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傍水而居行舟楫之利
西域周边的天山、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及阿尔金山山系，在永久积雪线以上有大量冰川和永久积雪，而且山区有较丰富的降水量，其年平均水量相对稳定。春夏季节，高山冰雪融水及山区降水形成径流，向地势低洼的塔里木盆地内部汇集，构成向心水系。其中水量丰富的多条河流，包括今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阿克苏河、渭干河、开都河—孔雀河、和田河、克里雅河和车尔臣河等，历史上皆可以汇入塔里木河，并最终东注罗布泊。《汉书·西域传》记载：
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
20世纪30年代，黄文弼曾在罗布泊湖畔一个三面环水的三角洲上发现Lㄇ古墓。他记录称：“去其沙土，即露以木钉缝合之木板，形如扁叶，以黑牛皮覆之。木板刨制甚光，显为长久工作水中者。长五尺，宽三尺许，缺处另以木片补之，疑为死者之舟。旁树立之木杆，盖为拨船之具也；一段颇尖，形类今之撑篙，死后其亲族即以其具殉焉。”这是将死者葬具判定为生前使用过的船和撑船用的篙。这种船型葬具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古墓沟墓地及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450年的小河墓地都有出土。小河墓地还有桨形立木，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将之与20世纪初罗布人使用的船桨进行比较，认为“这些桨形物预示着埋葬在这里的人们生前经常划桨”；小河墓地的先民与20世纪初罗布里克人生活环境类似，他们拥有大量牲畜的同时，还在河湖中捕鱼，在芦苇与旷野中狩猎。铁板河墓地出土的鱼骨骸、古墓沟墓地的残破渔网，以及古墓沟居民骨骼中较高的锌含量，都进一步佐证了贝格曼的推论。所以目前学界基本认同当时孔雀河下游罗布泊地区的先民曾在河湖中划船捕鱼，砍伐胡杨用来做葬具，也用来做水上交通工具小船。考古调查研究还发现，与小河墓地直线相隔近六百公里的克里雅河流域的北方墓地，其墓葬年代大体与小河墓地同期，两地墓葬文化极为相似，存在诸多相同因素，包括船型棺、桨形立木等。因此，其生产生活方式亦当大体相同。甚至有学者推测以小河墓地与克里雅北方墓地为代表的社会组织集团，是罗布泊－塔里木地区小河文化诸多社会群体中非常重要的两支，两地曾借助塔里木河水上交通频繁往来。由此可知西域史前时期，人们利用舟船出行，或在水上捕鱼是靠近河湖居住的先民们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
文献记载开都河—孔雀河流域的焉耆“近海水多鱼”，“有鱼盐蒲苇之饶”，“颇有鱼盐之利”。另外，卫星分析与实地考古资料显示，距今两千多年的克里雅河流域的圆沙古城附近河网密布；古城内发现大量鱼骸骨，经研究其包括鲤、鲫两科。汉晋时期的楼兰L.A遗址出土过“用铅和石做的渔网坠”以及大量鱼骨。唐代米兰戍堡M.I.iv.0027、M.I.xiv.0073出土了麻线织的渔网。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有大量鱼骨、渔网和织补渔网的木梭。这表明汉唐时期生活在西域水资源丰富区域的居民曾将鱼类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资源。正如前文贝格曼所提到的，20世纪初生活在罗布泊地区的居民经营畜牧业的同时，仍然将捕鱼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考虑到用网捕鱼效率更高，且多在舟船类工具上开展，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汉唐时期，西域傍水而居的民众利用舟船在河湖中获得鱼类的现象依然较为普遍。此外，《西域水道记》中提到吐鲁番郡王派遣下属官吏接受罗布泊人贡物时，“至小淖尔北岸，举火为候。淖尔中回人以木筏来迎”。清代罗布泊湖区的居民还依赖浮运工具对外交通。湖域面积广阔、水资源丰富的汉唐时期亦应如此。
