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出身的我，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梦想，在上世纪60年代初来到香港。一路摸爬滚打，最终选择深耕手袋行业。从一无所有到有点成就，是时代给了我这个农民儿子机会，让我能够跨过罗湖桥，在深圳投资建厂。有幸伴随经济特区一起发展，是我一生的荣耀。
对于深港未来的发展，我满怀期望。我期望两地能够不断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和空间，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郑可明
出生于1944年8月，广东汕头潮阳人。香港东雅集团创始人。1976年，到深圳投资开办工厂，被外界誉为“首个走过罗湖桥的港商”。曾被聘为第十届广东省政协首批海外侨胞特聘委员，获东莞市荣誉市民称号。
壹
那段时间，虽然每一天都工作得很累，但我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因为我知道，只要努力，就肯定有回报。
辗转去香港打零工
1944年，我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峡山镇南里村。父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民，母亲是家庭主妇。家庭生活主要靠着种田的收入勉强维持。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我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渴望，踏上了前往香港的旅程。
香港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工作机会多。初到香港，我像许多新移民一样，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在酒楼做杂工、在建筑工地搬砖……那几年，我辗转在香港各地，哪里有工作我就跑到哪里。
那段时间，虽然每一天都工作得很累，但我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因为我知道，只要努力，就肯定有回报。
偶然机会进入手袋行业
转机出现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份给手袋描绘图案的工作。这份工作为我打开了进入手袋行业的大门。起初，我对制作手袋一窍不通，这个行业也不被人看好，甚至有人嘲笑：“你一个潮州人，怎么想到去做手袋呢？”
有一次，一位客户下了40个手袋的订单，让我高兴了许久。随后我才发现他是从事出口贸易工作的，这些手袋都用于出口。为什么我不自己做？年轻时的冲劲让我生出干劲。
在与客户深入交流后，我敏锐察觉到出口贸易的巨大潜力。于是，我也做起了手袋出口的生意。起初因为不懂英文，订单规模很小，后来，随着产品服务和质量的提高，我也不断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工厂约有100名员工。
贰
两天后的周一，我就带着10台旧机器，从香港跨过罗湖桥，来到文锦渡开始做来料加工手袋，这也让我被外界誉为“首个走过罗湖桥的港商”。
签订一号合同 来到深圳做手袋
有了之前的积累，1968年，我在香港创立了东雅集团，主要经营手袋生意。然而，好景不长，香港制造业很快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原材料成本急剧上升，土地、劳动力的价格也大幅上涨，香港制造业利润骤降。
▲东雅集团。资料图
于是，我开始把目光转向香港以外的地方，想在其他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建厂。
1976年初，正好香港有朋友要参加在广州举办的第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他邀请我去参加。我抱着考察内地市场的想法跟他一起前往广交会。
在与广东省政府代表交流中，我了解到内地对于发展工业、引进外资的迫切需求和开放态度。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将我在香港的手袋业务扩展到内地，也可以帮助内地更好地发展。
在与他们深入讨论后，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就做了决定，与广东省轻工业厅签订了一份CND001的“来料加工合同”，合同规定深圳外贸公司所属的假发厂以厂房折资的方式入股——他们出地、出人，我出钱和材料，一起建立手袋加工厂。这个协议是内地与港商在手袋行业中签订的最早的来料加工合同，甚至比我的朋友张子弥在东莞虎门太平建立的手袋厂还要早三年。每次我们见面时，都会开玩笑地争论谁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总是幽默地说自己是“太平第一”。
▲东雅集团生产的手袋。 资料图
这是我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签完合同后，我十分兴奋，马上从广州返回香港，准备相关事项。两天后的周一，我就带着10台旧机器，从香港跨过罗湖桥，来到文锦渡开始做来料加工手袋，这也让我被外界誉为“首个走过罗湖桥的港商”。
