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文学作品阅读的范围很广，可包括历史、哲学及其他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读物。获得诸如历史、哲学知识以及其他领域知识的认知以外，这样的阅读还可能有哪些功能？我愿以一己之经历及经验谈谈这个话题。
《临安之降——南宋士人的忠死、孝忍与隐逸》定位在轻学术的历史通俗类著述，读者定位在宋史学者和历史爱好者为主要读者对象。阅读的起因朴素且日常：为了学术研究间隙的休息，了解和认知了那段历史及其中人物的忠死、孝忍与隐逸即可。必须事先说明一下，此前我曾在文学文本分析理论、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研究及实践等领域有过长期研究及其成果，对宋代文化艺术感兴趣并有所关注。潜伏的学术兴趣和经验积累必会如影随形地让我经历和发现了另外两方面功能。
一、发现了审美功能
审美功能是阅读中最早和最直接体验和意识到的功能。文本中的文天祥以及赵孟頫、管道昇、中峰明本等人物的经历及其感情世界，以此前并不知道和体验过的情形吸引并感染了我，超越了所谓的了解和知道。人物及其故事形象地展示了宋元易代中的“忠死、孝忍与隐逸”的人生姿态和态度，我与书中人物产生了共情，自然而然地认定朋友们也会喜欢这部书，曾先后推荐给了几位朋友。……我意识到，一个完整、集中并且强化的经验即审美性质的经验形成了；它是愉悦为目的的感知、直观和体验，富有肯定性和交流性……《临安之降》确实为“不依概念而作为一个普遍愉快的对象被表现出来”的。因为我体验了它的美，自然“有理由设想每个人都同感到此愉快。……对于每个人都适用……”这些都暗合了美学原理。问题是《临安之降》并非文学作品，这又该怎样理解和解释这样的审美经验？美学史上的杜威《艺术即经验》的理念和思想是我所信服。于是依此我给出的解释是：存在于主体之内的经验具有连续性，所谓连续性的涵义是，它沿着主体的感觉既可能流荡于高雅艺术和通俗艺术之间，也可能流荡在艺术与非艺术之间。非艺术范围很广，既包括日常生活，也包括《临安之乡》这样的历史或者哲学著作……，只要这个对象具备了激发人的完整、集中和强化性经验的能力，这样主体内在的连续性经验与阅读对象自身特质的相互关系中，就激发出新的审美经验了。《临安之降》在我这里具有了审美功能有了合理性，那么，让其合理的客体方面又如何呢？我必须探寻和分析这部书的文本特质，努力把审美功能发生的原因说清楚。
《临安之降——南宋士人的忠死、孝忍与隐逸》
此前我本人对文学文本分析的界定是：文学文本分析属于文学批评形态之一，它“以优秀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探寻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形成的原因和机制”为分析目的，显然，“原因和机制”限定在了艺术形式范围。如何超越艺术形式范围？如前所述，以人的连续性审美经验为立足点作为考察和判断审美对象的原则和逻辑，就可以超越既有艺术形式范围，在更大范围确定审美对象就顺理成章了。审美对象与某文学文体作品并非划等号，审美对象可以是文学文体意义的文学作品，叙事体的小说等，也可以是非文学作品，如《临安之降》。无论是抑或不是文体学意义的文学作品，都可用“话语构成的独立文本”的概念来表达。换句话说，“话语构成的独立文本”与文学与非文学对象都相匹配。话语构成指语词构成的一个文字的存在物，它一旦构成即问世，就区别于其他语词构成物，成为一个有边界的独立文本了。或者反过来说，将审美对象作为一个话语构成的独立文本来分析，以一探审美效应成因之究竟，理论上说得通。于是，我就《临安之降》的历史叙述体例提出了问题：怎样的历史叙事激发和铸成了我的审美经验？阅读后通观地概括为：历史线索与历史人物两方面融合与互动为总体叙事策略。历史线索指从南宋即将走向灭亡到元朝建立大都后南下收复南宋故都起笔，依此叙述杭州被和平收复以及元朝健康运转后的若干年历史，但并不如一般历史著作那样按照时间先后严谨刻板地叙述，历史线索叙事的同时，也提供了展开人物命运和刻画性格的背景和氛围。一武一文的文天祥和赵孟頫两个主要历史人物的故事，穿插于宋元易代的若干年历史中。历史叙事与人物叙事两者互相借力和支撑，相得益彰。
具体叙事手法很丰富，我分析了最突出的两个方面。
