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执政宣告“美国例外论”终结？
评论导读
当唐纳德·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不仅赢下选举人票，更拿下了普选票，许多人开始反思“美国例外论”的终点是否已然到来。特朗普第二任期揭示了一个或许与以往美国对外政策截然不同的新时代：特朗普不再受制于“建制派”顾问和行政系统的掣肘，而立法、司法机构以及行政部门的多数席位也更加倾向于“MAGA”议程。面对一个更为同质化、对异见几乎零容忍的外交团队，特朗普能否将自己所谓的“美国优先”推至全球新高度，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
2025年的世界远非2017年可比。正当特朗普执意削弱美国在乌克兰和中东的外交投入之际，其他大国与新兴联盟已悄然崛起，如BRICS+、上合组织。这些多边或区域性架构正在形成与美方利益相左的势能，而特朗普的“极限施压”与“疯狂理论”恐怕难以获得比第一任期更多的回报。相反，外国政要们在与特朗普打交道时已今非昔比：奉上形式上的礼仪、虚与委蛇地做出部分让步，或许就足以换来美国对其核心利益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更具冲击力的是，德雷兹纳提出“美国例外论”已被严重侵蚀乃至终结的论断。自二战以来，“推广民主与人权”被美国官方一度视为其价值基石。如今，曾令美国超然于众的“软实力”正在特朗普口中的“杀手论”“排外论”下变得平凡而势利。随着执政团队在道德与法治边界的模糊运作，腐败或公私合谋的风险也在上升。或许，我们正见证一个不再拥抱“全球领导道德光环”、而是更像“普通大国”的美国。而这样的转变，对于国际秩序和盟友合作来说，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
仔细观察过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人应该对他的外交政策偏好及其运作方式有所了解。然而，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在三方面显著不同：首先，特朗普这次上任时将拥有一个更加同质化的国家安全团队；其次，2025年的世界局势与2017年已大相径庭；第三，其他国家如今对特朗普有了更深的了解。
特朗普这次将在国际舞台上更加自信地施展手腕。然而，他是否能更成功地用“美国优先”的策略改变世界，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例外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不再倡导长期以来的美国理想。这种转变，加上预计会出现的外交政策腐败，将使美国看起来更像一个普通的大国。
游戏规则
自从特朗普踏入政坛以来，他的外交政策世界观一直非常清晰。他认为，美国创建的自由国际秩序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美国越来越不利。为了改变这种不平衡，特朗普希望限制进口和移民等经济流入（尽管他欢迎外国直接投资）。他希望盟友在自身防务上承担更多责任。同时，他相信可以通过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达成协议，来缓和全球热点地区的紧张局势，从而让美国专注于国内事务。
同样明确的是，特朗普在国际政治中实现目标的偏好手段。他坚信通过经济制裁等胁迫手段向其他行为体施压的有效性。他还信奉“疯子理论”（madman theory），即威胁对其他国家实施大规模关税或“火与怒”（fire and fury）的攻击，坚信这些威胁会迫使对方做出比正常情况下更大的让步。然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也具有交易性质，在第一任期内，他展示出愿意通过关联不同问题以换取经济上的让步。
尽管如此，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成效却褒贬不一。无论是重新谈判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还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改名为《美墨加协定》，USMCA），其胁迫策略的成果都相当有限。他与金正恩的峰会也是如此。但有人可能会认为，这归因于特朗普白宫的混乱状态。第一任期内，特朗普与自己的政府团队似乎经常处于对立状态，这导致一些更主流的外交政策顾问（如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和国家安全顾问H.R.麦克马斯特）被称为“房间里的成年人”。结果是人员更迭频繁，外交政策定位不稳定，从而削弱了特朗普实现目标的能力。
特朗普2.0将彻底埋葬美国例外主义的力量。
这一问题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不会重现。在过去八年里，他吸引了足够多的追随者，可以用志同道合的人填补外交和国家安全团队。他自己的政治任命官员几乎不会再对他的政策提出反对意见。国会和司法部门对特朗普的政策制衡力量也将比2017年更弱。特朗普多次表示，他打算清除军队和官僚机构中反对其政策的专业人士，并可能利用“F计划”（Schedule F，一项将公务员职位重新分类为政治任命职位的措施）将他们赶走。在未来几年，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以特朗普的声音为主导。
