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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时代提问-08:数字经济的发展如何影响劳动市场和就业结构?

2024年12月7日下午,由苇草智酷主办、信息社会50人论坛联合主办的“2024苇草思想者大会——重新理解秩序@计算”在北京大庆朗读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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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未来议程》(2024)

以下为《2050:未来议程》(2024)经济篇 详细内容:

问题八


数字经济与劳动市场:数字经济的发展如何影响劳动市场和就业结构?如何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技能需求变化?政府和企业应如何支持劳动者的技能提升和再就业?


数字经济对传统劳动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取代了大量传统岗位。面对这一变化,劳动者需要不断提升技能,政府和企业也需要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培训计划,以应对就业结构的转型。

陈 禹(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数字经济影响劳动和就业并不是新鲜事,任何技术进步都会带来就业市场的变革。世界并没有因为汽车的使用和马车夫的消失而停滞或崩溃,数字经济也是如此,又一轮进步中的转型而已。当然,需要认真对待和应对,包括新型劳动力的培养和被替代人员的安置,这是义中之理。




陈 娱(策展人、新媒体艺术家):数字经济下对于劳动市场和就业结构不简单是影响,可以说是重塑。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应用取代了大量传统岗位,尤其是在重复性高、低技能的工作领域。然而,数字经济的崛起也创造了大量新兴岗位,例如数据分析师、人工智能工程师、数字营销专家等,这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应对这一变化,劳动者需要不断提升技能,以适应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例如,学习与技术相关的知识,如编程、数据处理,以及在数字化环境中工作所需的软技能(如协作和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崔丽丽(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系教授、电子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每个行业都成为或者即将成为富含数据的行业。不少传统岗位需要转变工作方式,比如从完全由人类来控制转变为AI+人的方式,也有一些岗位会因为技术的迭代而被替代甚至消失。因此劳动市场上会越来越多地出现人机协作,就业结构会越来越多向面对面提供服务的岗位或者创造/创意型岗位倾斜。

首先,对于全社会全民来讲,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可避免地(被)改变,所以学习和掌握必备的数字设备使用方法成为一个必须,如何在数字社会中辨别信息的真伪,掌握数字社会的逻辑是一个必备的基础能力。

其次,在涉及到劳动技能的范畴,可能需要结合岗位的变化,强化面对面交流所需要的社交能力、强化使用AI工具、与AI协作的能力。每个行业最核心的是涉及行业逻辑和场景的数据,因此个人在转型的过程中可以更多关注与数据全生命周期各个环节相关的岗位与能力要求。最直接最简单的,是否会使用相关的工具,拥有基于岗位工作场景挖掘和使用AI的能力等等。政府应对公众的数字素养即数字社会基本生存要求相关的内容开展扫盲和培训,企业应该加强员工更多学习和掌握AI相关工具的使用技能培训。




邓 斌(书享界创始人兼CEO):比人类更强大的不是人工智能或其它强大的技术,而是掌握人工智能或其它强大的技术的人类。只要是由人类主导这个世界,则比拼/博弈始终是在人类与人类之间,而不是人类和机器之间,绝大多数人类也不会同意让渡自己的主导权给予任何其他异类。在人工智能逼近人类智能的浪潮中, “人机共生” 是未来人类社会大概率的常态。劳动市场不是不需要人,而是对人的要求更高;组织不是不需要管理者,而是对管理者的要求更高。新的要求主要体现于: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提问能力、想象力等方面。70年前(1954年),德鲁克出版了他的传世之作《管理的实践》,我摘录其中两段话,让大师代为回答这个问题:

“新科技出现后,一定会雇用更多的人,尤其是技术高超、训练有素的人员。目前发生的技术改变将会把这个过程更往前推进一大步,不但不会导致劳动力过剩,反而会需要大量技术高超、训练有素的人力——需要管理者来思考规划,需要训练有素的技师和工人来设计新工具,并且生产、维修、操作这些工具。的确,我们几乎可以确定,无论在任何国家,这样的转变如果要快速普及,主要障碍就在于受过训练的人力不足。”(德鲁克语)

“新技术将不会造成管理者过剩,或是被纯技术人员取代,相反,未来会需要更多的管理者。管理的领域将会大幅扩大,许多现在被视为基层员工的人未来将必须有能力担负起管理工作。绝大多数的技术人员都必须了解管理工作的内容,并且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事情和思考。无论在任何阶层,对于管理者的责任和能力、他的愿景、他在不同风险中抉择的能力、他的经济知识和技能、他的管理管理者及管理员工和工作的能力,以及他的决断力等各方面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德鲁克语)




