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什么没有干预“首尔之春”？：卡特政府道义外交的现实困境
作者：朴元坤，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朝鲜研究系教授兼统一研究所所长，曾任总统国家安全办公室、国防部和统一部政策顾问、东亚研究所（EAI）朝鲜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韩美同盟、朝鲜政治与外交、东北亚国际关系史。
来源：Park, Won Gon, The U.S. Carter Administration and Korea in the 12/12 Incident: Concession of Moral Diplomacy, Korean Social Sciences Review, Vol. 2, No. 2, 2012: 253-281
导读
韩国时间2024年12月3日晚22时许，韩国总统尹锡悦出人意料地宣布在全国实施“紧急戒严”，企图通过“自我政变”的方式来消灭政坛中的反对势力。但这一戒严闹剧最终仅仅维持了6小时，便在举国一致的反对下宣告结束，尹锡悦本人最终也遭受弹劾，未来难逃牢狱之灾。这场戒严闹剧发生后，人们迅速联想到了全斗焕在1979年发动的“双十二政变”。45年前，1979年10月26日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遇刺身亡，随后韩国以防范朝鲜入侵为由宣布戒严。时任韩军保安司令官全斗焕利用朴正熙遇刺后的权力真空期，于当年12月12日发动政变，逮捕时任韩国陆军参谋总长兼戒严司令官郑昇和，夺得了韩国的最高权力。戒严闹剧后，讲述该事件的韩国电影《首尔之春》，在包括Netflix在内的一众流媒体平台上观看量骤增，在中国也一度冲上豆瓣实时热搜榜第一名。电影中，“双十二政变”被描述为一场韩国内部的动乱，韩国最为重要的盟友美国仅仅作为旁观者两度出场，似乎对政变的成败与韩国政局的走向无足轻重，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本文通过美国解密外交文件和美国方面主要参与者的回忆录，回顾了美国在“双十二政变”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指出，卡特总统上台后，积极推动韩国的民主化事业。美国在提前获得全斗焕可能发动政变的情报后，立即将之通报韩国方面，希望韩国政府采取行动防止政变的发生，延续韩国的民主化进程。在政变爆发后，卡特政府虽然认识到了全斗焕政变的反民主本质，但出于稳定韩国局势和保障东北亚安全的考虑，默许了全斗焕的崛起，而未干预韩国局势。另一方面，同年11月爆发的伊朗人质危机，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取向。卡特政府不再积极推行道义外交，而是采取实用主义的外交路线，从而确保韩国不会成为下一个伊朗。
引言
1979年12月12日爆发的“双十二政变”，让此前刚刚结束朴正熙独裁统治的韩国，重新回到军事独裁统治之下。次年，通过政变上台的新军部，制造了韩国现代史上的一大悲剧“光州事件”。如今，尽管距离“双十二政变”已过二十余年，但关于美国对政变的应对措施的争议却还没有结束。因为卡特总统自就职以来，便致力于在其对外政策中强调道义外交（moral diplomacy），试图以此区别于此前的历届美国政府，所以这更加重了人们对卡特政府处置措施的争议。
关于卡特政府对双十二政变的应对措施，目前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积极支持全斗焕领导的新军部。该观点基于所谓的“霸权传统”（hegemonic tradition），认为美国在对外政策中偏好现实利益、安全利益而非道义问题。因此，美国的对韩政策将朝鲜半岛的安全置于最优先级，卡特政府纵使奉行道义外交也不能例外。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国最初是反对政变的。在关于光州事件的韩国国会特别委员会听证会中，美国方面声称其并未提前知晓政变将要发生，美国极为重视韩国的民主化进程，担忧任何可能导致民主化进程中断的事件。在政变爆发后，美国国务院也通过多种途径表明美国的不满，强调此事可能严重影响美韩关系。
