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根本优势, 如今西方仍未参透”|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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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12 15:51发布于北京《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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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儒西
《文化纵横》编辑部

【导读】当今时代，企业与企业家的角色愈发关键，他们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更是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从张謇这位近代早期民族企业家开始，中国企业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精神，并在当下社会展现出独特的内涵与价值。在多年的商业实践下，中国企业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创新模式，从科技前沿到社会民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同时，面对逆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国企业在封闭与围堵中寻找新的突破口，积极开拓国际新兴市场。这些跨国商业探索既为当地社会创造了价值，也落实和丰满了包容、平等、开放的新型全球化理念。‍

企业家精神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之一。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接下新的时代命题，对外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对内成为中国社会建设的生力军。如果说新教的世俗化伦理奠定了西方企业家精神的基础，那么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制度则为当代中国的新型企业家精神提供了土壤。今天的世界，在赞叹或恐慌于中国企业家的巨大成功之外，需要寻找一套令人信服的话语来表述他们的行动逻辑，并解释他们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快速崛起。理解这种新型企业家精神，就是理解中国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特约稿件，原题为《从张謇到21世纪的中国企业家》，文章写作受到2024年9月文化纵横举办的“从张謇到21世纪的中国企业家”研讨会的启发。


从张謇到21世纪的中国企业家


近代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时刻，企业与企业家始终是改变世界的一股重要动能。今天的世界又一次处在新旧秩序交替的关口，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技术加速变革带来的紧迫感。然而，对不确定性的承担与在技术变革下的不断创新正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在动荡的大时代下，我们迫切地需要一套与时俱进的理论和话语来言说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及其与社会、国家和时代的关系。
企业不仅为经济注入活力，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效益。在现代社会，企业通过劳动分工与价值分配，成为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企业家则是一批具有高度能动性的社会主体，他们的商业实践一次又一次形塑着社会的肌理。上世纪，美国福特公司通过生产方式的革新大大降低了汽车的制造成本，普及了汽车出行，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大量就业，吸引农业人口涌入城市，推动了城市化进程。此外，福特还向工人支付可观的高工资，改变了美国工人的生活方式。如果说福特公司产生的社会效益是其商业成功的副带作用，那么同样在上世纪初，张謇在南通兴办实业、构建当地的经济与文教体系，则是高度自觉地将强国富民与社会启蒙作为其商业事业的更高追求。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通博物苑考察调研时称赞张謇“帮助群众，造福乡梓，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以张謇为代表的中国民族企业家，从诞生起就与西方式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家逻辑有所区别。在那个民不聊生、饿殍遍地的年代，张謇将企业发展彻底融入到当地的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他以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来为自己的集团取名“大生”，就寄托着传统士人泽润生民、生生不息的终极理想。可以说，中国的企业家从来就是与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命运紧紧绑定的。这种将家国情怀与商业实践相结合的儒商精神激励着后世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企业家在各自领域内推动国计民生的发展。
当下，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的革新，企业的内涵与组织形态、企业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正在发生新的改变。一批新兴的数字企业不仅在商业和技术上实现了创新和突破，而且深度参与到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诸多环节。在数字社会的语境下，掌握数字化工具的企业重新嵌入社会，是对资本主义“企业从社会脱嵌”逻辑的超越。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次制度创新，也是儒家传统义利观在新时代的传承，更是百年前张謇实业救国的回响与接续。
上世纪初，张謇“以实业建社会”，是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全球化的冲击所做的积极回应，也是他作为一名企业家对技术创新、商业创新、社会创新的早期探索。今天，全球化的大旗转到了中国手里，张謇的商业探索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意义。张謇所强调的“生之大德”，在今天被赋予了“生产”“生民”“生态”等多重意涵：在经济层面，企业应创造生计，革新生产力；在社会层面，企业应与民共生、普惠社会；在生态层面，企业应与天地自然相互依存，可持续发展……借助对张謇的回顾与研讨，我们希望探索中国制度、中国文化和现代商业逻辑的融合，为企业家精神在当代寻找新的表达。
▍中国式创新