程广云(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存在的意义原本就不是劳动和工作,而是消遣和休闲。随着数字经济、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普遍劳动时代和普遍工作时代都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普遍享受时代,尤其普遍游戏时代。我们都将成为“超级玩家”。

由此,整个人类社会需要转变观念。我们需要清楚明白的是,不是只有劳动和工作才能生产和再生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赋予生产和再生产意义的原本是消费,也只能是消费。因此,例如萝卜快跑,无人驾驶取代有人驾驶,导致司机失业,并不是问题的要害。新的卢德运动就像旧的卢德运动一样,阻挡不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就业是现存制度的铁律,所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是陈腐制度的逻辑,到了废弃的时候了。人类应当回归享受本质,光明正大地游戏于人生与世间。




龚 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是推动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重要力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大幅加剧社会不平等。例如,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处的数据,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业化和全球化迅速发展,OECD国家的中产阶层比例却在逐渐下降。未来,每六名中产阶层成员中就有一人的工作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17.6%)。

为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变化,首先需要提升全社会的数字化技能,特别是高校应尽快开设符合未来数字化转型需求的相关课程。此外,我们还需加强对形势的前瞻性研判,及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受到冲击的民众提供必要的支持。




顾 嘉(云南白药首席战略官、CEO战略助理):IT换人的初衷可能是那些重复程度高、安全性差以及价值创造不大的工种,结果其实一些包含创意、分析等知识型工种也面临“平替”风险。一个可以预计的情况是数字经济促进了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将会选择或被迫选择在数字平台上从事自由职业或兼职。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数字技能将成为未来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内容之一,这将为未来的劳动者提供更好的数字素养基础,使他们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需求。




何 霞(人工智能与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技术发展对人的工作替代是效率提升的一个表现形式,如果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就不可避免的会碰到这些问题,政府社会需要做好准备。




胡 凌(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数字经济生产方式利用低成本信息技术加快生产要素流动,在扩展的时空范围内带来了交易与合作的多种可能性,由此产生更多价值,为劳动组织变化带来影响。整体性的生产制度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是有关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制度,如市场认证、匹配等功能,其本身也可能成为重要的信息安全基础设施。

其次是数字平台与行业管理制度建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业与职业规范的逐步形成;二是平台虽然不承担雇主责任,但完全可以在现有的主体责任和先例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细化,在不同的用工领域落实相关生产责任。

最后是分配制度问题。目前数字平台的收入分配主要还是采取初次分配方式,即流动劳动者从市场获得灵活的多元收入,但无法保证稳定。




贾 开(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长聘副教授):数字经济与劳动市场的关键问题或许不是自动化、AI是否会取代人类岗位的问题,而是在自动化、AI提供了一种原理上的可能性情况下,劳动和资本利益的再平衡问题。以2023年好莱坞大罢工为例,真正关键的问题不是自动化、AI是否会取代人类,因为从技术原理上来看是不可能真正完全取代的;而劳动力市场的关键问题,将演变为资本是否会因为AI的出现而边缘化劳动价值,以及在新的技术框架下劳动者之间的竞争结构问题。找准问题的关键,可能才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金建方(加拿大Alta Natural公司首席执行官):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将取代大多数的传统劳动岗位。现在无人汽车、无人港口、无人工厂以及无人商店等等已经出现,并快速地发展着。将来,家庭服务领域也会由大量人形机器人出现,取代多数服务劳动。传统的医生门诊、律师等咨询类,以及文案性工作,设计和编程类工作等等,也会被大量专业性的人工智能取代。

面对这一变化,劳动者确实需要不断提升技能,政府也要和企业也要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培训计划。但这仅仅是一个被动式的应对办法。

而更积极的办法,则应该是政府要规划并培育出各种各样的有效需求,组织劳动者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从事改造自然的活动,从事全新的生态文明精神文化活动,从事更多的社会服务活动,从而彻底解决劳动者的就业、生存和发展问题。




李 佳(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研究员):劳动市场面临的不仅有来自数字经济的冲击,还有来自人口老龄化的冲击。这两种冲击相叠加带来的可能是加剧,也可能是对冲。对劳动者而言,提升技能也不仅是为了面对技术的改革,还是为了面对寿命的延长。老龄社会下,人的老龄期特别是健康老龄期不断延长,产生了新的人生阶段——第三人生。这是有别于未成年期“第一人生”和中青年期“第二人生”的全新生命阶段。同时,信息社会下,物理空间的“第一人生”、网络空间的“第二人生”以及线上线下虚拟现实深度结合的“第三人生”,与生命结构从退休到失能的“第三人生”形成了横向与纵向的历史性交汇。在这样的背景下,终身学习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李 琪(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数字经济促进平台经济更大更好地发展。平台经济有利于更广泛的就业和创业。固定就业、灵活就业、创就业融合发展等都可以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数字经济促进劳动市场大发展。