然而，最新的研究成果却与美国的证词相冲突。根据目前的研究，美国可能提前获知了韩国即将发生政变，在政变后美国也积极与新军部合作，其对民主化问题的抗议也仅仅是维护颜面的象征性行为。但又有另一些美方人员声称，美国并未提前知晓政变可能发生，在政变后美国也尽最大努力向韩国施压，以维护韩国的民主化。
本文将利用解密文件来解答三个核心问题：1. 美国是否提前知晓政变？2. 美国是否积极支持新军部？3. 美国是否愿意为了维持朝鲜半岛稳定而不顾其韩国代理人的反民主本质？
美国是否提前获悉双十二政变以及美国的应对措施
（一）美国是否提前获悉？
事实上，美国事先已经获悉了关于政变相对明确的情报，并向韩国政府通报了相关情况。时任驻韩美军司令威克姆（John Adams Wickham Jr.）声称，他从韩国前联合参谋本部议长李亨根处获悉，以韩国陆军士官学校第11期和第12期毕业生为主的一伙将官，可能谋划总统选举前发动叛乱夺取权力，叛乱的原因是对当前的局势和当权者不满。威克姆将此事通报了时任韩国国防部长卢载铉和时任韩美联合司令部副司令柳炳贤，但是韩国方面仅将此事作为谣言，并未采取任何预防措施。
威克姆所获得的情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他是否将此事与美国驻韩大使分享，并将之上报华盛顿呢？在时任美国驻韩国大使来天惠（William Gleysteen）的回忆录中，他表示美国情报部门虽然提前获得了情报，却并未在政变前将此事上报。关于他本人是否知晓政变即将发生，他仅声称未见到任何来自情报部门的相关报告，而不明确提及其是否知晓。根据解密情报，来天惠最早应当是在11月29日后才获悉了政变的企图。因为在他11月29日给华盛顿的电报中，对军方发动政变的可能性做了很低的评估。在11月底至12月初时，威克姆获知了韩军内部存在政变企图，鉴于来天惠声称大使馆与驻韩美军司令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两者应当会共享情报，所以关于政变的情报应当是在此时传递给驻韩大使的。
政变爆发前一周，在由美国国务院编写的《韩国每周局势报告》（Weekly Situation Report: Korea）中，并未包含任何关于政变的信息。报告中，关于韩军仅提及时任陆军参谋总长郑昇和对处决金大中一事有异议，而提及全斗焕也仅是因为其参与了关于金大中的争论。综合考虑当时的情况，可以做如下推断：威克姆、来天惠和华盛顿最晚在12月初便都获知了全斗焕军事政变的企图。首先，若美国情报部门提前获知此事，必将呈报华盛顿高层。来天惠称他本人不知晓政变一事，应当被理解为他并未提前从情报部门处得到明确的报告，关于政变的情报他应当是通过威克姆获悉的。考虑到美国的外交决策模式，在12月4日威克姆将相关情报提供给韩国方面前，华盛顿高层应当进行了讨论，因为如此重要的情报共享是不可能由驻韩美军司令单方面决定的。
（二）政变中的威克姆
如果美国提前知晓政变的可能性，为什么没有积极阻止政变的发生，或者在政变后干预呢？原则上，威克姆是镇压政变最关键的人物之一，因为其作为韩美联合司令部司令，拥有韩军的作战指挥权（operational control）。（译者注：1950年李承晚向麦克阿瑟上交韩军作战指挥权，1978年韩军作战指挥权由“联合国军司令部”转交韩美联合司令部。1978年至1994年间，韩军在平时和战时的一切调动，须经韩美联合司令部批准，联合司令部司令由驻韩美军司令兼任。）
