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有幸带着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队伍，这是长江日报社向社会各界招募来的，包括报社记者、电视台记者、新媒体记者、纪录片制作者、知名摄影家、茶路研究者、茶艺师、俄语蒙语翻译、司机以及旅行主管等，从武汉开拔，走过了“重走中俄万里茶道”全程。 我们从8月10日开始，一路驾驶着汽车，至10月6日，用57天时间，穿过中国七省一区，跨越中、蒙、俄三国，从中国武夷山至俄罗斯圣彼得堡，由东南向西北，贯穿了整个欧亚大陆。队伍先是17人（中国段），再是21人（蒙古国段），最后是20人（俄罗斯段）；其中有12人，全程走过了每一段。待全部旅程结束，我才意识到，这并不是“重走”，准确来说，那12个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全程走过万里茶道的团队。17至20世纪，中国商人限于中国境内，俄国商人限于俄国境内，均不能跨越国界半步。万里茶道上的运输和贸易，是由两国商人接力完成的。 当然，所谓的“万里茶道全程”，也是虚指。历史上，这条商路犹如河网纵横，四通八达，有大道有小路，有官道有匪途有秘径。在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我们发现，这里竟然还有一条北上纵贯西伯利亚，从白令海峡穿过阿拉斯加抵达北美的茶路。真要走过万里茶道全程，纯属痴人说梦，这在历史上从不曾发生。 都是要在经历之后，才会了然。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缺一不成。如今，十年时光忽忽过去。当年受限于旅途上的匆促，这十年受困于日常太多工作，对这趟旅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始终无暇顾及，更不用说加以详细记述。这一回，受责编的催促，虽仍是条件阙如，且让我斗胆一试。 8月10日，行车约8小时，行程748公里，全程高速公路。 2014年8月10日，汉口天门墩。极为简短的出行仪式后，早晨8点半，6台越野车，驶出了长江日报报社大院。其中，有长江日报社1台，志愿者出借1台，东风汽车赞助3台，另一企业支持1台，它们载着长江日报“重走中俄万里茶道”采访团的17位成员，向着中国东南方，此程的第一站——福建武夷山——出发了。 刚下过一场小雨，时值八月酷暑，空气中竟似有一些清新和凉意。这也许是我的心境使然——紧张到简直每日不吃不睡的筹备工作，总算告一段落了。直到眼下，尽管万里茶道仍只是一些模糊概念，但“重走”总算迈出了第一步。我们的车身上，有的刷着“万里茶道”，有的写着“世纪动脉”，这两个词，均出自上一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俄罗斯时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他说：17世纪的万里茶道，是连通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 此时，40个版面的《重走中俄万里茶道》纪念刊，刚从印刷厂取出，似乎还带着热腾腾的油墨的香气，已静静躺在汽车的后备厢里。这是打算送给沿途七省一区和俄罗斯、蒙古茶道节点城市①的礼物。它是全社三十几位记者，经三周的突击采访，加上这次行动的一系列发动、组织，以及政务、外交活动，当天凌晨才组版完成的。同一纪念刊的俄文版，由Changjiang Weekly（《长江周报》）担纲，也已进入编辑倒计时，计划打一个时间差，于9月初我们从二连浩特签证出境的那一刻，再搭载上车。我从未想过《长江日报》会出一张俄文报纸，而且，是由一支英文编辑团队操办，但是时势使然，这支队伍主动请缨，这事就顺势走下去了。在这个特刊上，有我们对此次将走访的万里茶道各个节点城市的首轮集中报道，也有“重走”的全部行程以及意图说明。它是一份礼物，更是倡议书，寄希望于推动中国七省一区以及俄罗斯、蒙古的茶道城市汇聚共识，提名“万里茶道”为世界遗产，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就在一个多月前的6月22日，该组织刚刚将“大运河”和“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历史上首次将古代道路 —— 一种“线型文化遗产”—— 认定为世界遗产。 