李骏翼(元宇宙教育实验室专家委员、清华美院社会美育研究所学术委员):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底线,以获得经济报酬为目的的劳动就业并非人生必选项。不同社会文化对是否应该积极工作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不同国家对就业率的期望和治理策略也存在差异,不仅可以通过社会福利允许相当比例的人不参与就业,还会根据性别、年龄、族群等因素限制人们参与社会工作。即使没有数字科技,这些也都是社会现实。

只要人活着,就必然要做事儿,其中绝大部分都有社交属性,也都存在社会意义,但其中很多都无法被纳入现代劳动就业的价值逻辑。数字科技的发展,尤其是AI技术正在替代部分传统岗位,让很多人的劳动不在具有经济价值,但这显然不是全部。回归常识,只要人活着,还是要做各种各样的事儿。

数字经济,挑战的其实并不是劳动力市场,而是“就业”概念本身。现代教育体系通常强调“学以致用”,基础教育锚定升学率,高等和职业教育重视就业率,这些都与数字经济的趋势存在直接冲突,不是调整专业设置、招录方案、课程内容就能解决的问题。尊重底线,回归常识,重新定义“就业”,或许才能让更多人都能“安居乐业”。




刘兴亮(知名数字经济学者、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的发展深刻改变了全球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结构。人工智能、自动化、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正在大量应用于工作场景,很多传统岗位正在被替代或改变。与此同时,新的工作如何应对这一变革,并支持劳动力适应数字化转型,是政府和企业优先解决的问题。

(1)数字经济对劳动市场的影响

首先是岗位替代与创造并存。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使得大量可重复性和低技能岗位面临被取代的风险。例如,制造业、物流、客户服务等行业中,大量的体力劳动和简单的流程操作已经逐渐被机器人取代。然而,数字经济也催生了许多新兴职业,如数据分析师、机器学习工程师、网络安全专家和数字营销人员等。这种“工作替代与创造并存”的划分,使得劳动市场结构得以构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其次是工作方式的弹性化。数字技术促进了远程办公、弹性工作时间和自由职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用数字化工作平台,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合作。这种弹性的工作方式为劳动者带来好处,并提供了更多的自由,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工作与生活平衡问题以及劳动权益保护问题。

(2)技能需求的变化与挑战

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劳动者必须不断提升技能,以满足新的要求。传统的技能正在逐渐被自动化取代,而数字化技能和软技能日益重要:

首先是技术技能的升级。现代劳动市场对编程、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和云计算等技术技能需求旺盛。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具备数字化项目管理、用户体验设计和数据可视化能力的劳动者也成为稀缺资源。

其次,凸显软技能的重要性。在自动化与人工智能逐渐渗透的世界中,软技能就显得更加重要。诸如创造力、复杂问题解决能力、批判性思维、沟通和团队协作等技能无法轻易被替代,而是在现代劳动市场变得更加关键。

最后,是强调的是终身学习理念。数字化转型速度之快,使“终身学习”成为职业发展的新常态。劳动者需要不断学习和适应新技术,以便适应社会的不断进化。

(3)面向未来的劳动市场趋势

趋势一:技能需求更加多样化。未来,劳动力市场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将不断增加。企业将青睐既懂技术又具备商业和管理能力的劳动力。例如,数据科学家不仅需要分析数据,还需要具备商业战略视野。

趋势二:远程办公和全球化工作模式的常态化。随着远程办公的普及,全球劳动市场将更加灵活和分散。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招聘人才,劳动者也将有更多选择和自由,跨国合作将变得更加普遍。

趋势三:数字化平台与自由职业的兴起。数字经济推动自由职业和“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将通过数字平台工作。这种趋势要求政府和企业重新思考劳动者权益保护和社会保障体系。




刘志毅(中国人工智能领军科学家,上海交大清源研究院研究员):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质上是一次生产关系的革命性重构。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视角来看,数字技术正在重新定义劳动的形式和价值创造方式。人工智能不仅替代了简单劳动,更开始挑战认知劳动,这可能导致一种全新的“数字分工”体系的形成。从波兰尼的“巨变”理论来看,我们正经历着一次比工业革命更为深刻的劳动市场转型。这种转型不仅需要技能的更新,更需要整个教育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构。更深层的问题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如何重新定义人类劳动的价值?是否需要建立一个超越传统就业范式的新型社会组织方式?这些问题可能导致一种全新的社会契约的形成。