在全斗焕的新军部逮捕陆军参谋总长兼戒严司令官郑昇和后，韩国陆军本部决定镇压叛乱。首都防卫司令官张泰琓，请求第3野战军司令李建荣，调动首都机械化步兵师团和第26机械化步兵师团增援首都。而李建荣的立场是，需待国防部长批准后，才能调动军队。韩美联合司令部拥有上述部队的指挥权，威克姆事实上有权调动部队镇压叛乱。此外，韩国国防部长卢载铉和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议长金钟焕都在政变发生后，逃到了美国第8集团军的地堡中与威克姆在一起，因此双方完全可以联手镇压叛乱。但是，威克姆并无制止政变的主观意图。在当时，威克姆认为当前形势并不明朗，为了避免由于错误的信息造成不必要的冲突，威克姆说服卢载铉等待到天亮，在此期间不能调动任何一支韩国军队。事后，威克姆坚称他并不清楚政变部队的具体动向，而当他获知后也为时已晚。更重要的是，威克姆认为美国除了接受现状别无选择，因为即便发出命令，也会被叛军无视。而且，威克姆在政变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政变就是军人对指挥系统的反叛，特别是全斗焕的新军部在戒严司令官缺席的情况下，已经私自动用保安司令部及其私人集团为政变服务，韩国陆军本部此时也在试图调动军队，因此威克姆的作战指挥权在政变时并不能实际使用。
12月13日破晓时，威克姆在确认政变已经结束后，向上级发送了一份电报，认为韩国陆军会处理好此事，并敦促美国保持克制，韩国可能再次出现政变，因此要做好应对外部威胁的准备。
（三）政变中的来天惠
另一个在当时十分重要的美国人物是美国驻韩大使来天惠，他在政变中的应对措施同样是消极的。12月13日清晨，来天惠非正式地联系了时任韩国总统崔圭夏和全斗焕，称美国对政变的态度非常消极，夺权的行为对美国公众、媒体和国会将有着负面的影响。虽然他本人将双十二事件定性为由少数军人发动的，旨在通过武力夺权的军事政变，但他同时也建议华盛顿避免在官方层面将此事定性为军事政变，而是将其视作韩国内部的军事问题，从而保全韩国人的颜面。因此，在美国官方发布的第一份声明中，并未使用“政变”（coup d’état）一词。
来天惠在回忆录中称，他在政变之夜最关心两件事：1、韩军内部的冲突可能刺激朝鲜；2、韩国政治自由和文官政府将被颠覆。但两者之中，来氏更关心前者。他在当时回忆起了他曾批评美国对朴正熙5·16政变的反应，认为美国方面支持韩国政府并公开对抗政变的做法并不妥当。因此，来天惠从政变一开始就没有阻止政变的意愿，认为当务之急是减小政变的破坏性。
（四）华盛顿的反应
政变发生后，华盛顿几乎能够实时掌握韩国政变的最新情况。根据一份由布热津斯基的亚洲事务顾问尼克·普拉特（Nick Platt）写于政变结束时的备忘录显示，华盛顿知晓双十二事件是由全斗焕发动的旨在夺权的政变。随后，华盛顿确认了新军部的诉求是有限的，其中包括撤换戒严司令官郑昇和，美国判断最高权力的更迭暂时不会发生。然而，华盛顿明白新军部政变的动机，知晓撤换戒严司令官与权力更迭有关。尽管如此，华盛顿还是接受了来天惠的建议，避免在官方声明中将韩国局势称为“政变”。
综合各方情况，华盛顿明白政变的成功将对韩国的民主化产生负面影响。但正如来天惠所揭示的，相比韩国的政治自由，美国更为担忧韩国内部的军事冲突演变为朝鲜半岛军事冲突的可能。换言之，在政变当天卡特政府对安全利益的关切超过了对韩国民主化的关切。
政变后美国的应对
（一）威克姆的认识与应对
政变后，威克姆向上级提交了一份关于政变的报告，主要观点有二：第一，政变是全斗焕发动的旨在夺权的叛乱（rebellion），美国应当采取措施以延续韩国的民主化进程。第二，政变打击了韩美联合司令部的指挥权，必须采取措施加强司令部的指挥权，才能避免政变中第9师团擅自调动的行为再次发生。（译者注：韩国陆军第9师团是驻守38线的前线部队，其师团长卢泰愚在政变中擅自调动第9师团部分兵力进入首都参与政变。）
