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我终于退休,决定把我们当时想到的问题,凝聚的理念,和做的事情写下来。纪念当时愉快的合作,也供数百所想冲向一流的大学参考。”那一年,钱致榕教授83岁。
*文章原载公众号宁静访谈录,作者吕明方先生是H50(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投资50人论坛)创始主席,方源资本(亚洲)有限公司合伙人,先后出版多部随笔散文集,在繁忙的工作之外,笔耕不辍,持续与读者分享他的随笔式记录。
街上的梧桐树叶已经开始泛黄而至凋谢,纷纷的落叶卷起了如尘的微风,跟随在行走的大人与孩子的脚步后随意的起舞,组成了江南初冬别致的风情。
冬夜长长,夜深人静,褪去白天工作的种种烦扰,自是灯下阅读的好时光。
上个月中,长居旧金山的钱致庆博士Calvin微信我,他家兄出版了一本新书,要个地址寄我分享,但没有告诉书名和内容。期待中我很快收到了新书,是高能物理学家钱致榕博士用两年时间完成的新书《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三联书店2024年8月北京第一版)。
这次阅读钱致榕教授的大作,我孤陋寡闻中才知他们家族根基深厚,系出被称为“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的江南钱氏。江南钱氏的开山鼻祖钱镠(852—932)开创了吴越国,有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钱镠就是奠基人。自唐末以来钱氏家族枝繁叶茂,人才辈出,苏轼曾评价钱氏家族,谓“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著名史学家许倬云为钱致榕的新书序文中写道,“港科大成立不过三纪,就能够在世界大学排名,尤其亚洲大学排名中,名利前茅。如此成绩,确实可佩······我和港科大的缘分,也是因为致榕的建议,想约我加盟,阴差阳错,未能成行。然而,却因为致榕的关系,港科大自创校以来的诸项筹划和发展,我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如果没有致榕在领导班子中,也就不会有港科大的今天。”
当年曾任英国驻华大使的第26任香港总督尤德(1924.6—1986.12)和行政立法两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鍾士元爵士(1917.11—2018.11),在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并决定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1986年便计划将用1988年至1991年三年时间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消息传出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天方夜谭。
彼时的中外专家们都认为,即便是在实力雄厚的美国,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也至少要花15年时间。目睹香港精英连续多年每年外流十多万人,香港科大不大可能吸引国外一流学者逆流去香港效力。
然而,1991年10月2日,香港科技大学居然在清水湾准时开学了。首期教员近百人,学生七百人中,其中三成为博士生。
开学典礼上,在总督、校董、其他来宾等入场后,身为港科大灵魂、来自世界各名校的56位教授,在所有人的注目下,由钱致榕教授带领鱼贯登上主席台,在特设教授席入座。作为创校学术副校长这个突出的细节安排,使教授们深刻感受到,“科大是我的大学,我们是学校成败的核心,我要让她和我一起成长!”
以后数年,港科大每年持续吸引数百位高水平教授来到香港,1996年、1999年达到原定的三千及七千名学生。十年后,港科大名列亚洲名校前列,如今在400所世界有名的年轻大学里面,她的排名为第三名。
“我于1988年9月1日第一个到港科大全职报到(那时吴家玮已经被认定为校长两年,不过还没去香港),就立即卷入创校的工作,与同仁们共织一个读书人的梦想,经过一千两百多个日夜的共同努力后,科大如期开学。为了避免在华人社会常常发生的人亡政息的现象,又花了一个学期,订定教员聘任提职等典章制度,协助成立了港科大全校教职工协同治校的权力机构——科大教务委员会(英文叫The Senate)。觉得创校任务完成,我在1992年3月1日,辞去创校学术副校长职务,离开香港回到美国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执教。这三年半的时间是我人生难忘的一段疯狂忙碌的快乐时光。”
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教授。吴家玮校长1937年生于上海,长于香港,18岁赴美留学,取得物理学博士后,先后在西北大学、伊利诺大学、加州圣迭戈任教,45岁时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为美国史上首位华裔大学校长。50岁时他应邀成为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一做做了10年(1991-2001)。