叙事手法之一：依据文天祥和赵孟頫及其妻子管道升等读书人的特点，选取他们和亲人间的诗词应和与书信往来，编织成推进情节发展和深度描绘他们内心世界的叙事链条，可谓一举两得。比如，以资政殿学士身份远赴蒙古军营的路上，文天祥意识到“要么死，要么降，要么做遗民，王朝覆灭，王公大臣们的选择无非这么几个”。《使北》诗披露了他要落个“忠死”名份的选择：“初修降表我无名，不是随机拜舞人。谁遣附庸祈请使，要教索虏识忠臣”。叙述中夹杂的作者议论说，这首诗是文天祥给自己的元营之行正名！他远赴元营的目的就是“要教索虏识忠臣”。再如，文天祥以“三仁”理念宽厚地理解和对待亲兄弟们各自人生之路。给弟弟文璧的诗道：“去年别我旋出岭，今年汝来亦至燕。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怜骨肉相聚散。人间不满五十载。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此外文天祥给“远方的继子文陞的家信写到：“……吾以备位将相，义不得不殉国：汝生父与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唯忠唯孝，各行其志矣”。亲情、无奈但宽容和豁达的心态鲜活如目前。作者议论说，这个历史事实启示了赵孟頫，赵孟頫很希望如果他赴蒙元出仕，人们也能如此理解他。
赵孟頫的内心世界有几个阶段：隐逸和讽刺出仕；正视现实及其情绪平复；出仕之际及仕后的优异作为；婚姻生活与晚年虔依佛教。他的宗室家世、婚姻及家庭亲情、家庭生计变化及忧患等各方面得失，多以诗词书信的叙事方式呈现。比如，正视现实及其情绪平复阶段的诗作，表达生不逢时的《古风十首》，表达孤独和无奈的《咏怀》两首，此时多首诗作披露了他的内心在挣扎，但选择出仕，已经是一条明确的出路。出仕前两年的1285年的《送张梦符郎中》一诗：“爱士容疏簇，忘年接隐沦。回辕瞻斗极，听履上星辰。此别真堪惜，兹情未易陈。数公如相问，为说混风尘。”“数公如相问，为说混风尘”颇有深意，潜在地传递了他不再坚持做遗民的心境，为后续自己出仕做铺垫。至于他和妻子管道昇，作者叙述到他们“……真正是一对千古璧人。二人不但能够写诗互相唱和，还可以于翰墨之中互寻慰藉。”赵孟頫对夫人在画画方面的成就非常欣赏，他在《题管道昇梅竹图》夸赞为“……落笔秀媚，超逸绝尘。此卷虽是小景，深得暗香疏影之致……。”旧友大多不在的晚年，中峰明本是赵孟頫倾诉的主要对象，文本编织了他们多封书信，其中可见赵孟頫的晚年哀伤和皈依佛教的心境。
人物叙事手法特点之二：抓住主要人物与其他人物之关系属性的叙事特征。关系属性包括夫妻关系、朋友关系、文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宋朝遗民与赴元朝出仕之人的关系等。既刻画了文天祥与赵孟頫等主要人物，更氤氲了易代宋元过程的世道人心及其语境。真可谓一箭双雕。赵孟頫和妻子以及中峰明本的关系是相濡以沫，惺惺相惜。最有意思的关系是文天祥与南宋朝廷中的若干官员，他们或逃逸或躲避，更有如王炎武之流为求自保而取阴险手法的小人。文天祥是南宋状元，其文学才能在南宋被儒者称颂，同时，又有过出任丞相的经历，其名望、诗才、社会地位，让一些儒者觉得文天祥必须死，以其一死完成儒者们未能亲自赴死以报国家和君王的遗憾！何以见得？曾入文天祥幕府后以母老辞归的王炎武，得知文天祥北上后对人说：“天亡大宋，为子民之势不能生，文丞相是宋室重臣，更当以死殉国，为天地间留正气。”于是他写了《生祭丞相文》，广为散播，目的无他，以微言大义，劝文天祥速死。更有王幼孙的《生祭文丞相信国公文》，让文天祥速死的意思，更加昭然若揭。还原易代过程人性的复杂和文天祥的处境，历史呈现了多侧面的复杂性，如此叙事棋高一筹。
二、发现了提出问题的功能
除了发现审美功能，我还发现了提出问题的功能，何止是发现，还顺着问题的思考激发出一些理论灵感。关键词方式展开也许便利易懂。
关键词一：易代。“易代”指中国历史上国家层面两个朝代间的更替。民族角度的易代有过两种。一是以汉族为统治的朝代被易为同是汉族为统治的朝代。另一种是汉族为统治的朝代被易为少数民族为统治的朝代。在前朝士人阶层，两种情形的易代都引发过感情动荡，影响士人在换代后的抉择，尤以第二种情形更为凸显。第二种情形的易代，在我国仅有元易宋，清易明，都是少数民族代替了汉族执掌国家大权，这种情形的易代过程，仕人及前朝遗民的心绪最为复杂。我的审美经验所以会形成，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该著“易代”的历史题材，触及了仕人及前朝遗民心绪这个最敏感的精神世界，作家也确实将“易代”这一精髓揉进了仕人的内心世界。