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80年代，西方钟表传入中国，开启了中国钟表收藏和制作的历史，到1911年清朝结束，其间经历了三个多世纪的历程。在这三百多年中，中国钟表以其独特的面貌，成为世界钟表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这三百余年的中国钟表发展史，一个显著的现象是逐步形成三个钟表制作中心区域，即以清宫造办处为代表的北京区域，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区域，以南京、苏州、上海等地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这三个区域的钟表各具特色，自成一体，连接着不同的市场和消费群体。它们在不同的文化类型中生成和积淀，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独特风格、丰富多元的产品。
广东是中国最早接触自鸣钟的地方。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把自鸣钟带到广东，用其疏通官府，引起了人们对自鸣钟的兴趣。清中期以后，广州是当时中西方贸易的中心，由外国进口的西洋钟大量在广州集散。广州也成为清代中国最为重要的钟表产地之一，精品多为宫廷收藏。因此，对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地区的钟表贸易及钟表制造历史进行探讨是全面认识中国钟表史非常重要的一环。
在广东省博物馆“璀璨时光——清代广钟精品展”里呈现的木楼嵌螺钿钟（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广东省博物馆提供
笔者曾作《广钟历史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一文，在厘清广钟概念的基础上，对广钟的木楼钟和珐琅钟两个主要品类的历史进行了详细探讨。值“璀璨时光——清代广钟精品展”在广东省博物馆举办之际，笔者将文中几个章节的主要内容展现，以就教于方家。
清宫档案和文献中的广钟概念
学界对广钟是广州历史上独具特色产品的认识由来已久。不过，我们通常所说“广钟”中的“广”字，所指到底是什么范围？是广州，还是广东？
从几条雍正和乾隆时期档案里的“广东做的”“广东做法”“造办处做自鸣钟广东匠役”“送回广东”看，档案里的“广”更多的是与广东对应的。而在另一些清代文献中，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种指向。例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刊刻的《广州府志》在谈到广钟生产时说：“自鸣钟本出西洋，以索转机，机激则鸣，昼夜十二时皆然。按：广人亦能为之，但未及西洋之精巧。”这里的“广人”无疑为当时的广州府人。
清，木楼嵌螺钿钟，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璀璨时光——清代广钟精品展”展品 广东省博物馆提供
因此，笔者提出广钟的含义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广钟就如一些清代文献和现在学界认为的是指当时广州府所做的钟表，这是以标志性产品的中心产区进行命名的方式。而广义的广钟则如清宫档案中所指，为广东制作的钟表。按照广义的概念，由于当时的澳门是广东的一部分，其钟表发展史亦应并入广钟历史之中。其他一些地方如肇庆等地，情形也是如此。由此，广钟无疑是中国钟表史上最早出现的钟表品种。
从档案和图像看广式木楼钟
在三百多年的广钟历史中，广钟最基本的形态是怎样的呢？根据相关资料，笔者认为木楼钟是贯穿广钟历史始终的代表性品种。
木楼钟最主要的特点是使用木质材料作为钟表的外壳。我们注意到1600年利玛窦在启程前往北京前，在南京对两件准备送给中国皇帝的钟表进行装饰，给其中的小钟找了一个雕花涂金的盒子，给大钟做了由四根立柱支撑的拱形顶外罩，四面都装有可以拆卸的面板，用中文标示钟盘，装饰有各种花叶纹、鹰、龙等图案。根据利玛窦的描述，两件早自明末的钟表都是用木材做外壳，用红漆涂金装饰，应该都是木楼钟。
从广钟的情况看，现在我们所知清宫最早的广钟也是木楼钟。清宫档案提到雍正六年从安图家抄来四架乌木架自鸣钟，其中有两架是广东做的。此外，乾隆九年将收贮黑玻架彩金花广钟一座“粘补收什”留备使用。
这种情况到乾隆中期仍没有改变。前引乾隆二十四年刊刻的《广州府志》按：“广人亦能为之，但未及西洋之精巧。”何以《广州府志》对广钟如此评价？可以从当时广钟的形态加以分析。因为这一时期广州所做的钟表是以木楼钟为主，还无法像进口的英国钟那样附加更多的奇巧机械装置，给人的观感肯定是未及西洋精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广州钟表在形态上和同时期欧洲尤其是英国钟表的差距。这种差距到了乾隆晚期宫廷对广钟生产的直接介入才得以缩小。因此，《广州府志》对广钟的评价是符合当时实情的。
