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历史和贵族的文化是紧密相连的。在数百年中贵族是一个统一的等级，他们受过教育、具有物质基础、依靠脑力劳动生活。贵族的意识具有以下特征，即东正教君主思想、自称为“祖国仆人”、使命是保护国家。贵族的主要精神是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信仰上帝、自我牺牲、崇尚私有权、忠实于义务和誓言等。数百年中一代又一代俄罗斯贵族依照这些原则服务于人民。

在子女的教育中，父母具有特殊的作用，其价值观体系、道德思想均影响着子女。而贵族家庭中，父母首先培养了子女的道德标准和义务感。贵族的准则如下：从小时起就要保护荣誉，“什么都可以失去，但是荣誉不能丧失”“荣誉高于一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俄国贵族对荣誉的理解是服从于沙皇和祖国，按照基督教的规则规范自己的行为。

《俄国社会阶层与历史变迁（1700—1900）》

邓沛勇 王目坤 孙慧颖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24年11月

贵族认为，他们的最高荣誉是对真理的无限忠诚，沙霍夫斯科伊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生命属于沙皇，而荣誉不属于任何人！这个座右铭应该领导我们的贵族等级。” 贵族们纷纷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履行自身的宗教、市民和精神义务，但是贵族的荣誉没有赋予他们相应的特权，而是赋予他们更多社会责任。

严格的等级规则是贵族教育的主要方式。特鲁别茨卡就曾回忆道：“我是多么感谢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的妈妈，她对我进行了严苛教育，从童年开始就系统地教授我这些规则。这些规则进入了我的身体和血液中，让我的生活轻松了许多。但是有时不得不强迫孩子接受这些规则，有个性的孩子更不容易接受，会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小马驹，只能负重前行。”

贵族的子女在10岁之前一般都会接受家庭教育。贵族家庭的父母认为，家族传承对他们的教育有利；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时要考虑到孩子自身的性格；家庭教育不但要遵循特殊的教育大纲(中学大纲)，还要让孩子们抽出更多时间学习外语。通常母亲教授孩子识字，然后再聘请家庭教师专门教育学生。父母为自己的孩子精心选择家庭教师，按照必要的程序监督子女的教育，有时会到课堂上旁听，或者检查孩子的课业状况，但只有条件较好的贵族家庭的子女才可接受家庭教育。

贵族子女就像其他学生一样，在封闭式的等级教育机构中学习。大公特鲁别茨卡就曾回忆道：“我认为，我的父亲和母亲的决定非常正确，孩童时代的家庭教育非常重要，这对晚一些的集体生活非常有益……他们希望我和其他社会等级的同学在一起学习，让我知道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正常而言，贵族子女在中学毕业后会进入大学或学院或专科学校学习。贵族也非常注重教育资助问题，富有贵族专门为本等级贫困居民建立寄宿学校，设立奖学金等。

贵族等级也有自己的缺点，他们既不会精打细算，也不愿意劳动，部分贵族整日好吃懒做，且轻视其他等级。很多贵族不愿意经营土地，Г. П. 费多托夫曾指出：“贵族把自己的世袭领地看成负担，由于长期经营不善，他们非常厌恶土地经营。他们或把土地出租，或交给管家打理，不明白经营的本质。他们总认为工业和贸易是下等人从事的职业，所以贵族在贸易中获利总是很少。”贵族们轻视经济事务的主要根源是他们服务于祖国的思想。他们认为担任公职是他们必须承担的义务，他们强调世代的责任、教育后辈的责任、晚辈对长辈的责任。除继承先辈的理念，他们还认为服役可维护贵族等级的利益。

除此之外，贵族对庄园还有特殊的情感。贵族庄园具有文化中心的作用，很多庄园中拥有图书馆和很多艺术品。俄罗斯庄园是国家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它们与文学、音乐等各类艺术形式和艺术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俄国历史上，贵族等级进行了三次大胆的尝试，试图借机反对专制主义，对沙皇的政权进行限制。在第一次动乱期间，俄国贵族和波兰贵族达成一致，波兰皇储获得了王位继承权，还曾支持伪季米特里继任俄国沙皇，但很快被俄罗斯人赶出了俄国，双方签订的条约也被取缔。1613年，罗曼诺夫家族的族长米哈伊尔成为俄国沙皇，贵族的第一次尝试失败。