威克姆在政变当天扮演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但在政变后却展现出与来天惠不同的强硬立场。他在13日会见卢载铉时，批评了新军部的做法，认为这不但阻碍了韩国的政治改革，而且会威胁到韩国的国内秩序，将国家暴露在朝鲜的威胁之下。新军部的行为也会影响韩美关系，使得美国重新调整其对韩政策，包括撤出驻韩美军、技术转让、军售等事务。12月底，威克姆与新上任的韩国陆军参谋总长李熺性会面时，警告韩方称美国可能重新考虑其对韩国的防卫任务。来天惠和威克姆在这方面存在意见分歧，前者认为美国不应当通过上述措施去威胁韩国。此外，来天惠在12月14日便会见了全斗焕，而威克姆则一直避免与全斗焕直接联系，直到1980年2月威克姆才首次会见了全斗焕。
然而，威克姆在政变以后的态度也逐渐软化。事实上在政变次日，威克姆就建议了解全斗焕并与之合作，研究在新军部的领导下韩国政治发展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恢复，以保持内外稳定。威克姆此前的愤怒，并非源于其对政变反民主本质的关注，而是政变对韩美联合司令部权威的打击。威克姆不满于卢泰愚无视指挥系统，私自调动第9师团进入首都。但是，若能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件重演并道歉，威克姆则能接受此种情况。另一方面，与新军部关系良好，且与威克姆密切合作的时任韩美联合司令部副司令柳炳贤也对其态度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韩国情报站站长鲍勃·布鲁斯特（Bob Brewster）同样影响了威克姆对新军部的承认。政变后，布鲁斯特积极地为新军部游说并调和他们与美国官员的关系，威克姆的顾问团队认同了他的实用主义观点。
（二）来天惠的立场
来天惠在12月13日撰写的报告中，将12日的事态定性为由全斗焕军事集团发动的旨在夺权的政变，且无任何妥协余地，在结论中提出美国应当接受新军部政变的既定事实。然而，来天惠的立场并不意味着美国停止支持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努力。在12月13日来天惠会见崔圭夏总统时，他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且他希望崔圭夏总统继续履行总统职责。时任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在与时任韩国驻美大使金溶植会面时，也做出了相似的表态。霍氏警告称，如果政变阻碍了韩国的政治自由化进程，将对韩美关系产生严重影响。
但美国对政变的批评，与崔圭夏政府日渐虚弱，新军部势力日盛的趋势相悖，所以维持韩国民主化进程的要求并不现实。实际上，来天惠在政变后，聚焦于承认现状，而非干预和批评，他反对对韩国采取任何形式的制裁。在12月28日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来天惠明确了他对崔圭夏政府的支持，同时也希望维持与新军部的常规联络渠道，而不是回到政变以前的状态。但是来天惠也想维持韩国的军事稳定和文官政府，所以希望韩国反对派和在野势力保持克制。简言之，来天惠不想干预政变，而是承认既成事实，并与全斗焕合作以减少政变对韩国和美国的影响。如此应对措施，是优先考虑韩国稳定，而非其民主化的结果。
（三）华盛顿的认知
在华盛顿，卡特总统和万斯国务卿均对政变持负面态度，并寻求对韩国实施制裁。卡特与万斯对政变的评估基于两方面的考虑：1、新军部在政变中擅自调动前线部队，违抗了韩美联合司令部的指挥权；2、政变可能阻碍韩国的政治民主化。华盛顿因此命令美国驻韩国大使馆提出可能的制裁方案，但最终由于来天惠的坚决反对而作罢。此外，华盛顿还担忧来天惠向全斗焕提出会见的请求，会被认为是美国对全斗焕夺权的认可，但美国还是接受了来天惠的提议，因为与全斗焕的会谈能传达美国政府的严重关切。事实上，华盛顿对政变的态度与威克姆相同，但最后遵循了来天惠的方案。
