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刘子超的新作《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获得众多读者和名家的推荐,获评权威机构的年度好书。
2.《血与蜜之地》跟随刘子超从的里雅斯特出发,穿越巴尔干半岛,最终抵达半岛最南端的城市雅典,展现异域风土人情和复杂历史。
3.作者在旅途中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如莫斯塔尔的银行职员达米尔,他们的故事揭示了民族主义情绪、贫穷与激进之间的相互关系。
4.通过旅行和写作,刘子超捕捉世界变迁中的细节,以细致地描绘人物生存经验,构建出属于他的世界。
5.旅行与写作的价值在于展现世界的深邃与稳固,这也是刘子超始终投入其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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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刘子超的中亚游记《失落的卫星》让我们从封闭的家中漫游到异域,这本书获得豆瓣年度中国文学(非小说类)第一名。
中亚之旅后,我们一直等待着他再度出发。四年后,终于,他带回新作《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
从北到南,由冬入春,这一次,刘子超带领我们穿越素有“欧洲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半岛。8个国家,23个城镇,再度见证世界的细碎与广阔。
《血与蜜之地》出版后再次获得众多读者和名家的推荐,先后获评《文学报》、搜狐文化、探照灯书评人好书榜等权威机构的年度好书,刘子超本人更是获得豆瓣“年度作者”的殊荣。
著名诗人北岛长期关注刘子超的写作,他在读完新作后如此评价:“刘子超的新作《血与蜜之地》以独特的角度进一步拓展人类生存的视野。他越写越好,作为中文读者之一,我为他骄傲,并期待那寻找异乡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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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媒体人梁文道也同样赞赏刘子超在写作上的飞跃:“在短短五年之间,刘子超以惊人的写作能力,重新塑造了中国旅行书写的面目和版图。”
从漫游中欧的惊艳首作《午夜降临前抵达》,再到最新的厚重之作《血与蜜之地》,刘子超的旅行文学之路已经走过漫长的十年,这既是对世界的细致观察,也是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反思。他用细腻而富有张力的笔触,将异域的风土人情和复杂历史呈现于读者眼前,为中国文学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下面,我们就通过刘子超的自述,回顾他走过的路,遇见的人,亲身经历的世界变化。
旅行就是与人相遇
刘子超
我是刘子超,是一名作家。这些年我写过四本旅行文学:《午夜降临前抵达》(关于中欧)、《沿着季风的方向》(关于印度和东南亚)、《失落的卫星》(关于中亚),最新的一本叫《血与蜜之地》(关于巴尔干)。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一位中文作家对世界经验的表达。对我来说,世界就像一幅拼图,而我想用未来更长的时间,以一个中文作家的视角,将这幅拼图拼贴完成。
某种意义上,《血与蜜之地》可以算作我的第一本书《午夜降临前抵达》的续篇。《午夜降临前抵达》讲的是我在欧洲腹地的见闻:从柏林出发,漫游欧洲大陆,到达意大利的边境城市、巴尔干半岛的门户——的里雅斯特。《血与蜜之地》则是十年后从的里雅斯特启程,穿越巴尔干半岛,最终抵达半岛最南端的城市——雅典。
回首旅行写作的这十年,我发现自己渐渐得出了一个朴素的观点:旅行写作的核心,不仅是从外部旁观,更需要深入接触和理解那里的人——书写人类的命运如何在漫长的时间、记忆和地理的褶皱中发挥作用,是我的写作所要追寻的目标。
观念虽然重要,实践则需要面对更多意料之外的挑战。比如写完《失落的卫星》之后,疫情骤然而至,打乱了我接下来的计划。在度过了最初的忙乱后,我去了拉萨,找了份工作,同时等待重新上路的机会——我以为不会等待太久。
三年过去了。
2022年11月,我才有机会再次启程。我先飞到巴黎,却被告知行李落在了北京——机场的工作人员似乎已经对国际托运变得陌生。同样变得陌生的还有眼前的世界——如果说严肃的旅行是一门艺术,在最初的一个月里,我发现自己僵硬而笨拙。
因为疫情原因,下一班从国内飞往巴黎的航班要在一周以后,而最近一趟航班是三四天后飞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为了拿到行李,我只能往北走,穿过法国北部,进入尼德兰地区。我在比利时、荷兰闲逛了一阵,走访了几家修道院啤酒厂。我发现,酒厂附近有大片大片的墓地,全都埋葬着一战阵亡的士兵,几个人共用一个墓碑。
我当时有了一个想法,是否可以写一本关于战场的书。从比利时到荷兰,是一战的西线战场,继续深入欧洲中部,就会经过二战的战场。再从这里往南走到巴尔干,就会抵达南斯拉夫解体战争的战场。而往东走,就会进入俄乌战场。