第二次尝试是彼得一世去世至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之前，贵族的权力大幅提升。此期间，代表贵族利益的最高枢密院逐渐成为俄国最高权力机构，原隶属于参政院的外交委员会、陆军委员会和海军委员会都直接由最高枢密院管辖。叶卡特琳娜一世在位期间，最高枢密院的权力很大，未经最高枢密院许可，沙皇不得擅自颁布赦令。安娜·伊凡诺芙娜得以继任皇位，得力于最高枢密院的支持，她继位后与最高枢密院达成了如下协议：一是女皇和最高枢密院共同治理国家；二是未经最高枢密院同意，女皇不得宣战和签订和约；三是近卫军和其他军队的指挥权归属于最高枢密院；四是女皇未经最高枢密院同意不得擅自委任校尉以上的军官；五是未经最高枢密院同意，不能擅自耗费国家财政；六是未经法院判决，不得处死任何贵族；七是未经最高枢密院同意，女皇不得改嫁和指定继承人。上述条款限制了沙皇的权力，最高枢密院大臣们的利益得以保障。双方还约定，如果女皇不遵守上述条款，将失去皇位。后期因双方矛盾激化，沙皇最终获得了胜利，贵族的第二次尝试也宣告失败。

第三次是1825年爆发的十二月党人起义。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兴起，西班牙、希腊、比利时、德意志、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先后出现革命运动。随着启蒙思想影响的不断深入和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俄国革命运动也在酝酿。随着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深入，俄国贵族和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国家社会经济状况，首都和南方省份爆发了以近卫军军官为主体的起义，起义的矛头直指沙皇专制制度，试图建立资产阶级政体。因起义爆发于1825年12月14日，所以被称为“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以失败而告终。

参与十二月党人起义的主要是贵族，军官数量占主导，可称之为贵族革命家。他们出身于贵族家庭，且大多在政府机构中任职，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不愿盲目效忠沙皇，而要探索适合俄国发展的道路。这些贵族从小就接触西方文化，深受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尤其受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影响较深。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些贵族又参加远征，到过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家，看到西欧国家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也意识到本国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落后性。因大多数军官都参与过卫国战争或远征法国，因此，十二月党人自称“1812年的产儿”或“祖国之子”。上述三次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行动均脱离了人民群众。

十二月党人起义虽然失败，但拉开了俄国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的序幕，知识界围绕俄国发展道路展开激烈的思想论战，最终形成两大阵营，即西方派和斯拉夫派。最初双方的争论只是沙龙中个体之间的辩论，随后演变成群体性的论战和报纸与杂志上的公开论战，最激烈的时候，曾经亲密的朋友甚至都绝交了。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俄罗斯何去何从，是走西方式的道路，还是走东方式的道路。这个长期存在于俄国知识分子中的问题被称为“赫尔岑式”的历史命题，即俄国生活中的“斯芬克斯之谜”。

随着西方思想不断传入，很多俄国人对西方文化十分青睐，普列汉诺夫称之为“莫斯科的西方派”，他们对陈腐和沉闷的莫斯科十分厌恶。“西方派”是斯拉夫派对其带有鄙视意味的称谓，其意义等同于“民族和国家的公敌”和“数典忘祖之辈”。他们主张俄国历史发展道路应与其他欧洲国家趋同，俄国无法孤立于欧洲，不能故步自封，必将走与西欧一样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农奴制和专制制度是俄国历史发展的障碍，主张废除专制制度，改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或法国式议会制。他们歌颂彼得一世改革，呼吁自上而下废除君主专制和农奴制度，扩大与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西方派的代表人物是安年科夫、卡维林、格兰诺夫斯基、恰达耶夫、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等人。十月革命之前，西方派的影响一直大于斯拉夫派，但无论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方派，都是立足于俄国传统与现实，探索俄国未来发展道路的。

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是霍米亚科夫、阿克萨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等人，他们认为俄国自古就拥有优秀的文化和传统，俄国村社、东正教和专制制度是俄国独有的，俄国完全可以根据本国的历史特征，走异于西欧的发展道路；认为俄国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走西方道路对俄国而言是一场灾难；认为彼得一世改革毁灭了俄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希望将俄国历史带回彼得一世之前的道路。

斯拉夫派是19世纪中叶俄国思想界关于俄国历史发展道路争论的产物，其思想主旨是对俄国历史发展道路保有独特信念，对于扎根于人民的东正教信仰和村社信心满满并强调人类精神信念的作用等。斯拉夫派小组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基本形成，其主要活动是与西方派争论。1839年，霍米亚科夫出版相关著作阐释其思想，标志着斯拉夫派活动的开始。1843—1844年斯拉夫派小组形成，主要活动场所是莫斯科的文学沙龙，19世纪50年代斯拉夫派整体世界观基本确立。19世纪60年代斯拉夫派开始分裂，但其影响十分巨大，一直延续至今。

19世纪上半叶，如何对待农奴制问题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大贵族和其他贵族为维护自身利益，坚持保存农奴制和维护专制制度。但随着农奴制危机的加深，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运动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革命民主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起来。赫尔岑、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他们宣传农民革命思想，主张彻底地、自下而上地解放农奴，推翻专制制度。