卡特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与霍尔布鲁克的观点一致，霍氏认为维持韩国的稳定胜过民主化。霍氏在12月4日致来天惠的电报中，命令其采取必要措施，以免韩国成为下一个伊朗，并告知其华盛顿当前对伊朗人质危机的态度。不仅行政部门如此，国会也深受伊朗人质危机的影响，强调美国不应采取任何会造成其盟友混乱的举措。在当时的韩国，对崔圭夏政府不满的第三势力和学生联合起来，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游行。11月底以来，有200多人遭到逮捕。霍氏联想到伊朗局势，于是利用美国的影响力，减少韩国国内的冲突。他向韩国抗议活动的领导力量基督教势力传递消息，要求其停止活动，以维持韩国局势的稳定。霍氏同样重视避免再次发生政变，但并非出于政变对民主化的负面影响，而是因为再度政变将严重影响韩国的稳定。因此，霍氏选择与新军部合作，以此解决危机并恢复稳定。为了执行这一政策，他要求崔圭夏总统公开民主化日程表，以防止游行示威活动恶化。华盛顿采纳了霍氏的政策建议，制定相应政策防止韩军内部再度政变，同时与崔圭夏政府一同推进民主化日程表。
影响美国反应的主要因素
卡特政府内部的高层人士，将双十二事件定性为一场有悖于韩国民主化进程的政变，但美国的政策最终是优先维护韩国的稳定。威克姆对此提出了质疑，但他的焦点集中于政变对韩美联合司令部指挥权的违抗，而非政变的反民主本质。卡特和万斯等人虽然关注了政变的反民主本质，但还是接受了霍尔布鲁克安全优先的政策。总之，卡特政府对政变的反应并不积极，在事后也很快选择与全斗焕合作。
那么在本案例中，什么是影响卡特政府应对措施的核心变量？华盛顿政府当时对政变的反应，显示出卡特政府政策选择的偏好等级，与此前历届美国政府在危急时刻的对韩政策并无二致。在卡特政府此前的对韩政策中，曾就人权议题向朴正熙政府施压。然而，面对双十二政变时，其应对措施却受美国1945年以来的核心利益所主导，即朝鲜半岛的稳定。事实上，当我们对卡特政府的行为进行细致分析后，卡特政府的应对措施除了反映出美国传统上对韩国安全事务的关切外，也是一系列国内、地区和全球变量的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美国担忧韩国再次政变
第一个影响因素，是政变后韩军存在再次政变的可能性。如果韩国军人再次政变，可能导致朝鲜在当时朝鲜半岛的地区形势背景下产生误判。在全球背景下，维护东北亚稳定与美国解决伊朗人质危机密切相关。随着1979年12月12日苏联入侵阿富汗（译者注：苏联大规模入侵阿富汗始于1979年12月25日，但原文如此，故保留。），华盛顿的现实主义者将基于冷战思维的战略考量，加入了美国的对韩政策中。因而，卡特政府虽然重视韩国的民主化，但更为重视韩国的稳定，因为美国担忧再次政变将导致韩国陷入动荡之中。
在当时，美国极度关切韩国出现针对全斗焕政变的可能性。在来天惠撰写于12月13日的报告中指出，不能完全排除出现反政变或类似运动的可能性。当他在12月14日会见全斗焕时，了解到韩军内部存在骚动的可能性，来氏对此感到震惊。来天惠认为，韩国内部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将会威胁美国的利益，因此持续向华盛顿进言，要求美国必须将维持韩军的稳定作为其对韩政策的优先事项之一。韩国再次政变的可能性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初，期间美国一直保持高度紧张。1980年1月底时，韩军中一位策划反政变的将军，曾向威克姆寻求帮助，但威克姆选择了拒绝。因此，美国得出结论，为了维持韩军的稳定，除了与全斗焕合作别无选择。尽管美国没有积极承认全斗焕，但采取了默认（tacit approval）的态度。
（二）美国不信任崔圭夏政府
第二个影响因素，是美国对崔圭夏政府的不信任。此前，来天惠便怀疑崔圭夏政府能否成功推行民主化日程表。特别是崔圭夏不顾美国多次提议，多次推迟实施民主日程表，对此来氏曾明确表达不满。双十二政变后，美国对崔圭夏政府作用和能力的怀疑与日俱增。来天惠虽然在与全斗焕会面时，多次强调崔圭夏继续履职是极其重要的（imperative），但来氏认为崔圭夏已经失去了他本就脆弱的执政基础，必然会为新军部所摆布。威克姆同样认为崔圭夏缺少强力统治的能力，与军队也缺少联系。