沿着这个思路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易代”书写会如此激发审美效应？在还原历史真实和作家所持历史观之间有怎样的深层关系？还原历史真实，换个说法，也可以表述为追求真实历史叙事，如人物如赵孟頫和文天祥等，他们的情感和认知轨迹都与当时条件相吻合，很真实可信。比如，文本叙述了赵孟頫内心世界经历了隐逸与讽刺出仕元朝的士人，到正视现实到情绪平复，再到意识到元朝代替南宋，乃为“王气北移”……他的心灵沿着从“易国”到“易代”的轨迹展开。再如文天祥的“三仁”和“死忠”的姿态与人生取位，这样的书写真实还原了元代替宋的历史必然性。就作家所持历史观，我以为，作家秉持了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是多民族历史融合之结果这样的历史观，它正确深邃，能穿透历史也有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至此，我领会了两者的深层关系就是：以求真精神的人物创造当时的“易代”感与作家多民族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观，构成了“易代”绝非“易国”为主题的两个时空的对话，这是激发审美经验发生的深层原因。
那么，既然作者巧妙借用和处理了两个时空的“易代”感觉和历史观的对话，那么，可否将此现象扩展性地提给文学创作论：就历史语境的感觉与当下历史观两者，可以作出怎样的创作规律的概括？这是否值得研究？此前的文学文本的叙事分析中，曾经在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的文本中，发现过回忆主体和体验主体两者之间区别带动的叙事特性。回忆主体是现在的“我”，体验主体是回忆中的当年的“我”，就所见所闻所感的角度说，回忆主体的“我”超越和覆盖了体验主体的“我”，由此形成了我两个时空的对话，怀旧感、沧桑感等得以挥发出来，这类最典型的作品是鲁迅的《故乡》。现在我们则是借助“易代”来讨论的两个时空对话，放置在超越叙事学层面的创作论层面提出问题了。
关键词二：爱国。爱国有动词、名词和形容词三种词性，可做谓语、定语和主语。为什么会引发就“爱国”的思考？缘于“爱国”在我的审美经验中最为突出和强烈，于是将这次的“爱国”经验与此前的“爱国”经验做了对比，获得的感觉是，在赵孟頫、文天祥这些人物身上都有深切强烈的或情怀或意念或现实人生选择的“爱国”。“爱国”一词突然间有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多种表达方式。于是和自己始于少年就知道的文天祥做了对比，结果是以往我心目中的文天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我的记忆里，是一位缺少个人亲情等其他人性色彩的爱国英雄……。这种特异感觉激发了我的问题：“爱国”是文学批评使用频率极高的语词，在文学批评范围内，就“爱国”作多种形态和涵义的辨析和阐发，是否为文学批评理论建设的一个议题？扩而展之，是否有必要梳理出若干类似语词，逐一辨析和阐发？此任务理论的合理性在哪里？其一，中华民族是多民族构成整体的历史事实，决定了就“爱国”值得做这样的工作。其二，文学批评对象的审美经验本身复杂纷繁，批评实践需要辨析和阐发之后的内涵丰富的“爱国”。其三，维特根斯坦的概念家族相似性的思想方法，给合理性的哲学依据。维特根斯坦提出，一个概念，人们往往执意寻找共同的特征，要求给予一个定义，但是其实事物是通过许多相似性来理解的，有其家族相似性。生活中的许多概念正是通过不同情境中的相似性来理解的。他说：1、事物的意义来自我们如何使用它们，而非抽象的定义。2、理解一个事物不在于寻找单一的本质，而在于观察其多样表现。3、概念的形成基于予相似性连接，而非绝对的一致性。4、真正的理解在于接受变化的形式，而非拘泥于固定的标准。由此，我们获得的理解就是：文学批评领域中，“爱国”一词的意义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而非抽象的定义；凭借“爱国”可以观察审美经验汇总的多样表现；审美经验恰恰是我们发现和接受“爱国”多种变化的最佳场合。
以上提出的问题以及激发出的理论灵感，尚为阅读心得层面的初步心得，我之所以写成文章，意在将这些心得交给读书界和学术界。让读书人有个参照，让学术界检验这些问题是否有价值，理论灵感是否有所启发，也给我自己留下一个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