创新是企业的灵魂，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近代以来，中国人在落后与追赶的集体记忆下，始终怀有再次被新技术浪潮抛下的忧虑。这种对技术进步的紧迫感如一道无形的鞭策，激荡着社会各层面的不断创新。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一直被诟病创新能力不足。但近年来，我国在新基建、半导体及电子元器件、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中已经涌现出一批世界前沿的自主研发企业，在诸多科技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华丽转身。此外，中国广阔的社会空间也为创新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在电商、短视频、外卖、出行等领域，平台企业已经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而在教育、医疗、公共管理等领域，还存在大量创新的空间。许多企业还正在将国内探索出来的创新模式推广到全球市场。未来，融合了技术创新、商业创新、社会创新的综合创新能力将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部分。
当前，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这就更需要企业家以其灵活的创新能力，扎根社会，在中国乡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能源清洁化、就业灵活化、公共服务数字化等宏大的现实命题中发掘一个个具体的社会需求。这些需求既是商业创新的空间，也是社会价值可能产生的空间。例如快手的三农创作者计划，针对性地激励田园生活、农技知识、三农资讯类内容，帮助地方孵化优秀的区域红人，实现农产品产销对接；河南许昌的胖东来超市，不遵循资本的扩张与高利润逻辑，对员工实行高薪酬、高福利，具有某种社会主义性质；腾讯与地方政府探索共建的社会化应急体系，利用互联网连接整合了云端数据、终端应用、志愿者、医院、AED设备等全链条要素，实现急救需求与救援资源的高效匹配，变偶发式急救为“网约式”急救，将急救响应速度向拯救生命的“黄金4分钟”内压缩。
事实证明，中国的企业与企业家不仅有意识创新，而且有能力创新。中国式的创新，不仅是立足于个人主义的冒险精神，更是以企业创新带动全社会的创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在更大范围上释放出活力。如果说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与深层驱力，那么在不同的体制环境与文化土壤下，社会主义企业与企业家的“中国式创新”，也正在形成自己独有的发展模式。
▍新型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企业家
在世界经济高度关联的今天，不断上升的逆全球化趋势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令人担忧的不确定性，企业家的角色和责任也变得更加重要和复杂。上一代的中国企业，是乘着全球化的大潮，从国际价值链的低位爬到高位来实现发展。而随着近年来全球“右转”、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与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逐步脱钩，中国的企业家需要在封闭与围堵中寻找新的突破口。例如，腾讯的“碳寻计划”将碳捕获、点源捕集、长时储能等低碳技术，带到了肯尼亚、塞尔维亚、马尔代夫等国，帮助这些国家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危机。华为公司长期以来在在印度、俄罗斯、中东、东南亚和非洲地区多个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工厂、供应链中心、研发中心，为当地提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支持，改善当地网络服务。越来越多中国汽车企业相继在巴西、墨西哥、埃塞俄比亚、埃及、乌兹别克斯坦、泰国、越南、新加坡等计划或已建成工厂，带动当地汽车产业发展。在全球地缘政治日趋紧张的大环境下，中国企业以商业上的灵活能动性，在为自身开辟发展空间的同时，也推动着新型全球化理念的落地，以互利共赢的原则带动其他南方国家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公平繁荣的新全球秩序。
在国家的倡议和政策下，无数具有灵活性与创新性的市场主体走向国际市场，深度融入当地社会，与当地社会共同成长，身体力行地探索和推进着包容、平等、开放的新型全球化机制。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中国企业家需要以更为自觉的态度，将自己放在全球视野中思考自身的商业实践，另一方面，企业家的出海实践又可能反过来不断丰富和完善新型全球化的理念。例如，四达时代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稳步推进的背景下，建立起跨网络、跨国家、跨大洲的数字电视网络传输平台，搭建了泛非地区的全传播体系；传音看准非洲市场的特殊性，以低廉的价格与本地化的功能在非洲普及了智能手机，并对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作出长期布局；腾讯视频、爱奇艺等影视平台在东南亚、日韩、北美地区扩展海外业务，传播中国的优质视听内容，并结合国内制作经验与当地受众喜好打造本土化的原创剧集。这些商业探索既为当地社会创造了价值，又促进了各国人民民心相通。它们在国际新兴市场的开拓和耕耘，共同构成了一个生动的全球化过程。
▍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有一批卓越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之一。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回首历史，从近代民族资本的救亡图存、经世济民，到改革开放后的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再到90年代创业潮的野蛮生长、成功致富，一代代中国企业家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精神。今天的中国企业家较之上一代，又接下新的时代命题，对外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对内成为中国社会建设的生力军。前者代表如任正非，顶住国际环境的腥风血雨，在通信、芯片等关键技术自主研发的道路上屹立不倒；后者代表如于东来，将回馈员工、造福社会置于商业利润之上，创造出独特的零售业模式。
如果说新教的世俗化伦理奠定了西方企业家精神的基础，那么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制度则为当代中国的新型企业家精神提供了土壤。今天的世界，在赞叹或恐慌于中国企业家在实践层面的巨大成功之外，需要寻找一套令人信服的话语来表述他们的行动逻辑，并解释他们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快速崛起。回首张謇的一生，作为民族企业家的早期代表，他“状元办厂”、弃官从商的经历本身就象征着中国企业家身份的复杂性：在中国，企业的长久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与政策环境，企业家不可能是仅仅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冒险者。在儒家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期望下，企业家作为社会贤达的一员，不仅要独善其身，更要造福乡梓、惠及社会。相比于在市场的丛林法则中获取一时的商业成功，他们更需要将企业的长期发展与国家、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在国家与社会的重大需求中寻找机遇和空间。
理解这种新型企业家精神，就是理解中国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
编辑｜王儒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