因此，政变后美国毫不犹疑地承认了全斗焕的新军部是韩国最重要的政治团体之一，这基于两点考虑：1、崔圭夏政府无力推动民主日程表，这在当时注定会给韩国带来混乱；2、维持韩国稳定需要防止新的政变发生。因此，美国认为维持韩国的稳定，需要与全斗焕维持良好的关系。
（三）伊朗人质危机对美国的影响
上述两项因素，是基于韩国国内因素和朝鲜半岛地区因素的考量，而伊朗人质危机则是在国际层面影响了美国对韩政策，进而影响了整体的美国对外政策。伊朗人质危机爆发后，华盛顿的焦点集中于伊朗事务，在韩国问题上采取更为现实主义的立场，优先确保稳定。
在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一些秉持现实主义立场的幕僚以人质危机为契机，建议卡特政府在外交中优先采取维护稳定和安全的政策。他们从安全和战略的角度出发，将人质危机与苏联联系起来，认为如今的局势有利于苏联。现实主义者们批评国务院的政策建议是源于他们的幼稚和理想主义，卡特政府对“道义外交”的坚持需要改变了。但事实上，将伊朗人质危机与苏联扩张主义相联系，来声称安全威胁是不符合实际的。在中情局12月的报告中，现实主义者认为苏联可能利用伊朗局势，但在8月的报告中却认为，巴列维王朝的覆灭对苏联并非有利事件。因为伊朗局势的发展趋势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Islamic fundamentalism）的兴起，考虑到苏联的中亚问题，这对苏联是极其不利的。
不论如何，华盛顿总体上是朝着实用主义的（pragmatic）路线发展，即便是国会也表现出摆脱道义外交的意图。自卡特政府上台以来，其一直对中情局的秘密行动持负面立场，并致力于通过修改立法，来减少此类行动的预算和人员编制。然而，伊朗人质危机爆发后，一些来自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议员，试图说服总统加大对秘密行动的投入。因为伊朗人质危机向美国展示了，其盟国政权崩溃所能造成的影响，所以实用主义的鼓吹者利用伊朗局势，夸大其影响。华盛顿因而吸收了伊朗的教训，采纳了霍尔布鲁克的建议，不能让韩国成为下一个伊朗。
结语
卡特政府提前获知了双十二政变的可能性，与一些观点相反的是，卡特政府并未试图隐瞒或忽视该情报，而是告知韩国政府，试图避免政变的发生。然而，美国在政变当天及其后的反应，却是接受现状，并未选择干预韩国局势。尽管美国将政变视为会破坏韩国民主化的军事叛乱，但出于维护朝鲜半岛稳定的考虑，对此事保持消极应对。如果美国积极推动韩国的民主化，则可能镇压政变，并强力反对试图推翻韩国现有政局的新军部。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卡特政府相关处置决策的过程中没有争论。卡特总统和国务卿万斯将双十二事件视为军事政变，聚焦于其反民主的本质。然而，他们最终也不能忽视美国在韩国的传统利益，即朝鲜半岛的稳定。此外，崔圭夏政府的无能也是限制美国干预的关键性因素。如果崔圭夏政府在政变爆发后，积极寻求美国帮助，局势可能会完全不同。但崔圭夏政府对政变的软弱反应，合理化了美国对政变的消极应对，因为美国干预的动力和名义都必须得到直接受政变影响的韩国政府的支持。只要当时的韩国政府未被推翻，宪法程序就在名义上依然维持，美国也就难以合理地干预韩国局势。全斗焕的新军部也考虑了这一因素，所以并未将推翻崔圭夏政府作为政变的首要目标，而是先在军队中夺权，逮捕戒严司令官郑昇和。
最后，伊朗人质危机也影响了卡特政府的外交基本政策，从而显著影响了其对韩政策。当时美国处于十分困难的境遇中，本国公民被扣押为人质，这使得美国践行实用主义路线维护盟国安全变得极端重要，这同样也体现在了美国的对韩政策上。其结果就是，卡特政府在面对双十二政变时，不再推行其曾积极提倡的“道德外交”，而是采用了更为务实的政策路线。
译者评述
本文大量运用美国解密外交文件，清晰的阐释了美国在1979年韩国“双十二政变”中的角色与作用。然而，本文的一大遗憾是在本文第一部分中，由于部分关键史料的缺失，有一部分结论是基于现有材料的推论，而缺乏直接史料作为支撑，因此其结论的可信度存疑。
