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重点
01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度假胜地发表扩张主义言论，引发争议。
02特朗普表示需要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来确保经济安全，暗示可能使用武力或经济胁迫手段获取控制权。
03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表示，格陵兰岛是其王国的一部分，不对外出售。
04加拿大外交部长梅拉尼·乔利表示，特朗普的言论显示他完全不理解加拿大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原因。
05事实上，国际法律在历史上对领土变更有着严肃的规则，任何侵略行为都是绝对不符国际法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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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因其具有争议的扩张主义言论再次引发争议——在佛罗里达度假胜地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他能否向世界保证，他不会使用军事或经济胁迫手段来获取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的控制权，特朗普回答说：“不，我不能保证这两件事。但我可以说，我们需要它们来确保经济安全。”特朗普批评美国在加拿大商品和对加拿大军事支持上的支出，称美国从中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并称两国之间的边界是“人为划定的线”。他暗示，如果丹麦拒绝他购买格陵兰岛的提议，他将对丹麦实施关税，他表示格陵兰岛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在特朗普发表这些言论前不久，他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到达格陵兰岛进行私人访问。
未来的美国总统公然抛弃其表面的法律主义立场，宣布“武力威胁”来控制领土，这当然不可能被各方忽视——丹麦方面表示，格陵兰岛是其王国的一部分，属于自治政府，不对外出售。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周二晚间回应特朗普的言论时表示：“我认为，在我们是亲密盟友和伙伴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互相对抗并不是一个好的前进方式。”加拿大外交部长梅拉尼·乔利在社交平台X上表示：“特朗普当选总统的言论显示他完全不理解是什么让加拿大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的经济强大，我们的人民强大。在面对威胁时，我们永不退让。”巴拿马的高级外交官也对特朗普关于重新控制这一全球重要水道的威胁进行了回击，巴拿马外交部长哈维尔·马丁内斯·阿查周二告诉记者：“控制运河的唯一权利属于巴拿马人，而且将会一直如此。”
毫无疑问，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任何侵略——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造成的情势变更，包括领土的变动——都是绝对不符国际法规则的，当然也不符合绝大多数民众心目中的正义和平等的原则。这个原则不仅仅是二战以来整个联合国体系的基石，同时也是冷战以来，美国政府，尤其是倾向于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的一部分人实际上试图用法律和霸权共同维持的一种基本秩序。实际上，关于领土变更的问题，国际法在历史上都有过很严肃的规则。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为什么近二三十年以来，中东问题上，以色列一直在道义和法律上承担着这么大的压力和谴责。2004年和2024年国际法院的两次咨询意见，都非常明确地在法律上否认了以色列通过武力或者武力威胁，造成领土变更的任何情势变动。用国际法院的话来说，无论这种非法占领维持多久，都不可能造成这片领土的主权转让。也就是说，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也包括在加沙部分地区的军事占领，实际上是一种久拖未决的非法状态。
美国政府在中东问题上一直尝试着搞绥靖政策，尤其是对以色列近几年以来的军事行动越来越放任。但即便是美国政府也绝对不可能也不敢在任何公开场合，承认以色列兼并巴勒斯坦领土的合法性地位。换句话说，人权与主权之争，实际上在近年来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答案。90年代到10年代一度非常盛行的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预或者保护的责任等等规则，在现在实际上已经被广大的南方国家所强烈反对，其造法进程也处于停滞状态。这从侧面反映出来的，恰好是国际社会对于自身主权与安全的重新聚焦，用一个国际关系领域不太恰当的比方——“国家第二次回归了”。
很多人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也就是说，美国在冷战以来是一个不太愿意进行领土扩张的霸权国家。这个认识不仅仅是来自中国的互联网，实际上在国际关系和历史领域也存在着许多研究，把美国的形象描述为一个不同于西班牙、葡萄牙等殖民帝国的新型帝国。比如说二战刚刚结束，欧洲历史学界就有一篇著名的论文叫 The Empire Invited——受邀请的帝国。这篇论文强调的就是美国不是一个主动扩张的国家，而是一个通过商业、法律和文化进行间接统治并辅之以军事威慑的非正式帝国。很多美国学者和美国政府的官员，也非常喜欢援引罗马以及英帝国的历史，来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单纯依靠强制的独裁国家，而是通过“说服、劝告、威慑”来赢得其他国家服从，通过提供法律秩序，也就是国际关系领域公共产品来进行领导的霸权国家。甚至在冷战之后，国际关系学界还出现了吉尔平的所谓霸权稳定论等等理论。美国人实际上很喜欢自己这种形象：法律帝国、经济帝国、文化帝国，同时也是一个实际上的军事强国，但军事力量是作为后盾“备而不用”。（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对美国历届政府来说，哪怕是相当倾向自由主义的民主党政府，也绝对不排斥军事选项，甚至作为首选）。对于这个帝国来说，基于制度的认可同基于武力的强迫一样重要。这些都在某一个侧面、某种程度上说明，美国对于自己缔造的这一套国际秩序虽然可能有一些不满，但整体上还是高度依赖的。
但实际上，无论是特朗普的行动还是话语，都对美帝国赖以生存的这套国际制度，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实际上，在历史上，首先提出对非法使用武力而造成情势变更不予承认的，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史汀生。这也就是美国政府对于1930年代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史汀生不承认主义”。但是，九十多年过去了，美国政府正在逐渐抛弃自己所缔造的这套越来越不被相信的法律主义话语。在第一任期时，特朗普曾经在国际组织领域搞了很多退群行动，尤其是像巴黎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样在政治上不甚重要，但是在国际声誉和信誉方面影响极其重要的国际组织和条约——这同80年代新保守主义的里根政府强调的“里根推论”如出一辙。如果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真的将他的一切使用武力的威胁付诸实践，那我们可以想象，不只是美国国内社会会陷入思想的混乱，许多美国曾经的盟友，尤其是目前还相对而言比较坚守法律主义路径、强调外交解决纠纷的欧盟国家，是否还会继续支持美国缔造的整个国际制度、国际秩序，肯定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这种“霸权的自我瓦解”，实际上往往都是从拒绝和抵制自己亲自做出承诺开始的。
最后想说的是，很多人此时想的肯定是：“美帝已经不再伪装，我们为什么要仁义道德束缚自己？”但纵观历史，缺乏武力支持的帝国虽然一定会瓦解，但仅仅凭借武力的帝国也不能长久。美帝现在因为国际制度的维持成本激增而倾向于放弃领导地位，这恰好是后发国家取得领导地位并加以改造，而不是彻头彻尾打碎重来的机会。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现在城门前的标语还是“共和国万岁”与“大团结万岁”——这绝不是宋襄公之仁，而是国际政治中关于“人心之争”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