初来深圳困难重重
初来深圳时，这里还没有成为经济特区。罗湖还不是一个区，深圳也只是宝安县下面的一个镇，到处都是荒山野岭。那时深圳以农业和渔业为主，工业和商业发展相对滞后，城市化程度不高。
街上没有水泥路，到处尘土飞扬，坑坑洼洼，一到雨季，穿着雨靴人走在路上都举步维艰。而被视为稀罕物的汽车，更是在烂泥路上动弹不得。有一次，我从深圳一个人开车到潮州的工厂选货，路上竟开了40多个小时。还有一次，货车司机从潮州开了三天三夜还没到深圳，路上没有路灯，行驶缓慢。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再着急也联系不上人。
当时的深圳物资比较匮乏，外出吃饭成为一个难题。彼时深圳对外经营的餐厅只有2家，一家叫新安，一家叫侨社，吃饭需排长队，餐厅供应什么就只能吃什么，没有更多的选择，后面我们就从香港带干粮来深圳上班。
而且早期通讯远没有现在这么便捷。那时候，给香港打电话非常不容易。我在深圳这边，好不容易在侨社找到打电话的地方，结果打过去对方没人接。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通讯的不便经常阻碍我和香港的联系。
虽然困难重重，但那时候我仍对未来十分向往。幸运的是，政府给予了我们很多支持，比如特别批准了深港两地车牌，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交通出行。加上一系列利好政策和蓬勃向上的社会氛围，我抱着“爱拼才会赢”的信念，激情十足地投入到工厂的建设中。
叁
上世纪90年代初，工人月薪几千元已不奇怪，有的人月薪甚至可达上万元。那时100元面额的人民币很少，我每月发工资，都是拿着麻袋装5元、10元的现金发给工人。
创业初期深港两地奔走
一开始，手袋厂只有200平方米，全是铁皮房。后来刮台风，房顶被刮飞了。我又想办法申请多租了几亩地，用钢板焊接屋顶，仅用了45天的时间就把厂房扩大到2000平方米，在当时也是创造了“深圳速度”。
起初，我住在深圳的华侨旅社。那时深圳只有两台电视机，政府为了照顾外商，特意安排了一台在侨社给我观看，一到晚上很多人都跑到我房间看电视，很影响我休息，无奈之下我只能在旁边另开一个房间。那时要每天早上乘坐着三轮车前往工厂，后来政府批准了深港两地车牌，从此我就开始了往返深港的两地生活。
我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从香港的住处开车到文锦渡关口，等到6点关口开放第一个过关。7点多第一个到工厂，等工人8点上班。因为文锦渡口岸下午5点就关闭，4点多我就得赶紧收拾往回开。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但我靠着对未来的希望坚持了下来。
提出实行计件工资制度
那时香港手袋的订单很多，供不应求。但与我合作的假发厂存在生产效率低下、工人工作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导致一个月的生产量远远达不到要求。我看着订单堆积如山，心里焦急万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了计件工资制度，实行多劳多得。这种结算方式，可以说在内地是首开先河。一开始，国营厂对此有所顾虑，不敢尝试。但我拍着胸口跟他们保证，有什么问题第一个找我。经过一番沟通和协商，他们最终同意了我的提议。
这一改变极大地激发了工人们的积极性。车间里的氛围明显不一样了。以前，工人们可能还会在工作间隙闲聊几句，或者慢悠悠地去食堂吃饭。实行计件工资后，他们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中。他们为了节省时间，有的人开始带饭盒到车间，在休息的间隙迅速吃饭，然后又立刻回到工作岗位上，他们都在争分夺秒地赶订单。
工厂产量上去了，订单也是纷至沓来，收益也随之水涨船高，工人的收入更是节节攀升。于是，在两年后的1978年3月，工厂迅速扩张，搬到了红岭（现地王大厦附近），改名罗湖手袋厂，后来又搬到深圳龙岗南岭村，规模不断扩大。
在工厂最鼎盛的时期，工人有近1.5万人，一个月可做120万个手袋、40万双皮鞋、16万打手表袋，一个星期有几十个大货柜出口海外。
▲工人在车间忙生产。资料图
上世纪90年代初，工人月薪几千元已不奇怪，有的人月薪甚至可达上万元。那时100元面额的人民币很少，我每月发工资，都是拿着麻袋装5元、10元的现金发给工人。
肆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不仅仅体现了一种归属感，更是一种奋斗精神的传承。我很荣幸能够见证千千万万跟她一样的女工及后代，在深圳这片充满梦想的土地上扎根生长，枝繁叶茂。
工厂走出第一代女工
随着工厂规模的不断扩张，原来假发制造厂的人员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需求。恰逢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外地人员涌入深圳，寻找工作机会。考虑到手袋行业的特殊性，我招募了大量的女工。
