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语言的河流与它所映照的生命
——评朱辉《万川归》
《万川归》，朱辉著，即将出版
朱辉的长篇小说《万川归》首发于《钟山》2023年第1期，即将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巧妙地从书中三位主人公万风和、丁恩川、归霞的名字里各取一字组成。小说运用多线叙事手法，深情而细腻地描绘了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的人生轨迹，将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相互交织、日常生活与时代更迭层层叠合，为读者勾勒出一段波澜壮阔的知识分子心灵史。本期特邀小说家李浩，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带来阅读这本书的别样视角。
——编 者
必须承认，言说朱辉的小说有着巨大的难度，它甚至诱发了我的“拖延症”：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一次次地打开电脑，试图为朱辉和他的《万川归》写下点什么，往往坐上一个上午，写下一个不太像样的提纲，然后下午删除。迫使我写下又删除的原因是这部小说给予我的点“过多”，似乎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谈，似乎可以就整体就局部就微点一直谈下去，而一篇文字却无法容纳全部——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心里有诸多复杂而汹涌的感受，可却难以归纳，总感觉我似乎抓住了什么的同时，又感觉并未抓住什么。我抓住的只是片面、表象和局部，而更大的、更应被言说和指认的那些则被我“滑”了过去。
在20年前一个以“写作和批评之间关系”为主题的会议上，我曾用比喻的方式谈及作家与批评家：我觉得作家和他的批评者之间应是刺猬和饥饿的狐狸的关系，是一种强烈的博弈——狐狸要用种种手段将刺猬抓到，并想办法吃进肚子里；而刺猬则要用种种手段躲避、抵抗和逃逸，想办法让狐狸抓不住它。现在，面对朱辉的《万川归》，我站的位置是狐狸的位置，全部的努力是试图将我看到的、读到的、感受到的和由此延伸出的写出来。必须承认，我感觉自己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却又觉得说不出来：我触及到的，有些经验是未被归纳的、未被充分理论化的“未有之物”，是与之前的小说和小说写作很不相同的东西，面对这种经验我感觉自己时有“捉襟见肘”，同时又怕自己的归纳总结显得粗陋浅薄……
经历了反复的思考之后，我决定也冒一点险，绕开小说的故事结构、情感冲突、人物设置和阶层差别等议题，绕开其他批评家能够看到并谈得比我更为充分的部分，而集中于朱辉在他的小说中那些极有差异性的言说和设置，谈及他为小说的“未有”所做的可贵补充——是的，因为之前未有，我和我们当然无法用一个一般性的文学理论来定义它和规范它，在这个“试图梳理”的过程中我也需要调动自己的创造力，以自己的方式来发现和梳理。
1
向我们的习以为常、习焉不察发出挑战
绕开情感的、记忆的、具有时代面影的故事——尽管朱辉在故事的交织和埋伏等方面足可称道，在呈现时代风云和认知变迁方面足可称道，尽管《万川归》的故事里绝不缺乏让人心动、感觉自己的胸口受到了重重一击的动人之处，这一部分，还是留给其他的批评家来解析分享吧，他们大抵会比我说得更好。我相信，朱辉在写作《万川归》之前，早已经在反复地“糅”这个故事，包括其中多条的线索和它们之间的交织，包括每条线索的前行和故事的核心节点，直到“糅熟了”之后才开始动笔——作为写作者，我当然知道他做过多少深思熟虑的准备，某些有效的设计是多么地让人叫绝……然而，我决定绕开它，来谈《万川归》中的一个在我看来极为重要的“隐性设计”。我甚至认为，它可能才是《万川归》的开启之处，是“这个想法”让他决定串起整个故事，书写这个故事。