一战士兵墓碑群
我拿到行李箱后,就按照这个想法往东走,走过德国、波兰、捷克,再进入奥地利。我重访了《午夜降临前抵达》中写到的一些旧游处——德累斯顿、布拉格、维也纳、的里雅斯特。我发现我依旧喜欢那些地方,不仅是因为那份久违的自由,也因为附着在那些地方的回忆。
不过,关于《战场》这本书的想法在进入奥地利后,有了一些变化。在维也纳的陆军历史博物馆,我看到费迪南大公遇刺时身穿的天蓝色制服,领口是一个小小的弹孔——正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的一枪,点燃了一战的战火,造成了我在比利时看到的那么多人的死亡。
费迪南大公遇刺时身穿的制服
接着,在奥地利南部的格拉茨美术馆,我又看到了波黑女艺术家卡里梅奇的作品《波斯尼亚女孩》,背景就是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内战期间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种族大屠杀。
斯雷布雷尼察位于波黑东部,紧邻塞尔维亚边境,是塞族共和国境内的一块穆斯林飞地。1995年7月,波黑战争已近尾声,这里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种族屠杀事件。
艺术作品《波斯尼亚女孩》
波黑塞族军队在拉特科·姆拉迪奇将军的指挥下,占领了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在短短数日内屠杀了近八千名波什尼亚克族男性。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后来被国际刑事法庭定性为种族灭绝,成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严重的种族屠杀事件。
当时我非常震惊:在我们认为已经和平的1990年代,欧洲大陆上竟然还有种族屠杀发生。这让我突然意识到,巴尔干本身就隐藏着足够多的历史和故事,拥有足够的深度。
十年前,在写《午夜降临前抵达》时,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似乎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民族主义常被视为一种陈旧过时之物。然而,过去十年的现实表明,一股强劲的民族主义浪潮正在重新席卷世界。全球化的副作用、移民潮与难民潮、科技革命带来的不确定性,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孤立无援,因而重新投入民族主义的怀抱,寻求慰藉和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巴尔干半岛,重新寻找那些“血与蜜”的印迹,或许会让这段旅程和这本书都多一分现实意义。
我并非学者,而是希望怀揣一颗作家的敏感之心,以探寻的视角,带领读者一起深入陌生之境。如果说,一路上的城市和乡村是点,我的行走是线,那么我在旅途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就是写作的主轴。
每一次陌生的相遇都是一次邂逅,像交错而过的流星,划出火花。我想要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火花,因为我知道每一个人的故事,既属于他自身,同时也是那片土地的切片。
在波黑的城市莫斯塔尔,我遇到了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银行职员达米尔。
对波黑的名字,大家或许并不陌生。它曾经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我们耳熟能详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地下》等都发生在波黑。
波黑虽然名义上是一个国家,但是两个实体各自维护着独立的主权和边界,各自拥有总统、总理、各部长等政府机关、议会、警察。代顿和平协议虽然停止了战火,却未能实现深层次的民族和解。所以,时至今日,波黑仍像一颗悬挂的定时炸弹,内部的紧张关系随时可能再次引发冲突。
我去莫斯塔尔,到那里是为了去看一座奥斯曼时代的老桥——那是波黑最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不过,当我来到莫斯塔尔以后,我惊讶地发现,尽管波黑战争已经结束近三十年,莫斯塔尔的市景却像定格在了那时一样:街边的建筑物布满弹孔,被炮弹炸毁的房子就那么留在原处。
莫斯塔尔的老桥和被炸毁的房子
莫斯塔尔本身也是一座分裂的城市。这座城市有两套邮政系统、两个汽车站、两支消防队、两所综合性医院、两家电力公司、两支足球队、两个垃圾回收厂和两家热门夜总会。它们泾渭分明地服务于这座城市的两个主要族群:波什尼亚克族和克罗地亚族。
两个族群的界线分明,沿着城中一条南北走向、与内雷特瓦河平行的大道形成事实上的分界线:波什尼亚克族居住在分界线以东,克罗地亚族居住在分界线以西,而大多数塞族人已经逃离此地。
这条分界线曾是战争期间的前线,沿途随处可见弹孔和废墟。尽管分界线早已失去原有的军事意义,但它仍然深深地印刻在人们心中。时至今日,两个民族的居民依旧很少越过这条界线,甚至有许多年长者再未去过对方一侧。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公共设施都有两个的原因——每边一个。
