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长陵、定陵、昭陵、康陵之后，明十三陵的思陵和永陵于2024年底首次对外开放，引起广泛关注。今天先来说说思陵的故事。
明十三陵思陵现状 视觉中国
帝陵建造在中国古代社会被视作将礼乐文化融入政治社会生活的重要国家典仪。故在规制上着重遵循秩序井然的伦理规范与气象俨然的审美崇尚。但在北京明十三陵中却有一座极为特殊的帝陵，不仅规制窄狭，而且远离神道，不仅未与其他帝陵比邻，而且有明陵中唯一的太监墓园陪葬在侧。如此规制在中国古代的礼乐秩序中，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这座充满特殊性、矛盾感且引人深思的帝陵，就是明代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的陵寝——思陵。
妃园草葬，帝陵渐具
思陵本非帝陵，乃由嫔妃墓园基础上改扩而成。其先后经历了妃园草葬、改造旧陵和帝陵渐具三个时期，特殊的建造历史正是思陵在规制上与礼制传统相左的根本原因。
公元1644年农历三月，崇祯帝在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的欢呼中，以发覆面，自缢煤山。据《甲申纪事》记载，李自成“留礼部官议葬祭礼，葬以帝，祭以王”。虽曰礼葬，但因崇祯帝生前并未给自己建造“寿宫”，而农民军在战时也显然没有为前朝末帝大兴陵寝的意愿，于是命昌平州掘开鹿马山南麓尚未完工的贵妃田氏墓，将崇祯帝与其皇后周氏及此前已下葬的贵妃田氏草草合葬。据《爝火录》记载，崇祯的入葬，堪称简蹙以极。因为当时昌平州府库空虚，主事吏员赵一桂只得向民间“众筹”，合计仅募得铜钱“三百四十千”用以完成墓室的开圹事宜。四月初四，崇祯棺木被居中安放于田妃石床旧椁中，周皇后梓宫置于左，田妃的灵柩移居右。墓中陪葬除妃园原有“红紫缯绵绮”五色、田妃生前用具衣物及铜铅假冒的金银器物外，别无长物。这在帝王丧葬史上，堪称绝无仅有。清乾隆帝曾为此诗文：“思陵乃就妃园葬。”
思陵正式得名于清顺治初年，清朝虽兴于关外，但久受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前朝并未一概采取批判、否定的态度。出于笼络人心的需要，清廷对明陵采取了保护修缮的措施，思陵也开始从帝妃合葬园向帝陵逐步转变。清朝最初打算依据帝王规制为崇祯建造新陵，但因战时财政紧张，乃易新建为改旧，并将改建后的崇祯合葬陵名之“思陵”。
此番改建，经费依旧有限，依十三陵特区明代帝陵研究会胡汉生研究馆员考据，陵寝改造所费不足3000两，其中，清廷拨陵租银1500两，明代遗官捐输750两，民间劝捐654两。改造工程完成后，工部又提请增建地面享殿。据《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记载，享殿建造费原议由改造余银支出，但鉴于改造经费之拮蹙，终由吴三桂以“何忍忘恩于故主”的理由再行捐银1000两，思陵方得完工，颇堪玩味。据《明十三陵志》记载，顺治初年的思陵，有院落两进，一进院有享殿及左右配殿各三间，供“怀宗端皇帝”神位。二进院建有碑亭，匾额金书“思陵”二字，亭内碑刻“怀宗端皇帝之陵”。此时的思陵虽较妃园大有增益，但如顾炎武在谒陵诗所记：“渴葬池水南，灵宫迫妃殇。上无宝城制，周匝惟砖墙。”就陵寝规制而言，较帝王葬制，仍远为不及。因此顾炎武以改建初期的思陵“实未葬而名葬”之由，坚不以陵称之，只称“攒宫”。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至五十二年，思陵迎来最大增修。乾隆帝特命将思陵“重为修葺，悉如别陵”。陵寝规制得到极大提升，享殿由三间改为五间，殿顶由单檐改为单檐歇山顶。二进院内增设方城，将神名碑亭移至方城之上作为明楼，冢墙加高与方城相连，并增加垛口，构成宝城。至此，思陵除偏僻和狭窄的固有缺陷外，已经草具帝陵的基本形制。
奇碑无言，悯思旌忠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语境中，末代君主多以残暴昏庸、骄奢淫逸的形象出现，从三代的夏桀、商纣，到隋唐的炀帝、哀帝，莫不如此。太监的形象更多是奸佞油滑、谄媚惑主的丑角，仅明代就有史官所谓“逆振”（王振）“逆瑾”（刘瑾）“逆贤”（魏忠贤），不一而足。而后代王朝为彰显自身的政治合法性，通常对二者倍言其过、大加批判。但在思陵，帝陵和陪葬太监墓各有两通清代御制碑，完全颠覆上述一般认知。清朝在碑文中对帝陵墓主崇祯表示出极大的怀悯与认同，悯其勤俭，认其功绩，屡加美谥。而陪葬墓主太监更得到“御制旌忠”的极高赞誉。
帝陵双碑为圣号碑和“恭纪盛典之碑”。圣号碑初立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位于宝城之上，为思陵现存最高建筑。碑首雕刻四条螭龙，底座采用高浮雕，面雕五龙，背刻五麒麟。思陵圣号碑原有金书“怀宗端皇帝”，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顺治帝亲往思陵祭拜，见陵区“睹胜国之松楸，感废丘之霜露”，不禁“心恻隐之”，认为以崇祯的品行，“宜加谥号、以昭实行”，遂于第二年将碑铭加谥改书为“庄烈愍皇帝之陵”，延续至今。崇祯除在清朝得到加谥外，也得到南明弘光政权多次改谥，初谥“烈皇帝”，庙号“思宗”，后改“毅宗”，隆武时再进“威宗”。崇祯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庙号、谥号变换最多的一位皇帝。
