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热闹繁华到空城,那是桂林史无前例的大疏散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急于打通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实施“一号作战计划”,豫湘桂战役全面铺开。在日渐紧张的战争形势下,从6月到9月,桂林发布了三次疏散令,3个月间,人口近60万、一度热闹繁华的桂林因兵燹彻底沦为一座空城,这就是无限凄惨的桂林大疏散。


01
疏散前:繁华的桂林城


随着华北、华东、华中的陷落,大量的沦陷区机关、工厂、商号迁来桂林,桂林人口骤增,由战前的6万多人增至50多万人。城市人口的增加,扩大了市场需求。各地商号不断迁入桂林,各种商品和服务日益丰富,各种娱乐消费场所也日益增多。商业的繁荣自然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邻省银行纷纷在桂林设立办事机构,开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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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桂林十字街(资料图片)


据统计,截至1944年,除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以外,桂林还有广东、广西、湖南、福建、上海、金城、中国实业、兴文、中国工矿、新华等11家银行,金融业务非常发达,且各个银行都有盈利。桂林由相对落后的小城市逐渐成为西南大后方商业发达、社会繁荣的大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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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柳亚子(左二)、尹瘦石、李白凤等人在桂林合影


除此以外,由北方南下而来的不少文化机构和大批文化名人来到了桂林。据统计,抗战时期迁到桂林的文化团体及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画家、新闻工作者、科学家、学者、教授等著名文人学者之多,有一个时期超过了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先后在桂林活动的作家、艺术家、学者、记者、编辑、出版人等有1000多人,著名的有两三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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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欧阳予倩主持西南剧展开幕式


1944年,欧阳予倩、田汉等进步文化人还发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聚集西南8省文艺团队演出剧目60多个,活动轰轰烈烈。这一时期桂林还经常性地举办各类音乐、艺术和美术展览活动,几乎平均每年都要举办30多个画展。街头经常有千人大合唱和万人大合唱。李济深曾说,桂林是当时“江南唯一繁盛之地”。有文章记录了当时桂林的繁华程度:


“抗战以后,外省人士与机关之迁来络绎不绝,人口激增,市面顿呈活气,市政处亦加紧进行建设工作。于是重要街道都成立柏油马路,自来水、自动电话都在敷设之中(注:截至1944年桂林陷落时,桂林是当时广西唯一有自动电话的城市)。而摩登商店亦与日俱增。华美之旅馆,堂皇之饭店,新式之戏院,应时之商品(如冰激凌咖啡啤酒等)现在几乎应有尽有。尤其特别而刺激较深的,半年以前,走在桂林市街上者,不是灰色制服之男女、公务员与学生,便是大布之衣的老先生和太太小姐们。洋装革履,烫发时装之男女,可算绝无仅有。现在大不相同了,除了灰色衣外,很多穿长袍大褂的绅士模样的人物,高跟皮鞋长旗袍的太太小姐。从前坐洋车的人都不大见,现在风驰电掣般的汽车,和油光碧绿的绸丝包车,亦不绝于途,可以说桂林大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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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与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在西南剧展期间合影


大疏散以前,桂林呈现出异常的繁荣。


02
6月26日:第一号疏散令


1944年5月27日,由华中日军发动进攻,拉开了长衡会战的序幕。6月18日,长沙失守。6月22日,距离桂林350公里的衡阳保卫战打响,白崇禧从重庆飞抵桂林,24日在桂林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部署广西防守要务,宣布经蒋介石批准成立以韦云淞为司令的桂林城防司令部。6月25日,韦云淞在省府大礼堂召集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讨论桂林疏散事宜。6月26日,桂林城防司令部发布第一号疏散令,谕告政府机关、学校和民众及早疏散撤离桂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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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桂林大疏散时期,火车车身上有粉笔写的留言,车厢底下躺着难民,这是那个特殊时期才有的特殊景象。(图片由秀峰区档案馆提供)