“2022年我终于退休,决定把我们当时想到的问题,凝聚的理念,和做的事情写下来。纪念当时愉快的合作,也供数百所想冲向一流的大学参考。”那一年,钱致榕教授83岁。
今年85岁的钱致榕教授毕业于台湾大学和耶鲁大学,在离开港科大32年后重返校园的第一场演讲,是与港科大同仁师生分享他的新书。吴家玮创校校长也特别坐在后面一起回忆当年。当年年轻的助理教授叶玉如,7年后升任生化系主任,再10年后成为国际知名的分子神经科学家,任理学院院长,两年前(2022年)她已被任命为港科大的新任校长。
港科大创校学术副校长钱致榕教授
重返校园的当天,香港挂起了八号风球的台风警告,全港放假,大家原本都以为活动要取消了。幸得开场前八号风球取消,活动顺利进行,众多师生,包括创校诸教授,得以一同来到现场聆听分享。大家都开玩笑说,是钱教授气场太强大,把台风都给逼走了。
钱致榕教授在书中语重心长的写道,内地从1991年的1075所高校,增加到2021年2756所大学。由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政府对高校的投资也大量增加。比如80年代,内地高校经费非常拮据,即使几个最著名的大学,年预算也很少超过100万元。政府开始以各种方式增加对高校投资,期望提高中国高校在世界学术界的学术地位,先后有重点投资大学(10所)、211计划、985计划和后来的双一流计划等,至今已经有25所大学年预算总额都超过100亿(其中5所在100亿至400亿之间),和40年前相比,增加一万倍。但是我们的大学教研质量和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了多少呢?目前由于盲目追求论文数量,很多名校已经变成世界论文工厂,各专业变成一条条的论文生产线。论文篇数是上去了,但是教学和育人的工作,就相对地受到忽略。
在《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一书中,钱致榕教授对创建香港科技大学最初三年的工作与经历,做了极完整且深入的描述,可以看到作者的用力与用心。其中有许多特别精彩的篇章,细心的记录了当年港科大院系建置,意外介入基建设计,提前建好中央实验平台等四大学术服务中心,科学研究的规划、经费及募款等等的酸甜苦辣,身为创校学术副校长,处变不惊,心无旁骛,心态从容,乐以忘忧,每天工作十数个小时,自勉“我来为种树,我去花未开;谁曰无佳卉,留待后来人”。
当一切努力与因缘俱足后,他终于可以大声说出“我们建成科大了!”
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钱致榕教授谈及办学和管理理念时,也一再疾呼“学生是大学的目的,教授是大学的灵魂。”
在他当年辞任返回美国时,同仁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有许多感人的场面。吴家玮创校校长与他三年多的日夜合作,感慨万千,抱着他哭道,“你走后我怎么办?我一定不容许任何人忘掉你的功劳。”
港科大建校初期,有许多前瞻的细节,全球第一个全光纤布局的校园,第一个全校师生一人一台电脑的安排,第一个拥有数字化和中文图书馆检索系统的大学,任何一个人从他的宿舍走到任何一间教室不超过15分钟,等等。
钱致榕教授身为创校学术副校长,自己在办公室是站着办公,有教员前来谈事情也是站着谈,这样确保高效地谈15分钟可以得出结论,最后5分钟就让秘书过来把复述的结论打印出来,然后立刻盖章签字生效。
港科大所在地原来的地址是“香港新界西贡大埔仔”,英文名则是“Tai Po Tasi,Sai Kung,New Territory,Hong Kong”,读来十分拗口,创校校长便请港科大筹委会的秘书长麦法诚(Ian Macpherson)设法去与交通署、邮政局联系帮助,后改为”香港九龙清水湾“(Clear Water Bay,Kowloon,Hong Kong),读来简洁明了,令人闭上眼晴就可以想见学校周围的青山绿水,好美。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件件小事,其实反映的是一种理念与文化,眼光与精神。
1988 年9 月作者初到香港时的科大清水湾校址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此言出自《钱氏家训》。也许正是代代相传的家风家教,造就了代代后人无愧天地的人格人品。
三年创立香港科大,是国际高教界公认的奇迹,要了解这个奇迹为什么会诞生,就要先了解:创办一所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到底有多难?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回归前的香港正面临一个持续十几年的移民潮,十年内流失了几十万精英,什么人那时会逆流去香港?港科大完全由“海归”华人知识精英创办,这些少数创校学者,如何说服几百位国际知名学者放弃他们在海外二三十年的功业根基,毅然回去?回去以后他们如何凝聚共识,共同努力?科大如何吸引并留下众多有成就的学者?香港那时没有捐款办学的传统,政府支持也很少,科大如何捐募创校时所需的研究设备费用的?科大创校时,实现了很多高教界的创举,他们有哪些卓见,如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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