盧希鵬(台湾科技大学信息管理系特聘教授):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改变劳动市场,许多传统职位面临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挑战,导致技能需求的转型。政府和企业应积极推动劳动者的技能再培训与提升,以确保他们能够适应新兴的数字化职场。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未来的就业模式将更强调创新、灵活性与技能适应性,因此政府和企业需要协力提供培训资源,促使劳动者能够跟上数字化转型的步伐。

*用以本人的语料训练的AI作答




马光悌(中国科学院大学金融科技研究中心教授):近代科技史中,我们经历了电子时代、信息时代,而后又进入数字时代。数字经济这个名称是根据所处时代来定义的,其本质上应该是智能经济。数字经济在下一个时代会演变成更先进的经济,可能又会被赋予彼时代特征的命名。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移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为载体,以创新与融合来驱动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我们的经济已进入智能化状态。

一种较为经典的理论认为,工具是手的延长,而人工智能则是大脑或人智的延长。在这个层面上思考,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影响劳动市场和就业方式。大量重复、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代替,工作报告、汇报文件、信息披露等应用文的写作也不再劳神人类。而由金融机构、企业、工厂的数字化转型将运营提高到智能化水平,对其从业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和企业对于“落伍者”的关怀、培训,籍以帮助他们获得能够适应新工作的能力。这种规模性、社会性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政府和企业所起的作用,可能从蒸汽机、电气化时代就开始了。在当今数字经济的大潮中也不例外。整个社会可能会平静而自然地会度过这种技术跃进,经济转型,人员淘汰,培训再就业,适应变革的阶段。人类仿佛已经习惯了这一切。

然而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在信息化时代,人们就逐渐发现,“互联”的概念明显地在唤醒沉睡的传统思维,互联网的兴起和应用,不仅是像机械化、电气化那样,给人类予方便、高效、便利,更重要的是,在技术性馈赠的同时,也带来非技术的理念诸如信息对称、权力变异、对管理体制及社会结构的形成革命性冲击。

人工智能的发展,由早期的知识库、推理机、专家系统的结构,已发展为基于神经网络,深度学习、大数据等技术的支撑的现代人工智能。随着大语言模型在语料积累方面的不断进步,它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已远超人类。人类只剩下一点“自主思维”的优势。如果,有一天“奇点”到来,人、机将是怎样一种关系?又会带来哪些科学技术的“附产品”?一个简单例子,埃隆.马斯克推出的Robotaxi,就是AI进步的一个对社会、对生活极具冲击力,甚至改变世界的成果。

一辆无人驾驶汽车而已,它就是一台跑动的电脑,方便的交通工具。智能化的模块尽职尽责地给人予舒服、便捷和享受。但由于其完美的功能,可靠的技术,智能的服务,会带来一系列的“链式反应”,而且是条一环一环越来越粗的链。这一点很像我们曾经历的互联网,由开初通讯的便捷,引出一系列后续的衍生效应和观念的改变。

首先,它直接导致私人汽车减少,继而是停车场地收缩,腾出大量城市空间、改变城市布局、重塑城乡环境、优化房地布局和居住地选择、造就工作学习的第三空间、物流配送人员失业或转行、商业模式改观、能源网络重新配置、教育和医疗移动化、人际关系疏远、人机感情依赖,如此等等。

以上巨变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习惯的冲击,不单是适应数字经济的问题,也不单是技术适应的问题了。这些都不是仅靠政府和企业对人们“救赎”式的能力培训和适应能力关怀所能解决的。我们面临的是全新的世界,政府和企业、管理者和员工、各行各业,必须有重塑城乡结构,重新调整心理,认识世界,找到自己“数字化生存”位置,练就智能经济下的所需技能。

当然,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各种身份,各种角色、各种职务、都会接受同样的洗礼,同样的心理转变。不再有主动和被动,不再有谁“救赎”谁,不再分政府和民众、企业和员工,而是大家一起共同面对彼时的劳动市场和就业结构,共同适应数字化时代的人工智能重塑的世界。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劳动者,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没有人能置之度外。




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数字经济加剧了零工经济的出现,降低了工资粘性,提高了劳动力流动性,冲击了传统的雇佣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企业要适应灵活的用工形式,而政府要修改法律,加强对零工的保护和税收征管。




盘和林(知名经济学者、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数字经济一方面减少存量就业,替代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智能机器将越来越多,AI对人类的行为模仿将让其有能力在所有存量就业领域替代人类。数字经济又在另一方面创造增量就业,由于AI的缔造、维护都需要人类,AI产业本身就包含了巨大的就业机会,而使用AI工具能够让人类的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得到跃升,而这又将创造大量新兴就业。