二、舟船摆渡连接陆路
汉唐时期西域的水上交通不只限于傍水生活的居民舟船出行，其亦存在于西域整体的交通网络中。关于汉代西域的交通路线，《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对于其中的“波河”，学界一般理解为沿着河流。传文没有明确南北两条交通主干线是否需要渡河。我们再看唐代西域的交通路线，《新唐书》记载了西州以西的道路，在此摘录如下：
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经新城馆，渡淡河，至焉耆镇城。
自焉耆西南步二百里，度小山，经大河二，又步七百里乃至（龟兹）。
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乃西北渡拨换河、中河，距思浑河百二十里……至怛逻斯城。自拨换、碎叶西南渡浑河，百八十里有济浊馆，故和平铺也。又经故达干城，百二十里至谒者馆。又六十里至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渡赤河……又经达漫城，百四十里至疏勒镇，南北西三面皆有山，城在水中。……自拨换南而东，经昆岗，渡赤河，又西南经神山、睢阳、咸泊，又南经疏树，九百三十里至于阗镇城。于阗西五十里有苇关，又西经勃野，西北渡系馆河……至疏勒镇。……于阗东三百九十里，有建德力河，东七百里有精绝国。……于阗东距且末镇千六百里。……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修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又西经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镇，故且末城也……又西经悉利支井、祅井、勿遮水，五百里至于阗东兰城守捉。又西经移杜堡、彭怀堡、坎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阗。
另外，P.5034号《沙州图经》石城镇部分记“六所道路”，其中记载：“一道，北去焉耆一千六百里，有水草。路当蒲昌海西，度计戍河。”不难发现，整个西域交通网络需要多次渡河，包括西州至焉耆渡淡河、焉耆至安西渡两大河、安西至拨换城渡白马河。拨换城西北渡拨换河、中河等可前往怛逻斯城；由拨换西南渡浑河至据史德（郁头州），再渡赤河前往疏勒；拨换东南渡赤河至于阗。又从于阗西北渡系馆河至疏勒镇。自于阗东过建德力河至精绝、播仙镇，再渡且末河到石城镇，由石城镇经蒲昌海南岸至阳关，或由石城镇北渡计戍河（即塔里木河）至焉耆。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哪些河流可以直接涉过或建有桥梁，但一些水流较大的河流当设有渡口，需要借助舟船类工具过河。俞浩《西域考古录》引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就明确提到“白马渡”，其文曰：
拓厥关在昆河水上，有铁骑五千戍之，其西五十里为白马渡，路通瀚海军。白山南有铜铁厂，军民杂聚，为冶铸之所。关城两山壁立，中峡深百十丈，水流其中，日夜有声。人行北山巅，俯视骨悸魂摇。过大龙峪千佛洞，逾岭至突骑施沙雁州，西至拨换城，由北山口二百里，关距安西府百里。
