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名著《甘肃考古记》出版100周年。百年回眸之际钩沉史料，安特生笔下的印象甘肃读来亦饶有兴味。
安特生像
考古学作为一门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学科，素有“接地气”的传统。安特生团队当年在甘肃工作期间，除了考古调查发掘等主要任务之外，还亲身体验了市井烟火与乡村生活。国内外学界对于《甘肃考古记》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早有定论，该书初版于1925年6月，由当时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作为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印行，正文后附《甘肃史前人种说略》（步达生著，李济译）；近年来国内版本有文物出版社2011年简体重排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年影印本等。《甘肃考古记》出版后，安特生又着手整理自己在华多年来的旅行与研究经历，于1926年在瑞典出版《龙与洋鬼子》（The Dragon and the Foreign Devils）一书（国内近年有李雪涛中译本），其中关于甘肃风土人情的记述可谓《甘肃考古记》之姊妹篇，为我们保留和重现了珍贵的历史图景。
《甘肃考古记》中译本封面
01
民以食为天。在安特生笔下，一幅幅百年前陇原大地农耕文明的画卷徐徐展开。
20世纪20年代，兰州郊区灌溉用水的分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哪怕是老外也没有特权。兰州的天主教传教士曾经向安特生吐槽，他们位于城外的花园“只有在每三个星期的某一天的某个时候”才有机会浇水，一旦错过只能重新排号，没有所谓超国民待遇。黄河两岸浇地取水则主要依靠直径12至14米的巨大水车，安特生对此有着形象描述：“在这个轮子的一边有许多长的桶形容器，当它们被推到河里时，里面装满了水，在轮子旋转的顶端，这些容器被倒进了排水沟。这些轮子会互相照应着，并在整个播种期不间断地工作着。”
《龙与洋鬼子》中译本封面
瓜田堆肥体现了甘肃农民的工匠精神。美国农业部土壤管理所所长富兰克林.H.金（F.H.King）曾于1911年出版《四千年农夫》一书，书中指出，几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最偏远的东方农民，种植豆科植物对于保持土壤肥力至关重要。“因此，自古以来，与其他作物轮作的豆科植物栽培早已成为这些人坚定不移的做法。”安特生回忆道，1924年8月他在甘肃河西走廊的戈壁沙漠工作期间，碰巧观察到一个值得注意的利用豆科植物收集氮的例子。当时他的团队驻扎在镇番县（今民勤县）沙井村开展考古调查，四周皆为贫瘠沙丘，生长着一种安特生也叫不上名字的粗糙、蓬松的白色豆科植物（可能为苜蓿草），来自周边绿洲的农民经常赶着马车前来采集。安特生得到的回答是，这种沙漠植物是用来给瓜田施肥的。安特生写道：“我没有机会更仔细地观察这种绿色肥料在使用前应当实施的步骤，但我毫不怀疑，它涉及到氮的获取以及将植物制成某种堆肥的方法。”民勤种瓜历史悠久、品质优良，应当与这种传统技艺密不可分。
“甘肃瓜果甲天下”同样得到了安特生的背书。在与安特生同时代的外国专家眼中，“用现代方法改良种子，是一条比其他任何方法都更能取得好的结果、给中国带来更丰收的道路”，但受限于时代环境，淳朴的中国农民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做不了什么事情。然而凡事皆有例外，安特生亲身当了“吃瓜群众”之后不禁感慨，在水果种植方面应该认真研究中国人嫁接成功的例子，他特别举了甘肃的例子：“不然何以解释在甘肃的一些河谷里出产巨大而美味的桃子、杏子和瓜类呢？根据美国传教士的说法，这些桃子、杏子和瓜类能与加州所产最好的瓜果相媲美！”
甘肃农民用纺锤纺纱场景（引自《龙与洋鬼子》）
甘肃“麦客”令其印象深刻。安特生特别强调，“中国大部分地区人口极其稠密，给所有人提供食物和工作是一项非常棘手的工作。”因此，农业劳动力的季节性流动在百年前的陇原大地已成常态。1923年5月，安特生团队在甘肃旅行时，就曾在途中目睹甘肃“麦客”奔赴陕西关中的壮观景象：“一条大路上挤满了年轻人，他们纷纷到陕西去干一个季度的活。”