此消彼长,数字经济带来的就业总体大于减少的就业。然而人类存在对职业的路径依赖,当新数智时代到来,旧时代人类中的大部分并不会使用数智工具,在数字时代这些人会沦为被淘汰者。所以,政府和企业需要做两件事来解决问题:第一件事是让数智时代的生产力工具更加便捷,如智能手机替代功能手机,关键就两个字:更好用,甚至上到80老人,下到5岁小孩都能够使用,所以简化工具能降低新职业就业门槛。第二件事是教育,职业教育培养旧时代的人,基础教育培养新时代的人,人人都会用工具,掌握新生产资料的用法,人类社会就能突破时代的束缚。




苏 剑(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会从总量和就业结构这两方面有所体现。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导致劳动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这个替代当然不仅仅是体力劳动者,对于脑力劳动者也会有一定的替代,所以这可能会使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出现一些变化。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导致一些岗位被淘汰,所以这些人可能会面临就业问题。而一些人被淘汰之后,就业结构就会发生变化。

数字经济的发展其实也不一定完全是替代劳动的,它有可能是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因为技术进步本身,首先我们想到的是它可能会导致就业劳动力需求的下降,但实际上随着技术的进步,它会创造一些新的行业、新的领域,同时也会创造出一些新的工作岗位,那么这些可能会导致就业总量需求的扩大。

数字经济作为技术的一种形式,它既淘汰了一些工作岗位,但同时又创造了一些新的工作岗位,而且它创造的工作岗位往往可能比淘汰掉的要多得多。所以从总量上来说,它可能是扩大劳动力需求的。但是对某些劳动力来说,可能是影响是负面的。

那么如何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技能需求变化呢?这当然就需要进行一系列培训,也需要对这个技术本身进行改造,让它适应劳动力的结构。也就是说,随着技术的进步,有些岗位可能会被淘汰,相关的劳动力可能成为失业工人。这时就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让人适应新的工作,这就需要再培训;另外一方面是让工作适应人,需要对技术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和改造,让这些低素质的劳动力或者传统文化程度的劳动力能够用这些新技术来进行生产活动,从而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比如说电脑的出现,刚开始的时候,它比较原始,需要编程等等,所以就需要长期的训练才能用电脑,但现在随着各种软件的发展,没学过电脑的人,对电脑专业方面的知识不太懂的人,也可以用各种软件来做一些事情,包括画画、写文章、制作音乐、写诗等等,都可以做到,尤其AI有的变化,使得像这些工作的难度大幅度下降,让那些普通文化程度的人也都能够用这些来做一些事情。所以如何应对呢?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让机器适应人,一个是让人适应机器。这两个方面都是可以采取的。

政府和企业应该按照不同的劳动者的特点和未来的岗位需求,提供一些培训项目,让这些人能够适应新的就业形态和就业的岗位,以及就业方式,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再就业。




苏凌云(中美健康峰会研究员/顾问、原阿里健康研究院院长):可能需要打破大多数人只有青少年期是学习期的范式。不过,现在美国有很多人可以线上线下在任何年纪求学,基本是个市场行为。政府可以出台财税政策鼓励参与技能提升和再就业。其实300年前,很多人可能也会觉得小、初、高、大、研的教育序列是奇异的。也得重复考虑到实施的困难。全球化1.0也造成了局部的大规模失业,然而30年前(在美国)吹嘘的通过技能升级换代(支持和培训计划),转型再就业,总体上很不成功。必须看到,中国的大量网点、骑手、带货等,并不是全球化1.0开始时吹嘘的那种理想中的再就业,更像是一种过渡状态。也许得考虑终极问题:就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业跟劳动是一回事吗?有没有可能,没有就业,但继续劳动?




孙曾田(著名纪录片导演):面对这一变化,劳动者可能不是不断提升已有的技能,而是转型学习新技能。




唐大杰(微观治库创始人、武汉大学财税与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政府、社会资源帮助劳动者提升技能很重要。希望市场可以自动调整,相信市场可以做得比政府更好。

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冲击最大的应该是程序员、分析师等高知阶层,而一般低技能的劳动者有更好的职业适应能力,比如一个车衣工去做保姆并没有那么难,难的是一个博士投资分析师的再就业问题。