其次，本文关注到了韩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权问题，这是美国介入韩国政变的充分条件。虽然在电影《首尔之春》受制于韩国民族主义，并未在电影中过多展示美国对政变的影响。但是正如本文所揭示的，由于驻韩美军司令掌握了韩军的作战指挥权，事实上美国才是政变中决定性力量。1950年李承晚向麦克阿瑟上交韩军作战指挥权，韩国自此失去了最为重要的主权之一，这是韩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不幸。虽然韩国于1994年成功收回平时作战指挥权，但这更多是象征性的行为。随着俄乌冲突升级后，俄朝关系日益紧密，加剧了朝鲜半岛的不稳定因素。因此，事关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的韩军作战指挥权问题，以及韩美军事合作体系等问题，都值得中国学者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最为核心的议题，是卡特政府道义外交在韩国的失败。这一议题背后所隐含的问题，是美国外交的双重面向，即美国外交的实质更多基于现实主义考量，但其话语却多基于理想主义。然而，卡特总统本人的宗教信仰背景，及70年代美国越战失败、水门事件的历史大背景，使得卡特政府执政后更多地拥抱理想主义，提出了人权外交的路线，企图向全世界兜售“美式人权”。不可否认，卡特的人权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包括韩国、伊朗在内的一些人权记录不佳的盟国，在人权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基于理想主义的人权外交，也在一定程度上点燃了这些国家民众对统治者长期积聚的不满。在韩国爆发了釜马事件，动摇了朴正熙的统治，间接造成朴正熙遇刺身亡。在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亲美的巴列维王朝覆灭，伊朗从此成为最为反美的国家。最终，随着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卡特总统在1980年1月提出“卡特主义”，重新回归现实主义。
2024年12月30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与世长辞。作为曾推动中美建交的美国总统，卡特是一位开明、有担当、有理想的民主党自由制度和多边主义战略家，其退休后长期献身公益事业，建立卡特中心推动国际多边理解，没有任何贪腐及性丑闻，称得上是一位淳朴、和蔼、善良、极富有公共服务精神的政治家和老好人。但是，正如米尔斯海默对美国自由国际主义迷梦的批判，卡特政府的道义外交是本质上建立在并不牢靠的自由主义理念基础之上，违背了国际政治运行的基本逻辑，将之推向海外就必然招致失败的结局。
词汇积累
moral diplomacy
道义外交
hegemonic tradition
霸权传统
operational control
作战指挥权
coup d’ état
政变
rebellion
叛乱
tacit approval
默认
imperative
极其重要的
Islamic fundamentalism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pragmatic
实用主义的
译者：龙顺，国政学人编译员，陕西师范大学中东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中东国际关系史、美国中东政策、美国伊朗关系。
校对 | 季当越 王经纬
审核 | 丁伟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