桂林市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仓库、商店、银行纷纷开始撤离。桂林交通原本尚属方便,西行有火车,南下有民船,此外还有公路汽车。但撤离的人实在太多,火车站、汽车站、码头到处是人。小部分人沿漓江水路撤往昭平、黄姚、八步,或沿柳江水路撤往融安、罗城;大部分人沿湘桂铁路南撤柳州,再转撤桂西北河池南丹,再到独山、都匀。最乱的就是火车北站和南站,车站上人山人海,挤满了人塞满了行李,火车开行已无定时,每一辆车都塞得满满的:车顶上,机车两旁,甚至车厢下面都坐着人。车厢过道堆满行李,椅背上也坐着人,更多人拥挤着一天一夜地站着。人的呼吸、汗臭,加上小孩子的便溺,形成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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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民众拖家带口,勉强挤在火车车厢与车轮之间的狭窄空间里。(图片由秀峰区档案馆提供)


许多人根本坐不上车船,只能靠两条腿走路。不只是桂林市民,还有众多从北往南逃难的难民。老百姓并不明白疏散的真实意义,对他们来说疏散就是“跑日本”,就是逃难,而逃难对他们而言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啊——拖儿带女,肩挑手提的背井离乡,疏散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大难临头。


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7月12日刊载了古曼的《在疏散的日子里》:


在一个星期内,桂林疏散了三十多万人口,街道似乎比以前冷静了一些,商店的货架空了不少,有的干脆停业了。到处都是大贱卖和大廉价,做生意的人想捞回一点钱作逃难盘费,老牌不扣的国货公司也七折发售日用品,物价的确下降了,但买的人并不多,手头上稍有几个钱的人,都在作逃难的准备,谁还有余钱来买东西呢?

故衣摊、香烟摊和卖旧货的摊子却一天多过一天,由丽泽门外故衣场起沿着三多路出榕荫路、桂西路一直到桂东路尾端,满街都是这些摊子,价钱比平时便宜很多。摆香烟摊子的有些是香烟厂的工人和职员,烟厂倒闭了,没有钱发遣散费,便发了香烟,但倒霉的是大家都在终日惶惶,仿佛连抽香烟也减少了。

一般新书店这几天来简直是“门可罗雀”,但他们仍然坚持着岗位。《大公晚报》和《广西晚报》在6月下旬先后停刊,各日报由7月1日起一律缩小幅改出半张,日报出得很迟,每天都要到中午才能看到,因为许多器材都运走了。

人,能走的走了很多,器材能动的也动了不少。最后彷徨无计的是一般被裁撤的机关职员、工厂工人和店员。他们中有的拿到了千多元的遣散费,但一家数口,简直是寸步难行。这种遣而不散的人,在留桂的人口中占着很大的比例。

由湘桂铁路涌来了大批大批的难民,是由长沙衡阳等地来的。开始逃难的时候,也许还有几个钱,但一逃再逃之后,到桂林时已经一无所有了。湖南会馆里住满了难民,连会馆附近的骑楼下也睡满了人。他们一心以为跑到桂林之后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了,谁知道桂林当局在7月初下令所有难民和乞丐限三天之内一律离境,这一着,简直像晴天霹雳一样,他们已经再也无力走动了,许多湖南难胞都异口同声说,“以后死也不逃难了”,有一部分打算冒险回老家去。他们说:“死,还是死到家乡去!”

中南路最热闹的马路上,一个难妇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大约4岁,一个还在吃奶,他们坐在人行道上,面前放着一张纸,写着:“丈夫一年未回,无力养活孩子,愿意出卖,要大要小,任君选择。”这是多么惨痛的画面啊!