至于渭干河流域利用舟船摆渡的交通情况，我们可以参考清代文献记载。《拜城县乡土志·山水》记载：“境内大小渠不一，鄂依斯塘、黑米子地两处河水，各设水手十二名，四时引水，又各设义船一只，夏日水涨，则以船渡而利遄行，河色尔河亦设水手十二名，一切需费，均就地筹给。”“河色尔河”即今克孜尔河，该河与鄂依斯塘、黑米子地两处河水一样，都置有水手和船，负责夏季水位上涨时用船摆渡过往行人。《库车直隶州乡土志》“山水”记载：“渭干河经城西乡，南去沙雅尔……夏秋水盛，蹇裳不能涉，西乡土人置有渡船。”“（沙雅县）境内各河，除治所北相距十五里之渭干河水流稍缓，往来行人以小船渡济外，余皆水势急流，非结冰与干竭时，不能履渡”。由此我们可知渭干河中、下游地区也有舟船摆渡。汉唐时期的资料中虽然没有使用渡船或其他摆渡工具的记录，但在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出土的龟兹语文书中，有“船”的词汇，且“小船（Oliska）”作为地名或团体名频繁出现，当地应有船这种水上交通工具。库车曾是汉唐政权经营西域的重心所在，渭干河两岸有诸多汉唐时期的屯田戍守遗迹。自库车西南渡渭干河中游进入今新和县境，沿却勒塔格山南麓前往阿克苏途中，有晋－唐时期的千佛洞、佛寺、戍堡遗址。自库车向西北，经盐水沟，过克孜尔河，进入拜城，西至阿克苏、温宿，或至天山北麓昭苏盆地，沿途亦有诸多唐朝时期的烽戍、城堡遗址。汉唐时期经由渭干河及其支流克孜尔河的道路应是当时从库车继续西去的重要交通线，甚至是主要交通路线。这两条河流当时亦应设有渡口，尤其是在丰水时节，船只摆渡成为连接河流两岸交通的重要纽带。
另外，我们也可以参考其他相对较晚期的资料。在19世纪末叶尔羌河流域莎车克孜勒吉村附近沙漠流散出的喀喇汗时期的回鹘文土地买卖契约文书中，提到证人“摆渡者玉素甫之子”或“摆渡人玉素甫”，所卖土地与“摆渡者玉素甫的地”交界，证实当地有以“摆渡”为职业者。清朝、民国时期关于阿克苏河、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和田河流域、罗布泊地区有渡口、渡船或木筏及水手的记载更为丰富。20世纪90年代，塔里木河与叶尔羌河有较大的渡口40多个，渡船近130艘，设置渡口是因为这两河沿岸为戈壁沙滩，每年洪期河道变迁大，河底流沙导致无法架桥，只得依靠渡船运送人员和其他物资。由此，我们可推测汉唐时期依赖舟船或木筏等摆渡，进而联通陆路的交通方式，也存在于西域其他一些河流流域。
三、行漕运保障物资供应
前述西域水上交通主要是利用自然河道，除此之外，汉唐政权还在西域开凿人工渠道发展漕运，当然也不排除利用自然河道进行漕运的可能。文献中与之相关且相对较早的记载是《汉书·西域传》提到宣帝时期，乌孙内乱威胁到汉与乌孙的关系，西汉派遣将领兵众至敦煌兴修水利，穿凿渠道，意图开发敦煌至居卢訾仓（又作“居卢仓”）的漕运交通。其文云：“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
关于卑鞮侯井和居卢訾仓的具体方位，学界仍有诸多争论，但根据出土的汉简及相关考古资料，我们可以确定罗布泊地区的土垠遗址即居卢訾仓故址所在，其为汉晋时期丝绸之路的一处交通枢纽。西汉计划将粮食从敦煌的卑鞮侯井通过漕渠运至居卢訾仓，将其作为征讨乌孙的粮食供应基地。
悬泉汉简证实西汉确实将这一通渠转谷计划付诸实施。一枚简文记曰：
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丁丑，乐官（涫）令充敢言之：诏书以骑马助传马，送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使者冯夫人。军吏远者至敦煌郡，军吏晨夜行，吏御逐马前后不相及，马罢亟，或道弃，逐索未得，谨遣骑士张世等以物色逐各如牒，唯府告部、县官、旁郡，有得此马者以与世等。敢言之。（V1311④：82）