不过,我后来得知,有一个例外存在:莫斯塔尔唯一的大型购物中心坐落在克族一侧。有时,一些追求时尚的波什尼亚克女孩会跨过分界线,去购物中心里的ZARA购买新款服装。
时至今日,这条分界线就像一条长长的刀疤,成为人们心中不可磨灭的伤痕,也像某种隐喻,揭示了莫斯塔尔乃至整个波黑,为何至今仍陷于一种半瘫痪的状态。
莫斯塔尔街景
在波黑,三个主要族群——波什尼亚克族、克族和塞族——在多数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失业问题严重是他们难得的共识。受到腐败、裙带关系和经济停滞的影响,波黑是世界上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莫斯塔尔的旅游业成为当地居民能赚到一点钱的少数机会。
我就是这样认识的达米尔。他出生于莫斯塔尔郊外的一座克族村落,在城里的一家银行工作。我请他开车陪我去莫斯塔尔西南的克族聚居地转转。我们谈妥了价钱——他会提供车辆,兼任司机和向导。他的开价相当合理,尽管那是个工作日的上午,他还是承诺会在一小时内与我碰面。
我们坐上达米尔的车,进入地势崎岖的山区。这里算是巴尔干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当地有句谚语,只有蛇、石头和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才会在这里生长。实际上,这片土地至今依旧是民族主义情绪最高涨的地区。你会意识到,很多时候,贫穷与激进互为因果,相互维系。
莫斯塔尔街景
我们那天一起转了很久,聊了很多,但我一直有一个好奇:既然达米尔在银行工作,怎么能在上班时间跑出来?
达米尔解释说,莫斯塔尔的薪资水平很低,即便像他这样的白领,每月也只有寥寥几千块钱。虽然晋升之后薪水自然会多一些,还有拿回扣的机会,但他就是无意于此。
据他自述,尽管已经工作多年,他宁愿待在职场底层。平时既不应酬同事,也不巴结领导。大家都清楚他无意争权夺利,所以只要他做好本职工作,没人会介意他是否迟到早退。
我跟他说,中国有一个词,叫“躺平”,形容的就是他这种生活态度的人。我为达米尔详细讲解了“躺平”的含义,以为会引起他的共鸣。没想到他听后反问:“你们又不是生活在波黑,为什么要‘躺平’?”
我当时愣住了,没想到他会这么回答。他接着说,你平时不会在新闻上看到我们。但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了,说明我们已经陷入大麻烦了。因为只有发生大麻烦的时候,外界才会关注我们。其余的时候,我们都被轻蔑地忽略掉了。
后来,他带我去了当地的一座圣山——据说圣母玛利亚曾在山上显灵。我们爬到山顶,眺望波黑腹地的绵绵群山。
眺望波黑腹地的圣山
达米尔跟我谈起他对未来的一些打算。他说,带我出来这趟给了他一些灵感。他觉得日后可以做点小生意,带来莫斯塔尔的外国客人做一些一日游项目。
不过,对于这个计划,他还有些不确定。他最大的担忧是,大多数来到莫斯塔尔的游客都是为了看老城和老桥——而这些都是波什尼亚克人的地盘,他不可能插足进去。
我随口提议:“你可以考虑带他们来这座圣山。”
他说:“你觉得除了天主教徒,会有人想来这里吗?”
我说:“有啊,比如我。”
但这个回答显然没能让他感到安慰。于是我又鼓励他说:“起步阶段肯定有难度,但如果坚持下去,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也许下次我们再见,你已经是大企业家了!”
这时,达米尔转过头,静静地审视我,就像侦探在检查案发现场的蛛丝马迹。
他说:“你看,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你从中国来,一开口就是如何成就一番大事业。你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长大,你的成长经验告诉你,只要持之以恒,就能取得成功。但我在巴尔干长大,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城市,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我对未来从来没有那么多乐观的幻想。对我来说,每月多赚几百块钱,就已经很满足了。”
这个故事一直令我难忘。一方面是因为,我看到了民族主义一旦超过剂量的后果;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意识到我们所说的“竞争”甚至是“内卷”,在某些地方竟然被视为一种奢侈。
作为作家,我的写作源于一种冲动:去观察、去记录这个世界的变迁,不囿于抽象的理念,而是细致地捕捉那些交织的细节。而在这流动的洪流中,人始终是推动与承载一切的核心。
人的生存经验如同历史长河中的卵石,从此刻向未来延伸,勾勒出世界演化的脉络。通过旅行和写作,我拾起这些石子,让它们渐渐叠加,构建出属于我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也许比现实更为深邃与稳固。
或许,这就是旅行与写作的价值所在,也是我始终投入其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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