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随笔集中曾反复谈及，“越对生活有意义，小说的格就越高”。对于小说的创作而言，仅有高超技艺、记录平庸日常的小情小景，以及“手把件的美”是不够的。小说家期望在文字中融入能使其深刻且具启示性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启蒙性或许是小说永恒的支撑。而在另一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的口中，则补充性地谈及了小说达至高格的重要的保证：“发现是小说唯一的道德。”小说要发现那些只有它才能发现的东西，它要对人们的习以为常和习焉不察提出警告，它要找寻到那些人们意识不到或者意识到了但未能深入思忖的点然后细细开掘。优秀的作家，在他的写作开始之前，一定会对自己将要写下的文字进行追问：它值得写吗？有没有特别的个人发现？前人是否对这个题材或理念有过阐释？我能做到有更新的输出吗？我的这个“发现”是否独特而深刻？是否对生活产生意义？在得到确定的答案后，那些优秀的作家们才会动笔——没有作家愿意在焦虑中重复别人的发现，没有作家愿意自己是那个渺小的后来者。
《鲁迅书信集·致许寿裳》中有段值得反复品啜的话，在这段话中，鲁迅试图向许寿裳解释他写下《狂人日记》的原因：“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甚大，而知者寥寥也。”小说家们首要寻找的是那些“此种发现，关系甚大，而知者寥寥也”的“核心支撑点”，只有这个“核心支撑点”坚固了，小说才能达到小说家们念兹在兹的“高格”。《万川归》向我们证实，朱辉是那种愿意冒险、努力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高格作家，他愿意向我们的习以为常、习焉不察发出挑战，愿意以一个“唯一跑出来给我们报信的人”的真诚身份向我们指认：这可能被我们忽略的、习惯的、漠视的生活沉积中，究竟藏有怎样的值得仔细审视的东西，究竟有一道怎样的深渊？他用自己的方式伸向的，是那个“此种发现，关系甚大，而知者寥寥也”的幽暗区域。
那他发现的、呈现的是什么？
在我们的历史传统中，重血缘、重家族、重亲情的理念是最具延展性的根，是集体性的价值潜在，是我们的集体无意识。它深入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伦理和价值判断，深入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行为规范和处事原则。在中国历史中的诸多事件和家族覆亡，也均与这一理念有着密切关联。即使在当下的精神流变中，即使经历“五四运动”以来诸多新思维、新思潮的不断冲击，血缘、家族、亲情的“发条”已经变得有所松懈，但那种内在的、集体无意识的选择还是极深入地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待人处世的原则和行为。中国之所以如此重血缘、重家族、重亲情，其实本质上暗暗强化的是“利益共同体”概念，是在“宗亲宗族”关系掩映下的相互帮持，是散沙化的社会结构中仅有的、可以相互取暖的同时又不被威权犯忌打压的微弱力量。这俨然被当作真理而被普遍接受，变成我们习焉不察的一个部分——这个习焉不察也正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文明进程。血缘之重在这个时代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它的价值性？在这一观念的背后，又存在怎样的制约或荒诞的因素？非如此不可吗？假如朱辉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写作《万川归》的，他试图要做的就是对这一习焉不察的审视和追问，他要做的，就是像弗兰茨·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所做的那样：将我们不察不识的、习以为常的那部分做成切片，放在显微镜下“放大”来考察，让那些本是隐藏的部分、不识不察的部分在小说中获得放大，甚至变得凌厉和触目惊心。
小说，在作家那里就是他精心创造的实验场。他用手上的强酸滑过人群，让一部分人在强酸的作用下消失，而另一部分人则融解、结晶，硬化为闪着光芒的石头……于是，万风和携带着“问题”开始入场，朱辉不断地将“血缘”议题向他的身上加注，让他在这个精心创造、精心安排的实验中淋漓表现。