尽管特朗普更能掌控外交政策运作机器，但提升美国全球地位的能力则另当别论。美国目前最引人注目的两场纠葛在乌克兰和加沙。在2024年的竞选期间，特朗普批评拜登2021年从阿富汗混乱撤军，声称“阿富汗的屈辱引发了全球对美国信誉和尊重的全面崩塌”。如果乌克兰出现类似结果，将为特朗普带来同样的政治难题。在加沙，特朗普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完成任务”，摧毁哈马斯。然而，内塔尼亚胡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愿景，这表明以色列可能会陷入一场持续的战争，从而疏远许多潜在的美国伙伴。现实是，特朗普将发现，要将美国从这些冲突中抽身，比他在竞选中宣称的要困难得多。
此外，自2017年以来，全球游戏规则也已发生变化。当时的美国政策、联盟和机构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而在此期间，其他大国已更加积极地创建和加强独立于美国的架构，例如金砖国家扩展版（BRICS+）、OPEC+和上海合作组织。特朗普可能更愿意加入这些团体，而不是创建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他试图分化这些团体的努力可能会失败。
特朗普2.0与特朗普1.0最重要的区别却是最简单的：唐纳德·特朗普如今已是全球舞台上的“熟面孔”。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伊丽莎白·桑德斯最近指出的那样，“在2016年选举中，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尚显神秘。然而到了2024年，特朗普的行为已变得更易预测。这位曾经想成为‘疯子’，喜欢让其他国家摸不清头脑的候选人，如今已成为一个拥有相当可预测议程的政治人物。”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现在都知道，最有效的应对特朗普的方法是对他大加恭维，在公开场合避免反驳他的言论，做出一些华而不实但象征性的让步，并确信他们的核心利益基本能够得到保障。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谈判风格带来的实质性成果有限；在第二任期内，这种成果可能会更少。
不再是例外
那么，特朗普2.0是否只是对特朗普1.0的简单重复？也不尽然。特朗普的连任预示着美国外交政策中两个难以逆转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腐败不可避免地会侵蚀美国政策。从亨利·基辛格到希拉里·克林顿，前任政策负责人通过出版书籍、演讲和地缘政治咨询，从公共服务中获益的情况并不鲜见。然而，前特朗普政府官员已经将此行为推向了全新高度。例如，特朗普的女婿兼白宫助手贾里德·库什纳，以及前大使兼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理查德·格雷内尔，利用他们作为政策制定者建立的关系，在卸任后迅速从外国投资（包括外国政府投资基金）和房地产交易中赚取数十亿美元。如果外国资助者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向他的顾问团队提出隐含或明确的承诺，暗示只要他们在任内“配合”，卸任后便可获得丰厚回报，这将不足为奇。再加上像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亿万富翁将在特朗普2.0中扮演的预期角色，可以预见，美国外交政策的腐败程度将大幅增加。
第二个趋势是特朗普2.0将加速美国例外主义的终结。从哈里·杜鲁门到乔·拜登，美国总统普遍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这一主张在不同时期受到争议，但推动民主和促进人权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符合国家利益。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这些美国理想是美国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美国的政策失误，以及俄罗斯利用“以彼之矛攻己之盾”的策略（通过指出别人的错误来转移对自己行为的批评），已经削弱了美国例外主义的影响力。而特朗普2.0将彻底埋葬它。事实上，特朗普本人在谈到美国价值观时便采用了类似的策略。在第一任期初期，他曾表示，“我们有很多杀手。你以为——我们的国家就那么无辜吗？”
在那时，外国民众还可以合理地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同特朗普的观点，因为特朗普并未赢得普选。而2024年的选举则粉碎了这种信念。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扬言要轰炸墨西哥并驱逐合法移民，将反对派政治人物称为“内部敌人”，并声称移民正在“毒害”国家的血脉。尽管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特朗普赢得了多数选票。当世界其他国家看待特朗普时，他们将不再认为他是美国例外主义的偏离，而会将其视为21世纪美国的真实写照。
转自：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end-american-excep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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