初的雅集,李公麟又作了一幅《雅集图》,文中提到苏轼及苏门人士张耒、秦观、黄庭坚等,还言及“文潜嗜饮,樽罍满几者,其实也;少游凝然有思,其《小秦王》之意乎?鲁直每遇家妓辄书裙带,今乃题卷,犹故态也。东坡公精神凌厉,见于笔墨,而待门下三客,盖未尝以此易彼……”所描述的乃是画中形象,但其他人则未一一指明。而关于举办的地点,他推测是在赵令畤(德麟)家,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乌台诗案”后,当初参与雅集的人多遭遇贬谪,天各一方,京师侯邸皆闭门谢客了,驸马都尉王诜竟以忧死,所以不复有在他家花园举办雅集的条件和可能了。二是元祐初的雅集,既然王诜已死,那么聚会只能换地方了,换在了什么地方呢?他认为最具备条件的应该是安定郡王赵令畤家,他向慕王诜的好客之风,所以当仁不让地当起了活动的召集人。
然而,袁桷的记载是严重失实的。王诜的确因受“乌台诗案”牵连被罚、被贬,但元祐初与苏轼兄弟等新法反对派一道,都被召回了京城,不仅恢复了其驸马都尉的头衔,而且还被任命为登州刺史;他并没有忧死于元祐之前,而是活到了徽宗崇宁三年(1104)以后,至少比苏轼晚死三年以上。如此一来,所谓王诜忧死,元祐初的雅集地点只能变换到赵令畤家的推测就失去了合理性前提。事实上,从上述王诜与苏轼交往情形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在元祐年间的诗文书画交往仍然相当频繁,在王诜家花园举办雅集的时机、条件均不会有任何问题。
稍晚于袁桷的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上记载此事的观点与袁桷完全一致:“李伯时《雅集图》有两本,一在元丰间,宴于王晋卿都尉之第所;一盖作于元祐初安定郡王赵德麟之邸,刘潜夫书其后云……”第二次用一“盖”字,表明其不能十分确定,只是推测或者设想而已。他似乎比袁桷更加心中无数,对于哪些人参加了这两次雅集活动,只字未提。
认为雅集只有一次的,以南宋刘克庄为代表。他在《郑德言书画·西园雅集图》中言:“本朝戚畹惟李端愿、王晋卿二驸马好文喜士,有刘真长、王子敬之风……二驸马既贤,而坐客皆天下士……未几而乌台鞫诗案矣,宾主俱谪,而啭春莺辈亦流落于他人矣。”按照刘克庄的说法,在王诜家举办过一次雅集活动,时间是在“乌台诗案”发生之前的熙宁至元丰二年间,参加者皆当时名士,但未详其人。“乌台诗案”导致苏轼、王诜等人皆遭贬谪,王诜的家妓六七人均流落于他方,雅集之事便再未举办了。事实上,随着元祐朝局更迭,原先参与雅集的这些人,都悉数回到了京城。王诜照样发扬其“好文喜士”的风格,与苏轼等人的交往依然频繁,在其家再次举办雅集,不仅有条件,而且也有可能。
据此,李公麟所画的两本《西园雅集图》,对应的是两次“西园雅集”活动,一次在熙宁十年,一次在元祐二年或者三年。两次活动都应是在王诜家的花园举办,参加者也许不尽相同,但苏轼、李公麟、王诜及苏门人士大多参与,则是历来一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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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北宋] 李公麟 西园雅集图
再次,米芾作没作《西园雅集图记》?对米芾作《西园雅集图记》持否定观点的是就职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学者衣若芬。她在《一桩历史的公案—“西园雅集”》一文中,专门考证了《西园雅集图记》在历代文献记载中的情况,其基本结论是怀疑米芾曾作此文:“所谓的米芾《西园雅集图记》可能是后人依据黄溍《述古堂记》中记载的《述古图记》,在曾鹤龄之后逐渐成形的作品。”其所持的理由主要有:一是因该文不见于米芾《宝晋英光集》正编,仅见于《补遗》部分,认为非南宋岳珂编纂米芾诗文集所见,该文正式见于文献记载,始于明代,有可能系后人伪托。二是该文的称谓用语与米芾通用的不相吻合,她重点列举了对苏轼的称谓,认为在米芾诗文中,通常称其为“东坡”或“东坡居士”,而该文尊称为“东坡先生”;又谓该文自称“米元章”,不符合古人的一般称谓习惯,应该自称“米芾”“米芾元章”“芾”。三是北宋宣和年间画家郑天民作有《述古图记》,元代黄溍为友人缪贞作《述古堂记》,其中记载了《述古图记》,后人在上述两文基础上进行“精细”加工,就成了托名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
虽然衣若芬对米芾是否作过《西园雅集图记》进行了颇为细致的考证,但所持的证据和得出的结论其实不太令人信服。首先,因《西园雅集图记》始见于明人的文献记载中就怀疑其真实性,这显然不够科学。因为岳珂编纂米芾诗文集的时候,只是搜集了作者《山林集》(一百卷)中的十分之一,大量作品没有搜集到。历代文人不断加以辑佚补缺,有些文献会较晚面世,这种情形是非常普遍和正常的。其次,说米芾对苏轼的称谓与其常用的不一致,因此怀疑文章非米芾所为,这也难有说服力。因为米芾为人极为自负,世人目为“米癫”,《四库全书总目·宝晋英光集》提要云:“元丰至金陵,识王介甫,过苏州识苏子瞻,比日不执弟子礼云云,其自负殊甚,殆犹颠态。”其对苏轼怎么称呼,恐怕难有规律可循,比如现存《宝晋英光集·杂著》中,就有直接称“苏轼”的,也有自称“米元章”的,总不能据此就说《杂著》也非米芾所作吧?至于认为《西园雅集图记》乃明代曾鹤龄之后的某位文人参照郑天民《述古图记》、黄溍《述古堂记》而作,则更加让读者困惑。虽然衣若芬将米芾《西园雅集图记》、郑天民《述古图记》、曾鹤龄所说《古图记》用列表对照的方式进行了分辨,但怎么能以文字的大同小异证明不是后来的人沿袭了米芾,却坚持认定米芾文章本不存在?这些表明这桩公案的确仍有很多疑点。比如依照衣若芬的观点,黄溍《述古堂记》在郑天民的《述古图记》、曾鹤龄所称的《古图记》之间具有非常关键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但她并没有将其与《述古图记》进行文字对照,也没有解释清楚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只说“可能是后人依据黄溍《述古堂记》中记载的《述古图记》,在曾鹤龄之后逐渐成形”,这是不足以解决米芾《西园雅集图记》是否乃后人伪托这一重大学术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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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李世达 《西园雅集图》局部