作为一个有着传统理念和强烈的血缘意识的商人，万风和的孩子万杜松并非他亲生，与他并无血缘——“血缘”这个貌似坚固的概念在他这里造成巨大的动摇，甚至可以说是摧毁。没有血缘，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生物继承”，意味着这个名义上的儿子不具有血缘上的、生物意义上的遗传性，他的姓氏、他的财产和某些说不清楚的东西将以一种在他看来极有荒谬感的方式“递交”给一个本无关系的他者……因此，他有巨大的心理阴影和受挫感，这个血缘上的松动或中断成了他无可化开的心结。与众多男人和众多东方男人的选择一样，万风和与妻子杜衡离婚，让杜衡带走这个名义上的儿子。朱辉尊重了万风和的选择，让他成为持有这一想法的“众人”中的一个。第二重的“实验”接着入场，这一次直接作用于身体。身体，是所谓血缘的基础性容器，现在，朱辉要从它入手了：因为严重的疾病，万风和不得不实施了心脏的移植手术，从此，他的身体里跳动着的是另一个陌生人的心脏，一个完全不同于他、之前几无瓜葛的陌生人的心脏。心和脑，在我们的传统理念中是最为重要的人体器官，它几乎可以决定这个人何以是这个人——朱辉有意“更替”了万风和身体里的重要器官，让这个人何以成为这个人也随之发生动摇，让所谓的“个人”的血缘也开始存疑：他，此时的他也不再是“他”的全部，另一个人的重要器官和另一个人的某些习性、血缘因素和更为复杂的东西“介入”到万风和的“个人”身上，让他不再作为一个单数的“个人”存在。“他是谁？手术后，万风和强令自己不要去想任何难解的问题。公司、生意、家庭，所有的人和事，都是身外之物。可是，这颗以及它不是身外之物啊”……不止于此，朱辉还要进一步地“釜底抽薪”，将他的文学实验进行到底，于是，有了第三重：万风和，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偶然地同时也是骇然地发现了另一个“无法承受之重”的秘密：万风和是捡来的，而非父母亲生，他的出生，记载于一张巴掌大小的纸条：“乙巳年九月二十五日卯时生。万般无奈，泣请善待……”
一而再，再而三，朱辉动摇着或曰摧毁着万风和身上的血缘因素，将他安排在几乎是全部可能的巨大风暴之中。他的这一做法，也让我想起余华在《内心之死》中对于情节设置的行家之言：“仿佛在拧一条毛巾。不仅要拧开这条毛巾里的水分，似乎还要将毛巾拧断。”是故，在完成核心性的设计之后，朱辉依然要紧紧围绕，依然要一而再，再而三：在故事的褶皱中，非血缘的万杜松在万风和病着的时候承担了体贴照料的义务，进而成为他得力的商务助手和知心人；而在万风和心里，他也早与这个非血缘的儿子建立起了更有内在意味的父子关系，即使在得知这个儿子非亲生的那一刻，属于父亲的爱也未曾真的断开过。当万风和被提议参与修撰《万氏族谱》时，那种由内至外的、反复冲撞的虚无和荒凉被朱辉的文字所呈现，它其实指向的也是对血缘血统的诘问；万风和堂姐对他欲在老家造屋的算计（虽一笔带过），以及他在公司发展过程中的不断要以非血缘方式对他人的行贿，都暗示了这个世界的规则变了——这个世界有着更严峻、更复杂和更曲折的规则，也正因为此，传统中国社会其实已处于一个关键的“临界点”，它要向何处去？以万风和的“实验性经历”为考察核心，朱辉追问：假如，属于血缘的（或以此为中心的某些围绕性的传统意识）传承出现错位或者断裂，人的情感归向何处，某些情感是否必然地、必须地依附于血缘？如果不是，那，又会是什么？在当下的时代及其变迁之中，血缘或血统的传统理念是否还是一种必须的维系，如果是，它所可能带来的是什么，如果不是，它又会带来什么？进而，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应该和如何接纳现代价值，又应该如何看待我们理念中的传统？传统和现代一定是相悖吗，它们是否可以完成初步的和进一步的调和？
在我看来，朱辉在此的追问属于那种“对生活有意义”的追问，尤其是对古老的中华民族来说，它显得更为重要、迫切、有针对性。朱辉让万风和所承载的“问题意识”也是深入深刻的，是对“未有”的一种填充，有着自己的发现——没错，对于血缘和宗族关系的追问和反思朱辉并不是第一个，之前的诸多文字（包括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均曾涉及，但像朱辉这样加诸个人身上进行全方位考察的却前所未见，引向如此的深入和丰富境界的也绝无仅有。在这点上，他是在发现，是在创造，是在提供启蒙和启示。