针对这次大疏散,中共中央作出了周密部署。1944年7月8日,董必武给周恩来发电报:


“一、敌已越衡阳,向西南前进,桂林震动,纷纷搬家。我们对该处疏散分两部分,廖夫人(指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柳亚子各五万元已汇出,叶夫人(指叶挺夫人李秀文)十万元另设法汇。对文化人(约二十人)已派李亚群去桂秘密办理,对无法走的人予以帮助,如愿留的则鼓励他们留,帮助疏散家属,限期三个月留桂林,完毕,则期满回来,否则办完即回。三月后,敌被阻零陵线则李回,只留二十万由狄超白、邵荃麟、张锡昌三人办理,并已把政治形势的估计及党的政策等告李转知桂林方面。二、柳、廖等向桂东南之八步转移,柳已去。三、任公李济深拟也向梧州撤退,这是他们新的出路,并酝酿已久,他们开始不要做得太突出,仍以抗战口号斗争,不要正面攻击蒋。四、闻余汉谋暗中表示,若粤汉湘桂皆失,是愿留敌后。”


中共中央在7月25日给董必武的电报中明确指示:“同意对桂林疏散办法,对叶、廖、柳三家宜多接济,以便其能早日移动,如桂林危,文化人亦宜走不宜留。”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大批文化人开始撤离桂林。


03
9月8日、12日:连发第二、三号疏散令


衡阳沦陷后,日军沿湘桂铁路长驱直入,大举进犯广西,9月4日发动进攻湘桂线,桂林已是岌岌可危。9月8日,桂林城防司令部发出第二号疏散令,机关开始大撤退。12日紧接着发布了第三号强迫疏散令,要求所有桂林居民在14日正午前离开,如疏散期满仍然私自滞留在市内者,则以汉奸论处。同一天,美国飞虎队陈纳德下令破坏桂林机场,随后,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撤离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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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上有从北往南撤退的军车和军人,也有肩挑手提离开桂林的难民。(图片由秀峰区档案馆提供)


6月底第一号疏散令后,因见日军并没有来,许多人又回到了城里,因此,9月份的桂林城里仍有40多万人。省府机关分批乘火车前往宜山,市政府在15日迁往临桂的两江(后再迁往罗城)。据黄旭初回忆录载:


“十二日到柳州,赴桂的火车已不易搭,十三日偕四十六军黎行恕军长乘汽车行,傍晚到桂,城中已完全疏散完毕,市上只见军人,不见平民,省府职员,惟各厅处长委员等候晤我,其余已分两批上了火车,第一批已开行前往宜山。夜间,我参加张司令长官在白公馆召集的会报,多是与防守桂林有关的事。十四日晨间,知道我第九十三军昨夜放弃全县撤退,烧弃子弹一百五十万发和粮米一大批(军长陈牧农后被正法),张司令长官原催省府早日疏迁,而省府第二批人员上了火车两日还不能开行,我只得力催铁路当局,必须这列车开出后我才离桂。我已无暇到车站视察情形,不知有多少列车开不出?但省府的车都难开如此,也就可以想见普通民众的车困难是不可想象了……”


最近离世的女作家琼瑶6岁时随家人沿湘桂线逃亡,途中得到一位叫曾彪的连长的帮助,千辛万苦抵达桂林。抵达两天后,随着战火的蔓延,桂林再次紧急疏散。曾连长的部队奉命“死守桂林”,不能与琼瑶一家同行,他便派部下到火车上,为琼瑶一家抢占位置,送他们上车。她在回忆录里写道:


在我记忆中,那难民火车有“上”“中”“下”三等位子。“上”位是高踞车厢顶上,坐在那儿,无论刮风、下雨、大太阳,你都在“新鲜”的“空气”中。白天被太阳晒得发昏,夜晚被露水和夜风冻得冰冷,至于下雨的日子,就更不用去叙述了。“中”位是车厢里面,想象中,这儿有车厢的保护,没有风吹日晒雨淋的苦恼,一定比较舒服。可是,车厢里的人是道道地地地挤沙丁鱼,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混杂在一个车厢中,站在那儿也可以睡着,反正四面的人墙支持着你倒不下去。于是,孩子们的大小便常就地解决,车厢里的汗味、尿味、各种腐败食物的臭味都可以使人生病,何况,那车厢里还有一部分呻吟不止的伤兵和病患者。“下”位是最不可思议的,如今回忆起来,我仍然心有余悸。在车厢底下,车轮与车轮之间,有两条长长的铁条,难民们在铁条上架上了木板,平躺在木板上面,鼻子顶着的就是车厢的底,身侧轰隆隆旋转的就是车轮。稍不慎,滚到铁轨上去,就会被碾为肉泥。