“恭纪盛典之碑”，形制稍逊于圣号碑，建于清顺治十六年，刻有大学士金之俊奉敕撰写的《皇清敕建崇祯帝碑记》。碑文中顺治帝认为崇祯“袭弊政之余，逢阳九之运”，“向使时际承平，足称令主”，又说“若不亟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可见，清朝官方在早期对崇祯给予了很高的认可与赞赏，这种观念对正史修撰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清乾隆年间修撰完成的《明史》同样认为崇祯勤政、节俭，才具虽非卓越，亦可中人，称其“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实非桀、纣、桓、灵之流可比。如此评价与思陵碑刻可谓异曲而同音。
思陵太监陪葬墓的墓主为与崇祯一同身殉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顺治二年思陵改建时，一并陪葬于侧。其也由此成为明代唯一获得陪葬帝陵殊荣的中官。其墓前同样立有一双石碑，名为“御制王承恩墓碑”和“御制明司礼监太监王承恩碑”。
“御制王承恩墓碑”立于顺治二年，额刻“御制旌忠”，碑体录有顺治敕撰碑文，称王承恩“烈士殉名，赍志而殒。贞臣卫主，捐躯以从”，又特注明其陪葬思陵的原因：“因赐承恩茔域一区，俾葬兆外，以从厥志。”王承恩虽为中官，但舍身殉主的节烈，传诵一时。南明弘光政权为其谥号“忠愍”。顾炎武在拜谒思陵时，也不由慨叹其“陪葬义所当”。
“御制明司礼监太监王承恩碑”立于顺治十七年，碑中记有清廷为王承恩增立新碑的缘由，乃因顺治帝亲祭思陵时，“顾见陵侧有土一抔，即承恩墓也，特命从臣酹酒焉”，祭奠后犹感承恩之忠贞，特赐新碑，并敕撰碑文刻于其上。文中，顺治先是援引典故，慨叹自古临难而能坚守本心者之不易，又称赞王承恩：“责任不系乎封疆，名位不同乎公辅，而独能视死如归，岂非较然不欺其志者哉！”
崇祯固然其情可悯，王承恩确实忠义可嘉，但清朝对二人推崇若此，本质是与明清交际复杂的政治格局和现实需要有关。清廷入关后，敏锐抓住了农民军进京后严重的政治失当，迅速调整自身的政策，将自己从明朝的军事敌对者包装成王朝的秩序恢复者。清廷此时对崇祯勤政、承恩忠节进行美谥旌表，显然能起到更多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的作用。正是这种复杂的历史因素，赋予了思陵碑刻与传统认知大相径庭的矛盾感与传奇性。
故陵新开，时代价值
思陵在近代因战火和管理失序，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尤其是抗战期间，日寇为压制中国人民的抵抗，大肆拆毁陵区地面建筑，用于构筑封锁碉堡，本非宏陵巨冢的思陵，几成丘墟。新中国成立后，思陵褪去传统礼制的色彩，成为受国家法律保护的重要文化遗产。思陵的坟冢、楼殿遗址以及碑刻、石雕五供等珍贵文物，得到有效保护。陵墙、宝城得以修复，方城四壁得到修缮归安。如今的思陵，园区整序、草木如茵、沧桑历过、新颜得展。2024年12月，思陵作为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正式对公众开放，在新时期展现出独特的文化艺术价值。
思陵本身就是甲申之变的重要文物见证，也是研究明清交际历史的宝贵实体线索。其碑文刻记了清朝早期对明朝亡国等问题的官方认知，也包含了思陵初建时部分历史的实时记录，更有顺治对墓主崇祯评价时的情感流露，堪称内容丰富、背景生动、保存完整，是极具历史记录意义的实体档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官方书写在细节记录和情感记忆方面的不足，为我们今天讲好历史经验故事、礼俗文化故事、文物保护故事提供了极佳的观察切口，进而为大众倾听历史、触摸历史、体悟历史提供了适宜的现实感受空间。
思陵不同于普通陵寝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文学艺术价值极为突出。墓主崇祯帝虽为亡国之君，却又其情可悯，在清初文人群体中得到了广泛悯怀。而其陵又以思为名，无疑更强化了这一文化认知。故而有清一代，思陵都是众多知名文人追思历史、祭奠前朝的重要场所。
长期而普遍的谒陵活动直接催生了大量高水平诗词与文学作品。如顾炎武一生屡屡去思陵祭拜，自述心迹，“问此何代礼？哽咽不可详”。其后顾炎武总结记录自己历次前往十三陵祭拜的观察及研究成果，著成《昌平山水记》，成为清初十三陵重要的历史文献与文化记录。清初学者谈迁在其《北游录》中曾记“茅塞榛荒，酸枣数本，即求啼乌之树、泣鹃之枝，而无从也”，描写了思陵初建时草木稀落的苍凉之景，也传递了明代遗民彷徨萧索的感伤之情。对思陵特有文学艺术价值的深入挖掘，能够为思陵进一步扩展文物承载、讲好人文故事、丰富教育功能、提升服务大众水平开拓新的思路。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史志学所）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曌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