2
有价值和沉淀意味的“时代性”
朱辉的文字有着强烈的个人标识，他的那种“与众不同”可以说弥漫于所有的文字中，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必须承认，朱辉语言的标识性不在于其艺术形式上，主要在于内容的使用上。
非作用于艺术形式，指的是他的文字不像茨威格那样有着繁复而炫目的装饰感，比喻套着比喻，构成一个统一的、环扣的大系统；也不像莫言那样有意放大感觉，充沛地利用幻觉、想象、错觉和夸张，泥沙俱下；不像君特·格拉斯那样让叙事多出一千条“舌头”，文字中充满着滔滔不绝的喧哗感；也不像史铁生那样以一种温和、平静的语调简洁地言说疼痛和沧桑。他使用的，几乎是我们的日常语言，是暗含有雅气、文气，但相对简洁质朴的家常话。他没在语言的精致生成上用力，没在雕饰和陌生化上用力。那他的力量用在了哪儿？那种所谓的独特和个人标识又出现在哪里？
是的，是在内容的使用上。朱辉的独特性在其内容中获得充沛而多向度的呈现。我们先以《万川归》上部第一章的一段文字为例：
第二个千禧年已经过去6年了，万风和还依稀记得那个元旦格外热烈。大街上披红挂彩，年轻人涌上街头迎接新千年的来到。当时他公司甫创，忙得不可开交，只觉得新千年到底从2000年还是2001年开始都还是个问题，这不过是人类的一个计数游戏。比起那个元旦，他觉得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才是更重要的时间节点。转眼间就到了现在，他还是在路上。
……
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他扶着方向盘，自如地掌控着方向和车速。雨后的高速公路上蒸腾着热气，前方的视线有些虚化。对面的车道上一辆辆车飞速掠过，你看不清任何一辆车的车牌，只能看见一道道颜色从眼前闪过。前方是一个巨大的弯曲，车前的路看起来几乎是直的，但慢慢地，太阳从右侧移到了车的正前方。太阳继续在云层中下落，周围的白云变成了铅灰色。车里很凉爽，胎噪和风噪均匀而轻柔，他开得不紧不慢。一辆辆车从他车边超过，闪着左后灯远去，他一点不急。他早已过了开斗气车的年龄了，低档车开出超跑的架势，那是小家伙们干的事。这车是他两辆自用车里的一辆，都是好车，但这辆低调不炫目，皮实，而且空调也更好一些。他怕冷也怕热。此时的温度适宜，太阳也柔和多了，除了阳光直射的手臂上略有温感，他仿佛已置身于宜人的秋季。他的车迎着阳光奔驰，太阳好像很近，又遥不可及。冲出了云层的太阳悬在云朵边，隔着车窗看去，宛如一轮明月……
文字的选择多少有些随机，我没有故意进行挑选——这种随机大概更能呈现朱辉文字的基本特征。这里呈现了对于生活的熟稔，无论是对车、对人、对景物的描写都强烈地体现着这一点，然而我不会把它看作是朱辉文字的特殊。这是好作家们需要的基本功力，它只是证实朱辉具备一个优秀作家的基本功力。我试图谈及的，是朱辉文字的独异之处，是他的个人标识。
我们可以看到，朱辉的文字有一种朝向繁复的“繁殖性”，在小说的叙事前行中，他要完成的并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面，是一个由主线不断增殖和延展的“网”。它是在一条主线上层层发散，不断地延伸出触角……这样的增殖感我曾在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小说中读到过，但朱辉的处理方式却与他们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普鲁斯特那里，他是让自我的感觉和感受增殖，是情感情绪的不断叠加和放大，有着强烈的作家的主体意识；在乔伊斯那里，时间和时间里的发生被多次细分变成更为微小的部分，乔伊斯通过刻画这些更微小的部分使文字增殖。但这些都不是朱辉的做法。朱辉文字的增殖方式是：故事前行，故事的主线遵循于它的原定轨迹，而在发展的过程中，他会让叙事的细节点开枝散叶，向外延展，从而变得更为浑浊丰厚——当然也因此造成对故事的“延宕”，让它几乎可以变成茂密的、看不到尽头的森林。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朱辉的文字中，有价值和沉淀意味的“时代性”丰富而繁杂，它会将我们带回到那个记忆中的岁月，从而将我们的记忆和情绪重新唤醒。