市场的信号是,报考金融、投资的大学生减少。




滕 泰(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纵观历史,每一次重大技术革新都曾引发人们对就业前景的担忧。从工业革命时期工人对机器的恐惧,到电气时代人们对自动化的焦虑,这样的忧虑一再出现,却也一再被证明是可以战胜的。虽然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确实取代了大量传统岗位,但新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数据分析师、算法工程师、数字营销专家、平台运营等新兴职业不断涌现,远程办公、灵活用工、副业经济等新型就业方式也极大地拓展了劳动力市场的边界。面对这样的转型,政府的角色不仅是鼓励创新、培育新兴产业,更要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确保发展红利能够更广泛地惠及全社会。




唐 文(氢原子CEO):数字经济可能会给劳动就业市场带来真正的解题,也许会缓解或者消灭失业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我们现代社会是构建以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正是因为有了分工,所以让劳动的效率大幅度提升。但分工的前提是让复杂的任务拆解为简单的任务。所以才会有了公司这种组织。公司的本质是在完成复杂问题的解耦,将面向未来市场客户的不确定的复杂的问题,拆解为每个员工日常可做的任务。但实际上这对员工和对公司来说都是不经济的,因为对公司来说,它并不是恰好需要员工的这些技能,也不是恰好需要这么多数量的员工。而对于员工来说,他最能创造价值的也不见得就是现在公司所遇到的问题。所以从未来来说,公司这种组织也许会继续存在,但社会上会出现大量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的工作由AI来进行解耦,实现分时匹配。就像现在的滴滴和美团一样。这样无论个人还是对于组织,还是对整个社会来说耗费的成本才是最低的。这也让人们可以不因为年龄性别种族等遭受歧视而失去工作。




唐兴通(数字商业创新顾问、数字化转型顾问、数字营销专家):未来的工作,将不再是过去的延续,而是一场彻底的重塑。AI并不是工作的终结,而是我们重新定义工作的开始。AI不会消灭工作,消灭的是那些拒绝改变的工作。

首先,政府应该投资于再培训项目的创新,而不仅仅是传统的职业技能培训。AI时代需要全新的技能组合,包括数字素养、复杂问题解决能力以及情感智能等。而教育系统也应当从基础教育开始,培养学生对新技术的适应力,而非仅仅教导固定的知识。

新加坡的“技能创前程”计划,新加坡政府推出的“技能创前程”(Skills Future)计划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了如何在国家层面推动终身学习和职业转型。该计划为每个新加坡公民提供学习补贴,鼓励他们不断提升技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

其次,企业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通过提供内部培训、职业转型支持,企业可以帮助员工在AI时代找到新的定位,而不是简单地替换他们。AI带来的是人类与技术的新协作,而非你死我活的对抗。

最后,全民基本收入等新的社会保障模式需要被认真探讨和实施。随着AI在各行业的渗透,大规模失业的风险无法忽视,而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可能不足以应对这种冲击。引入全民基本收入,能确保每个人在失业时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同时激励人们探索新的职业机会。




王 淼(中国通信工业协会智慧商旅产业创新研究院秘书长):应该认真剖析数字经济对生产力是促进的还是制约的,而劳动者的权益和适应性则需要更多的教育培训,以及社会再分配机制来支撑。科技的发展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生产关系的配合,政府和企业管理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必要的机制条件。没有飞机之前,不会有民航局和航空公司这样的组织机构,如何将跨洋轮渡工作人员转化为航空公司的员工,不是轮渡公司要考虑的问题,也不是设计开发飞机的人需要考虑的问题。同样数字经济,也只管沿着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前进,将社会变革的问题交给社会变革者来处理即可。




吴甘沙(驭势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CEO):只能控制AI和自动化不去吸收大量劳动力的行业。目前看,蓝领工人的岗位还比较稳。外卖、快递和网约车有点趋势,但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
可以开始探索UBI和再就业培训。




新 望(中制智库理事长兼研究院院长、全国工商联高端装备制造与仪器仪表委员会执行秘书长):毫无疑问,未来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和人类一起共同创造财富,越来越多的劳动数字化或者是有AI参与。这对现有的产业工人的队伍带来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如何让他们适应。我觉得一个方面不要急于提倡无人工厂或者是数字化,对企业来讲还是要有量本利的考虑,有投入产出效益的考虑。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人力部门/人社部门,还有工信部门,要对产业工人进行教育体制机制上的改变。培养高级蓝领工作者这方面整个是个缺陷,蓝领工作者的数字化方面的本领更是一个缺陷。所以我觉得对劳动力的培育、投入机制,对蓝领的培育/培训方面,可以向德国学习,搞一个专门的教育体系培育产业工人。




星 河(知名科幻小说作家):目前数字经济对劳动市场和就业最大的影响,应该是劳动者技能的提升问题。社会需要更多的“技术型工人”。这需要各国政府在教育指导方针上有所导向。