纸本彩墨 明代中期 苏州美术馆藏
笔者之见,在没有更加有力的证据证明《西园雅集图记》非米芾所作之前,我们还是不要轻易得出否定性结论。

苏轼和他的朋友们

杨胜宽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11

ISBN:9787108079268 定价:78.00元

本书以文化学的宏观视野对苏轼与友人交游做个案研究,由“小细节”透视“大结构”。对象以苏轼前辈、同辈友人为主,可以看到前辈对苏轼思想、政治、文学、学术诸方面的深刻影响,同辈友人与其彼此因为政治立场、人生操守、文学情趣等方面因素的积极作用,交往关系日益密切。北宋时期的一些重大政治与文化事件,如“濮议”之争、熙宁变法、元祐党争、西园雅集等,对他们的交往及情感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交往过程,为苏轼一生重要面向的再现,更集中呈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可谓是北宋政治与文化的集中体现。


苏轼与苏门六君子

马东瑶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11

ISBN:9787108079503 定价:79.00元


元祐元年(1086),苏轼与黄庭坚在汴京首次会面,虽然此前却早已书信往来多年。二人与随后来到京师的秦观、陈师道、晁补之、张耒、李廌交游酬唱、谈诗论文,形成元祐文坛蔚为繁盛的局面。作为这一集团的领袖,苏轼虽然早在熙宁年间已经开始陆续与晁、张等人相识相交,但元丰二年(1079)的贬谪黄州,不仅对于苏轼个人来说是人生的巨大转折点,对于苏门文人集团的形成也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在苏轼最为失意的时候,在过去的友朋对他纷纷避之唯恐不及之时,六君子或不断致简问候,或亲至黄州探望,从此奠定了终生不渝的师友之情。政治的打击使他们客观上有了更多探讨文学的机会,苏门文人集团正是在黄州时期初具雏形,而此后得以不断发展成熟。尽管六君子与苏轼是以文相交,但正如黄州在他们的交往中所具有的独特意义一样,苏门文人集团蕴含了文学以外的更多意涵。这正是苏轼与六君子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屡次遭受打击,而苏门文人集团却始终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之一。

本书深入探讨苏轼与“苏门六君子”的历史地位与文化影响。全书四章,包含绪论与结语,采用还原历史、追索过程、解读原因的研究方法,将苏轼与“苏门六君子”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视野中。书中从道德评价的角度出发,考述“苏门六君子”称谓的来历,揭示其复杂的历史文化信息,分析文人集团的形成原因、“六君子”在文化史上的典范性及典范化过程。同时,书中还从多个角度论述六君子的文学活动和创作,包括唱酬文学的重新解读、贬谪文学的探讨,以及从学术论争的角度审视“六君子”的相关文学创作,以新的视角论证了六君子文学的独特成就和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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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与蜀学研究

蔡方鹿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11

ISBN:9787108079701 定价:79.00元

本书是一部论文集,收录了作者多年来在三苏与蜀学研究方面的成果。作者通过梳理三苏蜀学的历史渊源与形成及其学术传承,并通过对该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如三苏、扬雄、魏了翁、杨慎等蜀学大家的学术思想的分析,勾勒出蜀学的历史脉络与文化传承。作者在研究中采取“点、线、面”相结合的形式,把个案研究、断代研究和蜀学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尤其把三苏蜀学与整个蜀学、巴蜀哲学、巴蜀经学联系打通,做了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集中呈现了作者在广义三苏蜀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苏海观澜

周裕锴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11

本书是一部全面研究苏轼的学术论集,汇集了周裕锴教授对这位宋代文学巨匠的深入考论、研读随笔、书评序跋。书中不仅涵盖了苏轼的治国理念、廉政思想、教育思想、美学思想、诗歌理论、嗜石趣味、禅悦倾向及文献考证等多个方面,更进一步探讨了苏轼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通过对苏轼诗、词、文及书画作品的细致解读,本书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苏轼的思想体系与艺术观念,展现了其独特的文化贡献与人格魅力。书中各篇论文均基于扎实的史料与严谨的学术态度,力求观点新颖、论证充分,为苏轼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此外,本书还探讨了苏轼的艺术人生智慧对当代文化的启示与影响,引导读者在理解苏轼的同时,思考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对于从事苏轼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化研究的学者与学生而言,本书无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与学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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