随着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分化，俄国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不断深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源起于西方，其主要理念如下：政治上主张议会民主、内阁制度、政党自由和法律至上；经济上主张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全力发展市场经济，国家不干涉市场关系和经济组织，维护私有制；社会关系上代表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文化生活上主张个体的思想完全独立，支持思想和言论自由；宗教上反对教权主义，对异己思想持宽容态度；道德上主张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优先；在民族问题上支持民族主义，主张民族国家制度优先。

关于俄国自由主义思想，一部分学者认为源自叶卡特琳娜二世；部分学者认为起源于彼得一世，但自由主义作为完整的意识形态形成于19世纪初。斯佩兰斯基和十二月党人都提出了自由主义改革思想和方案。

俄国保守主义起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其理论核心为政治上的君主主义和贵族政治，文化上的宗教神秘主义、斯拉夫主义和反动保守主义。俄国保守主义沿三条历史线索演变：一是温和保守主义，批判对西方的过度模仿，温和地批判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改革；二是反动保守主义，主张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君主专制和农奴制度，否定建立理性社会秩序的可能；三是贵族保守主义，主张通过发展自治运动、完善司法体系，在不改变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渐进实现国家变革。

与西方保守主义思潮相比，俄国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一是根基深厚，对俄国历史影响巨大；二是宗教神秘主义色彩浓厚，且影响力巨大；三是民粹主义色彩突出。巴枯宁是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是世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被称为“巴枯宁主义”，核心是绝对自由观，否定任何国家。

虽然部分贵族是自由主义的代表，但支持保守主义的贵族数量众多，此处仅以1861年之前贵族对待农奴制改革的态度来分析保守主义思潮对贵族的影响。亚历山大二世已明确意识到为平息农民运动，缓解国内危机，必须进行改革，但又不能伤害贵族的根本利益，所以他希望贵族能在其动员下主动提出废除农奴制度。为达到该目的，亚历山大二世亲自成立了秘密委员会。

1857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成立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该机构专门为解决农民问题而设立。委员会由国务会议成员组成，国务会议主席奥尔洛夫公爵负责委员会成立事宜，其成员包括勃鲁多夫、多尔加卢科夫、加加林、兰斯科伊、阿德列尔博格、列夫申、科尔夫、穆拉维约夫、康斯坦丁和巴宁等人，其中很多人反对农奴制改革。

虽然该秘密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均反对改革农奴制，但随着国内局势的恶化，部分人意识到必须让步部分权益安抚农民，为此颁布农奴制改革的首个重要纲领——《沙皇致纳吉莫夫赦令》。随后多个省都成立委员会，专门讨论解放农奴草案，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失去其作用，1858年，该机构更名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

为确定统一的改革草案，1859年3月，农民事务总委员会成立下属机构即编纂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召集各省委员会代表，审查各委员会的改革草案，制定全国性的改革纲领和文件。编纂委员会的主席为罗斯托夫采夫，其成员包括米留金、谢苗诺夫、康斯坦丁、契尔卡斯基和萨马林等人，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较大。但保守主义官员的影响力很大。

1859年秋，编纂委员会已拟定解决农民问题的总纲领草案，草案制定后编纂委员会将其提交给农民事务总委员会讨论，编纂委员会的工作也就此结束。农民事务总委员会经过多次讨论后，将方案提交给国务会议。针对农奴制改革草案，不同等级都捍卫自己的利益，贵族希望通过农奴制改革将贵族庄园改革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希望继续使用廉价劳动力，获取大量赎金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主张解放农民，让农民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但农民需支付赎金给贵族，保障贵族的利益；革命民主主义者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坚决反对农奴制，主张彻底废除农奴制，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因保守主义贵族坚决捍卫自身利益，贵族土地所有制并没有被取缔，地主和贵族还控制大量土地，劳役制度仍长期存在，大量农民被逼破产，仍处于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地位。

20世纪初，世袭贵族政治上分化加剧。1905—1907年革命前夕，逐渐形成保守派和自由派贵族，每一派都试图寻找更适合俄国的道路。保守派贵族占据优势地位，他们坚决捍卫本等级利益，不希望社会变化，主张政府必须给予贵族相关帮助，复兴贵族经济和恢复政治地位，使其更广泛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保守派贵族也意识到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同时认为自由派的思想十分危险。自由派贵族希望取缔贵族在国家各领域的特权，在县城内建立覆盖各个等级的地方管理体系，试图赋予农民和其他等级同等地位来改变政治结构。自由派贵族认为保守派贵族纲领已无意义，主张寻求新方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