醒 客(科技财经作家、轻组织创始人):在传统的工业社会,生产与消费是分离的,这是社会分工的基础,未来生产消费的分工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分工,而是人与机器的分工。人类负责消费、机器负责生产。在新的社会分工背景下,再就业将不是问题,新的问题是:如何保障每个人的生存权、幸福权,实现权利公平、福利公平。




许剑秋(东方音像出版社社长、东方出版社原总编辑):这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无法避免的问题。人类社会及其各国政府应该努力,重新认定劳动方式,即新劳动。认可新劳动创造的新财富形式。




阳 淼(IT传媒人、“山寨发布会”创始人、《AV与愤怒》作者):从历史的经验看,任何一次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带来的都是“有赢有输”,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被甩出高速前进的巨轮。无论是英国的羊吃人,还是美国的大萧条,以及二战后剧烈的殖民地独立运动,都意味着生产力的突破会带来剧烈的社会格局变化。

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提升信息流动速度和生产效率的同时,同样带来了巨量的传统岗位的消亡,例如线下商业、传统小手工业者、传统出版业和新闻业等行业的巨大衰落。政府在这方面能做的,应该是建立普遍的基础生活兜底机制,避免出现大数量居民的实际性破产。另外,要加强产业政策指导性,对可能造成剧烈就业替代性的新技术、新企业,通过资本利得、三次分配等方式,进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避免拉大社会阶层差距。




张国华(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院长、高级规划师):短期替代效应与就业冲击:无人驾驶技术的推广在短期内势必会对现有的就业市场带来替代效应,尤其是与交通运输相关的行业。传统的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和货运司机是最直接的受影响者,因无人驾驶技术的普及,他们的岗位将面临消失或减少的风险。例如,随着无人驾驶技术的日益成熟,自动驾驶出租车和网约货车将逐步替代现有的人工驾驶车辆,从而减少对人力司机的需求。类似的替代效应在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最典型的例子便是19世纪的自动纺织机革命。当时,纺织机的引入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工人数量下降了98%。然而,这一技术革命不仅没有永久性地减少纺织行业的就业,反而在纺织需求增长的推动下,英国的纺织工人人数增加了四倍。这种短期的就业替代效应同样可能出现在无人驾驶领域,尤其是在技术成熟的初期,某些岗位可能会迅速被机器所替代。

长期的创新效应与就业机会:尽管短期内无人驾驶技术可能带来一定的就业压力,但从长远来看,这项技术将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破坏理论,技术的进步不仅会带来产业变革,还会引发新的需求,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例如,随着无人驾驶技术的普及,新的岗位如无人驾驶系统维护员、自动驾驶车队运营调度员以及高级算法工程师等将涌现出来。无人驾驶技术还将推动其他相关行业的就业增长,如智能交通管理、车联网技术支持等服务性行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无人驾驶将推动更多生产性服务岗位的创造,这些岗位将为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就业容量。例如,德勤的研究表明,英国的技术进步并未减少就业,反而带来了更多高薪技术和服务类工作,这一规律在无人驾驶领域也有望得到验证。

无人驾驶技术的应用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进步的一个缩影。这类技术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就业市场的转型,特别是对重复性、体力性劳动岗位的替代。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不仅使得无人驾驶汽车成为可能,也将大量影响其他行业的工作方式。例如,AI技术可以承担许多需要长期学习和训练的工作,如数据分析、决策辅助等,这种替代性将继续扩大。

然而,AI与自动化的进步并非只带来负面影响。它们同时催生了需要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的新型岗位。例如,未来的就业机会将更倾向于那些需要复杂决策、创造性设计以及深度协作的工作。随着无人驾驶技术的普及,更多人将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更加复杂和富有价值的脑力劳动。这种转变将促使就业市场从低端劳动向高端知识型就业转型,形成一种就业结构的升级。

无人驾驶技术的逐步成熟也可能加速“服务业双向发展”的趋势,即服务业中的高端和低端就业岗位将从对立走向协作。高端岗位如技术开发、系统维护将带动相关服务岗位的增加,而低端的服务岗位如乘客体验服务、车内清洁等也将在无人驾驶场景下被重新定义并扩展。这一趋势将有助于缓解因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焦虑,并为社会提供更多多元化的就业机会。




张其亮(京彩未来家联合创始人/总裁):这个很简单,劳动者的主力从过去的企业员工转向平台灵活就业,劳动力不再从属于企业,劳动力被从企业内部释放出来,大大增加了劳动力配置效率,同时也细化了分工,促进竞争。这个大方向是非常好的,灵活就业也必然成为劳动者执业的主流。这一点,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赵 刚(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北京赛智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CEO):数字经济发展会对就业结构重新洗牌,掌握数字技能的劳动者更容易赢得就业机会和工作岗位。在掌握数字技能的劳动者中,思考型劳动者会比知识型劳动者、工具型劳动者更具竞争力。