02
百年之前的甘肃农村，在安特生笔下有着宛如“活化石”般的原生态。
安特生团队在甘肃乡村旅行时，随处可见男人们从事羊毛纺纱职业，这与安特生认为的纺纱应由妇女承担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他们用一根带石盘的构造极简单的纺纱杆，“与五千年前石器时代人们使用的纺锤盘毫无区别。”安特生客观地指出，世界不同地区史前人类使用的工具高度相似，比如甘肃乡村发现的纺纱杆，在北欧的博物馆里也有类似展品，瑞典人的祖先“使用的也是近似构造的纺纱杆”。
古代随葬的建筑模型称之为建筑明器，汉代是中国明器特别是陶制明器制作最为发达的时期，建筑明器尤为盛行。安特生这样描绘汉代建筑明器：“这些物品摆成微缩农场的样式，一角有一座小房子，四周还建起了围墙。这栋房屋就像一座瞭望塔矗立在围墙一角。”安特生曾对中国古人热衷于随葬类建筑明器感到困惑不已，因为“它似乎与中国目前的建筑景观并无相似之处”。然而，当安特生一行偶然来到甘肃中部山区的一个农场，却看到了一栋极其类似的角楼矗立在围墙一角，几乎完整再现了汉代墓葬的泥塑建筑。
民间信仰是百年前民众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安特生在回忆录中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河西走廊农民夜间举办法会的田野记录。1924年9月初，安特生团队正在凉州以北的戈壁沙漠南侧考察，某天晚上在一个大村庄里的寺庙宿营，正当他“伴着沙漠上空的清冷星光”沉思之际，庙门被人推开，一群提着灯笼的村民前来参加晚间法会，并且友好地向安特生等人保证不会打扰他们的休息，然后上香、敲钟，“整个过程安静又周全，结束后村民们悄然离去，但院里仍青烟缭绕、钟声在寂静的夜里回荡”。安特生感慨道：“即使在这种几近荒无人烟的地方，中国文化仍以它最突出的特点展现着自己的力量：寺庙的深沉幽静和信众的安静体贴”。
甘肃中部山区具有汉代遗风的农庄（引自《龙与洋鬼子》）
03
关于安特生团队在兰州城内的工作与生活，已经有不少文献记载。比如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一书中就提及他于1924年初春自敦煌返程途经兰州，应邀赴安特生在兰州城内的住所，一边品尝杜松子酒一边欣赏出土彩陶。又如傅振伦《六十年所见所闻》一书中曾转述抗战时期兰州古玩店老板单子清的回忆，听起来既像段子又像传奇故事：“安特生在兰州时，与其译员袁某，住一孀妇家，共同生活，他买了十六匹马，每日派人到处寻找西蕃坟墓，进行发掘，掘出物只有有图案及花纹的彩陶及长方大砖，其中以金县（今榆中县）出土的花纹最为精细，运费及发掘费用了数十万元。”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傅斯年对此曾建议：“安特生已著书立说，宣扬了中国古老文化，就不必传播这些言无确据的说法了！”
而在安特生自己笔下，对于百年之前的兰州市井诸生相则是这样的描述：“在城门口经历完一系列护照检查、警察审查、军事审查后，接下来看到的场景会莫名使他联想起中世纪的欧洲城镇。可以说，人们在街头过着一切生活。”兰州城内私人住宅通常门户紧闭，工匠和商人的店铺前门则白天朝向大街，晚上关门停业。“凌晨门闩拉开时，街边营业的作坊和摊位便为五彩缤纷、熙熙攘攘的生活拉开了序幕”。
安特生着重记录了兰州城内的手艺人如何工作。比如木匠，“或许是为了方便行人观看，常常在街道上完成大部分工作”。又如铁匠，也常常在店铺外摆开风箱打铁，“敲击的火花会飞到马路对面很远的地方”。安特生对于兰州隆冬时节仍能看到金匠坚持坐在摊位入口处的小桌子边上的景象感到惊讶不已，认为他们如此敬业可能是为了精雕细刻时获得更好的光线。安特生关于兰州城内小饭馆的描写也十分生动——顾客大多在户外用餐，中国厨师把通心粉面团揉成细条，或者听着他有节奏的巧妙摔打面的声音，也颇令人难忘——从这种充满即视感的场景，笔者推测安特生等人有可能亲身体验了兰州牛大，而且要了一个“细的”。
类似《甘肃考古记》这样的专业著作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可能有些深涩。然而考古工作背后的故事更为丰富多彩，其历史学和人类学价值可能并不比考古发掘报告本身逊色。安特生在这一点上开了好头，期待更多更鲜活的甘肃考古故事问世。
文丨史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