这些女工文化水平不高，小学、初中毕业后就没有继续上学。在工厂里，一开始她们什么都不会，我就让她们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边做边学。培训时，我让厂长给她们讲解手袋结构、裁剪技巧、缝纫方法等内容。她们也非常努力、勤劳，在一针一线的练习中很快就掌握了制作手袋的技能。
不仅如此，这些女工还特别节俭。每次一发工资，她们只给自己留下基本的生活费，剩下的钱都寄回家里。我看到好多女工的衣服换来换去都是那几套，颜色褪了，款式旧了，也舍不得买新的。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们，为什么不给自己买几件新衣服打扮一下呢？一位女工说：“我们出来打工，就是为了给家里多挣点钱。虽然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一些，但也不能浪费。”
勤俭持家的她们，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有些人逐渐成长为工厂的管理者，有些做得好的女工还十分“抢手”，很多工厂都争相聘请她们，担心辛苦培训后为人作嫁，当时厂长向我提议，要制定一些规则以防止熟练女工跳槽。我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因为我觉得当时深圳所有工厂都在热火朝天地发展，无论她们选择在哪家工厂工作，都能为这座城市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企业主，我更加有责任支持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女工提供更多选择的自由，我们齐心协力把深圳建设好。
女工在深圳实现梦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工的生活也在慢慢改变。她们的收入逐渐增加，有的人开始打扮自己，有的人开始买房买车。她们用青春和奋斗为自己打拼更好生活的同时也成为了深圳这座城市崛起的参与者、贡献者。
如今，我已经步入了退休生活，不时会从澳大利亚悉尼飞回深圳小住。我会请她们饮茶聊天，回忆在工厂的故事。她们当时很怕和我沟通，因为我对待工作很认真严肃，而且性格比较急，一旦产品出现任何不合格的情况，我都会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在那种高压的工作环境下，她们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生怕犯错。但后来，随着她们技能越来越熟练，在高压的工作环境中也能游刃有余。
这些女工初来深圳时青涩迷茫，但她们很快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不仅仅体现了一种归属感，更是一种奋斗精神的传承。我很荣幸能够见证千千万万跟她们一样的女工及后代，在深圳这片充满梦想的土地上扎根生长，枝繁叶茂。
伍
深圳和香港，如同我的两位挚友，共同书写着时代的传奇。我虽然年事已高，但对这两位朋友的热爱从未减退，反而随着时间的沉淀而愈发浓烈。
期盼深港未来
更加璀璨
一路走来，在时代的春风里，我有幸亲眼见证了内地的蓬勃发展，这是我一生的荣耀。港商，是连接内地与香港的桥梁，我也陆续介绍了很多香港朋友过来内地投资、发展。
今年是我投资内地的第49年。深圳的发展一日千里，让我深刻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和无限潜力。
最初简陋的火车站只能在老照片中依稀找到身影，如今四通八达的高铁、地铁、机场等构成的现代化交通网络让出行十分便捷，深圳的交通设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些年深圳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也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所以我鼓励我的后代都回来中国发展，投身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城市各具特色，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合作与联动。例如，可以利用香港自由港的优势，依托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的创新资源和产业优势，开展技术研发，推动产业升级。通过区域合作与联动，企业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应对全球市场挑战。
能够见证深港两地合作取得的辉煌成就，我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感慨与自豪。岁月流转，我对这片土地的情感愈发深厚。深圳和香港，如同我的两位挚友，共同书写着时代的传奇。我虽然年事已高，但对这两位朋友的热爱从未减退，反而随着时间的沉淀而愈发浓烈。我期盼着深圳与香港的未来更加璀璨，照亮彼此，也照亮世界。
口述时间
2024年12月4日
口述地点
深圳市政协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成功 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