紧急疏散的最后一天(即9月14日)爬车离开桂林的桂师学生植恒钦在《难忘的一九四四》一文中,写下他的经历:


北站也是人的海洋,我从人缝中挤进站台,刚好有一列车厢停在那里,人们都从车窗爬进去,我和立达中学的几个同学,也随着人流从窗口爬进车厢内。车内人挤人,行李架也有人,可说是没有松动的余地。小孩被挤哭,老人被挤喘着气,可是没有人埋怨,没有人辱骂,只有互谅互让之声,只要车内还能容得下,有人要爬上车,车内的人就帮着拉,站台上的人就帮着推,大家都理解这是在逃难。停在轨道上所有的车厢都挤满了人,车顶上也坐满了人,车下也架起床板躺着人。人坐在车内,待了一天一夜,火车丝毫不动。车站那边传来消息说,车站没有煤了,只能烧枕木了,但无论如何困难,也要把列车开出去。第二天上午来了火车头,把停在轨道上的所有车厢连接成长龙,用三台火车头拉,一台在前,一台在中间,一台在后,这是即将陷落的桂林开出的最后一趟列车……车到六甲快要进隧道时,我们看见有几只人手吊在洞口上端的小树上,但未见人头和人身。司机说,前几天有好多人爬上车顶,前面堆放行李,车过隧道时,行李被隧道口刮过来,人被车厢轧断了,人死手留在那里,死了不少人,现在车站禁止难民爬车顶了。


相比火车上的惨不忍睹,乘不上车船的民众也构成了一幅幅凄惨的流亡图。数十万难民像决堤的水一样四处奔流。人山人海的难民,在一片哭声之中拖儿带女东逃西走,却不知哪里才是终点。从湖南到桂林,从桂林到贵州,难民流离满途,到处都是饿死、病死者的尸体。据1944年11月4日《天行报》刊登的消息:“湘桂路战事爆发,桂林市民多向平乐方面疏散,除少数能乘搭车船外,多作步行,由桂林至连县韶关方面,沿途步行疏散者不下十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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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桂铁路上的火车已然成了难民营。(图片由秀峰区档案馆提供)


作家秦牧、吴紫风夫妇用一根木棍穿过行李包,一前一后掮着,徒步跋涉,睡路旁盖稻草,与乞丐为伍,与尸体为伴,忍饥挨饿,备受煎熬,好不容易才抵达贵阳、遵义,走过了作家一生中最悲惨而又最重要的历程。与他们经历相类似的文化人数不胜数,作家王鲁彦更在这疏散的颠沛流离里贫病交加,病逝于桂林。


作家黄药眠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写下18000行的纪实诗《桂林的撤退》:


有些人头发像刺猬/有些人则眼睛里含着/惶恐的余光/有些人在路旁叩头/向路人告地状/有些人则退隐在屋角/闭起了眼睛/沉默无言/有些老太婆/为怀念他的孩子/而哀呼着上天/有些妇人/为思念她们丈夫/而揩拭着/绯红的砂眼/孩子在母亲怀里/张着饥渴的小唇/但母亲没有了乳/只是滴着一连串的泪/还有那些生病的人/明知是绝望了/痛苦地咬着衣襟/恳求着/谁来结束他的生命


经过这个史无前例、万般凄绝的大疏散之后,桂林彻底成了一座空城,城内只有与逃亡民众逆向而行的军队。之后的时间,就是用血肉之躯一寸山河一寸血死守这座空城的桂林保卫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