位于孔雀河尾闾、罗布泊湖北岸的居卢訾仓故址有水运设施遗迹。该遗址东、西、南三面环水，北面为雅丹地貌。王炳华多次踏查该地，在遗址傍西侧湖岸夯土围墙外发现“一区南北向的土筑台基，相当整齐。南半段保存完好，北半段残损。残长30、宽3、高0.4米，以土块垒就”，判断其为水运码头遗址，在与码头台基相近的土墙围垣外侧的大量木楔钉，是为加固土堤，增强抵御风浪侵蚀的能力。另结合若羌县文物保管所工作人员曾在离湖岸50米处的湖湾中采集到一束近六十枚的三棱形青铜镞，以及楼兰遗址区的河道痕迹，王炳华推测汉朝曾利用罗布泊、孔雀河发展水运，通过土垠码头将军备物资向西运输至楼兰、L.E古城等濒临湖盆的其他军事要地。由汉朝中央政府组织开发，在西域东部地区，东自敦煌玉门关塞外，经罗布泊地区的居卢訾仓中转，西至楼兰古城，可以形成一条完整的漕运路线。这条漕运路线可以发挥水运成本低、效率相对高的优势，同时还能避开自然环境异常险恶的白龙堆。
唐朝对西域的经营较以往更为深入，在此基础上，对粮食等军事物资需求更大。其是否更加大力发展漕运交通？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但西域出土的文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吐鲁番阿斯塔那225号墓出土的《武周请备狂贼残文书（二）》云：
另外，渭干河口西岸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出土的一件《唐陶拓所文书》记载：
1．掏拓所
2． 大母渠堰
3． 右件堰十二日毕，为诸屯须掏未已，遂
4． 请取十五日下水。昨夜三更桃花水汛涨，
5． 高三尺，牢得春堰，推破南边马头一丈已
6． 下。恐更暴涨，推破北边马头及春堰，伏
7． □□□□检河漕及堰功积，便下水。十四日。然
（后缺）
余 论
西域水上交通历史悠久，汉唐时期生活在河湖水资源丰富区域的居民利用舟船类工具开展捕鱼活动，以获取鱼类生活资料，并以之作为出行工具与外部交往。同时，以舟船或木筏等工具摆渡河流两岸人员往来，进而联通陆路的交通方式亦广泛存在于西域，这种交通方式在丰水季节尤为重要。汉唐中原政权还曾在西域开凿人工渠道发展漕运，以运输粮食及其他物品，为经略西域及畅通丝绸之路提供物资保障。因此，西域水上交通是古代绿洲丝绸之路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有学者认为西域及甘肃西部曾有巨大的航运水系。从敦煌沿疏勒河一直向西到罗布泊，再顺着西北的孔雀河、塔里木河与西南的车尔臣河，以及它们的支流水网，抵达塔里木盆地各大绿洲，直至帕米尔高原下。汉朝军队、商旅曾利用这一巨大航运水系高效运输物资，不适航期则沿河陆运，此乃《汉书·西域传》所记西域南道、北道“波河而行”的真实含义之一。对此我们需要慎重考虑。
《西域水道记》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叶尔羌办事大臣上疏请求造粮船，通过距离叶尔羌城五十余里处“水宽溜平”的玉河（即叶尔羌河），运粮至“阿克萨克玛喇尔军台贮仓”，但因“水多沙易淤，船运寻罢”。光绪二十五年（1899），斯文·赫定考察塔里木河航道，9月中下旬从莎车乘木船沿叶尔羌河进入塔里木河，航行3个多月后，最终也因河道淤塞不通，在库尔勒新湖附近上岸。1945年4月，中华水利委员会派倪超专门考察新疆水利。他曾指出新疆河流，“夏大冬小，又加每年结冰数月，故其舟楫之利，实远逊于内地各水道”；开都河、孔雀河等下游可以通航，塔里木河支流喀什噶尔河及阿克苏经常有木筏和民船行驶；塔里木河中游“下游自尉犂，至七里克，亦曾有舟楫往还，及中间沙雅至尉犂一段，河道迁徙无恒，航运时续时断，未克畅通”。可见，西域内部多荒漠且地势平缓，河流渠道容易淤塞；加之地表径流的季节性、河道多变等影响，导致塔里木河河道及其各支流下游并不利于发展大规模、远程的水上交通。因此，我们对古代西域水上交通的规模及意义也不宜过分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