任何一个阅读过朱辉《万川归》的读者都会强烈地感受到它对于时代和时代变迁中那些共有记忆和个体记忆的呈现，都会强烈地感受到它所包含和凸显着的“时代气息”。我觉得，《万川归》以它有趣的、繁复的方式勾勒着那个时代的“时代面影”，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说它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当下中国在发展变迁中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上学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把恩格斯谈及巴尔扎克的话略加修改，用于《万川归》上也是合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朱辉的《万川归》具有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厚重含量，它呈现和展示那个时代中的人情世故和命运纠葛。
有人说作家应当是人类的神经末梢，作家应当在他的文字中呈现出强烈而锐利的敏感度来——可以说，朱辉的文字是敏感的、敏锐的，这种敏锐，其实也属于好作家的基本功力，但多数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它。
故事、细节和感觉的重重增殖，对于时代和时代镜像的绵密涉及，加上强烈而锐利的敏感度，正是这一方式使朱辉的小说显现出异质和独特，当然也构成着小小的冒险：它可能因为绵密和丰富而将一部分读者阻挡在外面，他们更愿意读到故事的紧张和离奇，以及具有“强刺激”的情节构成。我们或可以将朱辉文字的独特性看作是一个“阅读门槛”，而一旦沉浸，我们就会发现这座森林里所富含的独特景致。
3
不同声部的交响
需要承认，《万川归》有着多重的复调式结构，前面谈及的万风和的故事仅是其中的一个局部，而在繁复、厚重的《万川归》中，李弘毅的故事、归霞的故事、周雨田的故事也各自占有“不同的声部”，正是这一结构方式，使得这部小说包容性极强，有一种博物志类图书的宽阔感，更能够有效容纳“现代世界里存在的复杂性”。但它的使用，相较于指认朱辉文本的独异性而言则显得不那么突出。
需要承认，李弘毅的故事值得细细品啜，值得追问，它足以写成一个独立的章节甚至独立的一部作品，当然归霞的故事、周雨田的故事甚至万杜松的故事同样可以如此……我不是说它们对于小说和小说的呈现不那么突出或不那么重要，我只是觉得，它们的好大抵是常规意义的好，是另外的优秀作家也可以想到、也有可能写出的。如果没有万风和故事中那么强烈的问题意识，如果不是它的突出和卓越，我可能会认真地、真诚地解析其他故事中的丰富内涵——但现在，我不希望随后的这些解析“夺走”万风和的故事中所埋设的光。雕塑家罗丹精心完成了一座“巴尔扎克像”，前来参观的人对于雕像齐声称赞，赞美巴尔扎克像上那双极富魅力的手。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之后，罗丹，狠心的罗丹砍掉了雕像的双手，让人们的眼光能够集中于他精心刻画的巴尔扎克的面部表情上……说实话，我的拖延症很大程度就在于如何摆布对各个声部的解释和言说上，它们对我来说有一定的难度，我很怕它们变成“巴尔扎克的手”。现在的处理或多或少让我痛苦，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需要承认，《万川归》这个题目也值得思忖，它包含着诸多的、丰富的象征性，也包含着朱辉和他所写下的故事的隐喻性总结。
总之，具有时代影迹和百科全书性质的《万川归》是一部“大书”，它所呈现的和它所提出的，值得我们不断地思量。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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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5年1月8日7版
二审：许婉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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