广州木楼钟的生产在乾隆中后期仍然持续。尽管这时广州已经可以制作带有繁复变动机械装置的金属钟和珐琅钟，但木楼钟的生产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且是最主要的广钟品种。乾隆四十三年（1778）二月初二日，原任粤海关监督德魁之子海存，将家中所存预备呈进的自鸣钟等项共105件恭进给乾隆，被全部留用，其中钟表65件。目录中用“洋”字对进口自欧洲的钟表加以标示，除此之外，中国制造的钟表多达20件，多为桌钟或座钟，外壳全部用紫檀木制作，其上装饰或镶嵌金属或石质的饰件，都是很典型的木楼钟。这些紫檀木楼钟应该是广钟中的精品，基本上是作为地方贡品而生产。至于民间广木楼钟，品质上应该不及于此。
19世纪，木楼钟仍然是广钟的主流品种。1805年俄国人伊·费·克鲁森什特恩在《俄船首航广州》一文中，根据他在广州的观察，对“中国人是否在工艺上模仿欧洲人？他们会不会制造钟表？”问题，他的答复是“他们会做挂钟，不会做怀表”。那么这个时期广州所制作的挂钟是什么样子的呢？同时代广州外销绘画中广州钟表店铺的图像，可以让我们对广州木楼钟的情况有个大致的印象。
外销画中的广州钟表作坊。原件由美国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收藏，图片引自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
现收藏于美国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的钟表店铺图外销画形象地描绘了19世纪初期广州城内一家钟表店的情况。店铺不大，共有三位店员，一位负责销售和接待顾客，另有两位进行钟表维修。柜台里面靠墙的柜架上摆放两架木楼座钟以及几件安有表链的怀表，店内墙上挂着四座木楼重锤式挂钟。从这几件座钟和挂钟看，外观及做法都相当一致。木质外壳，左右两侧面开窗。正面下部为圆形钟盘，罗马数字显时系统。钟盘之上半圆形窗口，绘风景图案，窗口中间可能有诸如攀杠人的变动机械装置。顶部为四面亭式，亭顶及钟身四角安杯形饰件。这些座钟和挂钟应该都是广州生产的，是典型的五塔式木楼钟。从此幅画中钟表店铺出售的钟表基本是木楼钟来看，木楼钟乃是这一时期市场上广泛流通的广钟品种。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相似的清代晚期木楼钟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有收藏，此次展览也选取了几件加以展示。这一时期木楼钟不仅在民间销售，同时也进入宫廷。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看，晚清的广州木楼钟装饰手法比较多样，有的在木楼钟外壳镶嵌螺钿，有的镶嵌铜片。宫廷所藏和民间销售木楼钟样式和品质的趋同，说明晚清时期广州专门为宫廷生产钟表的机制已经动摇。宫廷和民间作为广州钟表的两个重要市场，对广州钟表生产都具有重要影响力。随着宫廷对广钟制作的影响力减弱，市场自由调节作用提升，广州钟表制作自此进入实质性的自由市场化阶段。
木楼钟作为贯穿整个广钟历史的品类，其生产自明末西洋钟表传入中国始，一直延续到清末。明末清初的广木楼钟产量不多，似乎未形成规模化生产，存世数量极少。清中期宫廷开始介入广钟制作，广木楼钟出现高档和普品之分，对应不同的消费群体。乾隆时期高档木楼钟多以硬木制作，包括紫檀木、红木、花梨木等，多为宫廷或显贵所购藏，甚至是为他们专门制作，尤其是通过广东官员进贡宫廷的广木楼钟，多用紫檀木制作，与民间有明显差别。清晚期随着宫廷影响力的减弱，广木楼钟从样式和品质上呈现宫廷和民间逐渐趋同的态势，多为普通木料制作，外表多用深色清漆油饰。
另外，特别值得强调的还有，广珐琅钟是宫廷介入广钟制造而形成的广钟品种。这种大面积装饰透明珐琅的钟表一直备受瞩目，被视为广钟的代表性产品。但其技术来源、制作时间、生产细节一直无从知晓，是制约广钟历史研究走向深入的关键问题。笔者基于对广东透明珐琅历史的研究成果，将广珐琅钟的生产时间框定在乾隆四十二年至晚清，其中宫廷收藏的绝大部分高档广珐琅钟是在乾隆晚期至嘉庆年间一段很短的时间内制作的。这一认知对推进广钟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这部分的研究内容，将在羊城晚报文史哲周刊接下来的《广钟历史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下）》一文中，继续作详细叙述。
作者简介：郭福祥，故宫博物院二级研究馆员、宫廷历史部首席专家。
（本文节录自郭福祥《广钟历史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一文，羊城晚报记者潘玮倩参与文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