赵嘉敏(译言网创始人、东西时代创始人):只说一下个人方面:最最基本的,是意识上的转变,把 AI 当成助手或同伴,而非工具,学习与 AI 的相处之道,在获得 AI 帮助的同时,了解 AI 的强项和短板,包容 AI 的错误,耐心引导 AI。




朱海就(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在市场部门的应用非常快,相对而言,它的应用在公共部门(包括事业单位、国企等)的推广就比较慢一些,这是因为公共部门缺乏足够的激励去推动这项技术的应用,因此,产权制度的变革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变革的前提。公共部门需要加快产权制度改革,积极拥抱市场,这样才能加快先进技术的应用,产生经济社会效益。在产权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即便采用了先进技术,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也未必会得到提升,很可能只是提高了本来就没有价值的服务或产品的生产效率。同时,公共部门人员的冗余现象可能也不会因为采用了新技术而改变。因此,就改善劳动力市场与就业市场而言,制度问题的解决比技术问题的解决更为迫切一些。




谭少锋(微信网友):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大量普及会倒逼社会改革。保障最低百分之一,限制最高百分之一,中间百分之九十八自由竞争,然后推动垄断型企业国有化,让经济权利像政治权力那样公共化,立法司法行政再加上经济权利,推动三权分立到四权分立,在顶层建立起国家、资本、普通民众的财富分配调节机制,减少剥削,促进阶层流动,实现社会的长远发展。




火光照影(知乎网友):???????按道理,工作应该越来越简单。所以,这是问了什么啊?




文学初写者(知乎网友):面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技能需求变化,劳动者、政府和企业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应对:

1、劳动者自身

保持学习心态:认识到数字化转型是不断发展的过程,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关注行业动态和技术趋势,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例如,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在线课程、学习新的软件操作技能等。

培养数字化思维:理解数字化技术对工作的影响,学会用数字化的思维方式去解决问题,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比如,在工作中尝试运用数据分析工具来优化业务流程、发现潜在问题等。

提升软技能:除了专业技能外,注重培养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创新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软技能。这些软技能在数字化转型后的工作环境中同样重要,有助于更好地与团队成员合作、适应新的工作模式。

积极参与实践:通过实际项目、实习、兼职等方式积累实践经验,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提高自己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

2、政府方面

完善政策支持: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并对积极参与技能提升和再就业培训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补贴等支持。例如,对开展员工数字化技能培训的企业给予一定比例的培训费用补贴。

加大教育投入:加强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数字化相关专业建设,培养适应数字化转型的专业人才。同时,推动产教融合,鼓励学校与企业合作开展实践教学、实习实训等活动,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提供培训服务:组织开展面向劳动者的免费或低成本的数字化技能培训项目,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劳动者提供多样化的培训课程。例如,建立公共的在线学习鹏泰,提供数字化技能培训课程资源。

优化就业服务:建立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提供精准的就业信息和指导,帮助劳动者更好地了解就业市场需求。加强对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的支持,完善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

3、企业方面

制定培训计划:根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制定针对性的员工培训计划,明确培训目标、内容和方式。例如,对于技术岗位的员工,提供新的技术和工具的培训;对于管理岗位的员工,培养数字化管理思维和能力。

搭建培训平台:建立内部的培训平台或学习管理系统,为员工提供便捷的学习渠道和资源。可以采用在线学习、内部培训课程、导师辅导等多种方式相结合,满足员工不同的学习需求。

鼓励内部流动:建立内部岗位流动机制,鼓励员工在不同部门和岗位之间进行流动,拓宽员工的技能和知识领域,培养复合型人才。这样可以使员工更好地适应企业数字化转型后的工作要求。

与外部合作:与高校、培训机构、科研机构等外部单位开展合作,共同开展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活动。通过合作,可以引入外部的专业知识和资源,提高企业的人才培养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

*由豆包AI生成






苇草智酷简介——


苇草智酷(全称:北京苇草智酷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是一家思想者社群组织。通过各种形式的沙龙、对话、培训、丛书编撰、论坛合作、专题咨询、音视频内容生产、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以及每年一度的苇草思想者大会,苇草智酷致力于广泛联系和连接科技前沿、应用实践、艺术人文等领域的学术团体和个人,促成更多有意愿、有能力、有造诣的同道成为智酷社区的成员,共同交流思想,启迪智慧,重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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