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4年被称为“全球超级大选年”,全球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举行选举,标志着全球政治周期的重大转折。
2.然而,这些选举结果揭示出西方治理模式正在遭遇深刻的合法性危机,包括经济下行压力、高通胀率与社会不平等等问题。
3.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崛起与政治极化的加剧吞噬了代议制民主的权威性与结构稳定性。
4.资本对民主制度的渗透是西方治理模式合法性危机的另一深层根源,导致政策设计偏向于保护富人利益,加剧社会不平等。
5.由于多元化失控和反噬,西方社会认同危机加剧,社会分裂加剧,削弱了治理模式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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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治变局揭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西方治理模式正在遭遇深刻的合法性危机。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高通胀率与社会不平等日益挑战政府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崛起与政治极化的加剧吞噬了代议制民主的权威性与结构稳定性。同时,多元化认同冲突、资本对政治的深刻渗透以及数字技术带来的深远变化等新的治理挑战正在加速这一危机。
从形式化到空洞化,民主失灵,难解对立
西方民主制度的运行,长期以来依赖代议制的形式化运作,其合法性来源主要基于“选举”这一核心机制。然而,民主形式与实质的断裂正在将这一制度推向“空洞化”的深渊。代议制民主的初衷是通过选举方式将公民的意志转化为有效的政策决策,从而实现治理的合法性。然而,随着政治体制的专业化、市场化和技术化,选举逐渐异化为一种周期性的权力分配仪式,其内在的公共性与政策性功能正被削弱甚至丧失。
在当代西方民主国家,选举的核心目标从回应民众诉求转向权力争夺。政党和候选人醉心于精密的选举操作策略,而非政策辩论和长远规划。这种“选举机器”式的运作模式加剧了政府与民众的割裂,导致政策制定短视化,难以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监管、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长期复杂问题,最终损害民主的合法性。
传统政党体系的瓦解和极端化势力的崛起,佐证了选民对建制派的不满。近年来,欧洲传统大党的支持率持续下滑,而极右翼政党如法国国民联盟、意大利兄弟党和德国选择党迅速崛起。这种政治版图的重塑,并非简单的选民意识形态转向,而是对民主制度内在危机的集中体现。选民对传统民主制度的信任度持续下降,根据盖洛普的调查数据,2024年仅有28%的美国民众对民主制度的运行表示满意,与1984年61%的峰值形成鲜明对比。从越战争议到水门事件,从金融危机到新冠疫情,每一次重大事件都在侵蚀着公众对政府的信心,每一次重大失误都在削弱西方民主制度的信任基础。
治理公共性不足与政策短视化,是西方民主形式的“表层”危机,其根本是代议制对复杂社会需求的适配性下降。当选举不再能够有效回应民众需求时,其合法性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民主制度赖以维系的社会契约被不断侵蚀,民众从“希望民主能改变现状”逐渐转向“怀疑民主是否还有意义”。传统的代议制已从“公民意志整合机制”异化为纯粹的“利益分配游戏”,选举不再是民主表达的有效工具,而沦为政治精英争夺权力的技术性操作,对现代民主理论本身提出了挑战。
资本与权力共谋,民主异化,缺失公平
资本对民主制度的渗透是西方治理模式合法性危机的另一深层根源。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之一是“人民主权论”,即权力的来源应当是民众。然而,在实践中,资本与权力的深度捆绑通过制度化渠道实现了对民主进程的系统性控制,使民众的政治权利被架空,民主制度逐渐蜕化为“资本民主”,形成一种“新型寡头政治”。这一异化令民主制度的公平性受到质疑,导致社会分配正义的严重失衡。
在许多西方国家,政治选举的高昂成本使候选人不得不依赖于资本集团的资金支持。这种依赖性导致资本对政治议程的深度操控。资本集团通过游说、政治捐款等手段,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形成所谓的“资本代议制”。在美国,总统及国会选举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庞大的资本捐助网络。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亿万富翁马斯克通过巨额捐款和强大的媒体影响力积极介入选举进程。这种现象进一步强化了“民主为少数富人服务”的社会认知。
资本与权力的结合,使政策设计偏向于保护富人利益,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富人通过税收政策、教育资源分配等机制巩固自身的经济优势,而普通民众的生存压力却不断加剧。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让中下层民众的“被剥夺感”日益强烈。他们认为民主制度已不再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而是为少数精英阶层服务。这种情绪成为民粹主义崛起的温床,也是传统民主合法性危机的重要诱因。
多元失控反噬,认同危机割裂社会
多元文化本是西方国家的重要治理优势,但当多元化失控或被过度政治化时,它反而可能成为社会分裂与认同危机的根源。当前,过度多元化正在侵蚀西方社会赖以维系的共同认同基础,导致社会分裂加剧,进而削弱了治理模式的稳定性。同时,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持续萎缩,为极端政治思潮的崛起提供了沃土。温和中间派在这种环境下逐渐失去话语权,政治光谱两端的声音愈发响亮,导致左右两极化现象加剧。
近年来,西方国家中极左与极右势力的崛起,直接反映了社会认同危机的加剧。极端主义的兴起进一步撕裂社会,对民主制度的稳定性构成了直接威胁。政治生态的变化使政策制定陷入前所未有的僵局,各方难以在重大议题上达成共识。身份政治的兴起是这一危机的集中体现。种族、性别、移民等议题高度政治化,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被无限放大,公共政策的讨论被私利化,各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迅速升温,形成“零和博弈”的格局。在这一背景下,社会缺乏共同价值观的支持,传统的统一文化认同被撕裂为多个离散的、竞争性的群体意识,大大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面临更大的阻力。
多元化的反噬效应表明,过度的身份政治和文化分裂正在侵蚀西方社会治理模式的核心基础。如何在多元化的背景下重建共同价值观与社会认同,已成为西方国家治理合法性重塑的关键问题。
技术激化冲突,数字治理进退失据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信息传播与政治动员的逻辑,也进一步放大了代际分歧与认知鸿沟。数字原生代与传统政治体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代沟。年轻一代更倾向于通过社交媒体、在线论坛等数字平台表达政治诉求和参与公共事务讨论。这一新型政治参与方式具有即时性、互动性和去中心化的特点,与传统的政治参与渠道形成鲜明对比。然而,现有的政治制度和决策机构往往难以有效回应和吸收这些数字化表达的民意,导致年轻人对政治系统的疏离感日益加深。
算法推荐和个性化信息流的普及加剧了社会的认知分化。信息茧房效应使得不同群体之间的观点交流变得更加困难,加深了社会撕裂。在这种环境下,极端观点更容易传播,理性讨论和妥协的空间却在不断缩小。这影响了民主决策的质量,容易导致社会共识的瓦解。代际冲突与技术冲击的叠加效应,正在进一步侵蚀西方治理模式的合法性。西方传统治理模式必须对数字化社会的复杂性做出适应性调整,否则其合法性危机将进一步加剧。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戴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