然而，这么大的出行规模，出乎我们总编辑陈光的意料。对此，我也是没办法。自从春节后，受到武汉黄鹤楼茶业有限公司的动议触动，陈光决定“下本儿”，派我出马去“重走全程”，我就把这事儿搁在了心上。然而，日日夜夜的报社采编工作，哪里分得出身？眼见着7月已至，8月临近，我想象中的俄罗斯的可怕寒冬，已冰冷地横亘在“重走”的路途上。必须在圣彼得堡大雪纷飞之前，结束全部行程！因此，我将此行必须动身的日期，锁定在8月10日。 但是，出发前必须办妥的一个个事项——我对茶史的通读，我对万里茶道全程概况的通览，我对出行线路、出访日程、采访地点、采访对象、护照办理、外事联络以及国内外各项活动的谋划、策动、组织、联系、操办、落实——统统是零！仅靠个人阅读可解决的一二事项，可怜地开了头、启了封。要在8月10日之前完成所有的准备工作，势比登天，绝无可能。以空间换时间，用一支综合专业团队去补足我的不专业和无准备，是我唯一可采用的办法。 车队很快驶出武汉，走上南行的高速公路，我乘坐的车走在最前面。驾驶员刘从德，是汉口一位私营业主。在《长江日报》读到“重走中俄万里茶道”招募令的当晚，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俄罗斯的一群大兵，在冰天雪地里喝一种像是茶的液体。他把这个梦讲给妻子听，又决定去应聘。刘从德一直是车迷，做汽车配件生意28年，曾与好友组队，自驾去过云南和张家口。应征时，他剃了一个准光头，仅头顶留有一小片短发，这使他看上去非常酷，也有效掩去了他将近50岁的“高龄”。现场应征时他提出，将献出爱车以及一套车载对讲系统，以此来打动作为主考官的我。他并不是很合适，私企老板不大可能有良好的组织纪律性。可我们的时间实在不够用，没那么多的“完美应征者”。诸多因素加在一起，他成功了。 我们的车队，就用刘从德的车载对讲机联系。车队中间是肖大军——长江日报车队队长，由他来磨合这支全部由志愿者组成的司机队伍。车队末尾是余永跃——湖北省客运集团司机，1979年参加过自卫反击战的汽车兵，由他殿后，无论组织素质还是驾车技术，足可放心。 我乘坐的车上除了我，还有我的同事、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这也是事先商定好的。坐车长途旅行会非常累，每辆越野车，连同司机顶多坐三人——这种宽松，将有助于乘坐者减轻体力消耗。 越野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我和建辉坐在车里，心在网上。事先，我们向中国联通购买了无线上网卡，这是当时唯一能保证在旅途中与报社保持文图畅通的设备。无线上网卡是一种外形像U盘的无线数据终端，插上笔记本电脑就能用。此时，身处《长江日报》大本营的蒋太旭和周韧，正在将武夷山的茶史资料、走访地点、采访对象、“名家茶话”名单、茶路座谈会日程以及武夷山市委宣传部的对接信息，源源不断传给我们。行程密集，唯有这样在行走间隙，在抵达每一站的路上，方能吸收消化我们必须事先了解、学习、掌握的知识和信息。 武夷山脉位于中国东南部，是一座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山，一山分开了江西和福建。主峰黄岗山，海拔2158米。山脉南部，系赣江和闽江的分水岭，两省之间向来被视为畏途，却不得不由此来去。万里茶道的最初一段，即在这分水岭上。万里茶道所言，也就是我们此去的“武夷山”，实际上是指这山脉西南端，平均海拔600多米的一片山地。此地古称“崇安”，今称“武夷山市”。武夷山市是福建省南平市的县级市，按一般概念，实际上可理解为“武夷山县”。 越野车整整走了8小时。路两边都是绿色，越接近目的地，这绿色越是汹涌，一团团一片片似海洋一般。我出生、生长在苏北，对这南方植被向来感到震撼。由于阳光和雨水充足，中国的南方总是蓬蓬勃勃，让我不由自主会想起我从来不会使用的“葳蕤”一词。这里，哪怕只有一粒土，不管是在墙头上、屋瓦上还是山石上，都会爆发出一片绿。而且，植物种类多样，看上去总有芜杂之感。 有许多年，我都不会欣赏中国南方的植物景观，觉得乱。直到最近十多年，与英国人的连番切近交往，才改变了我的审美观。 中国去过欧洲的人，大都与我有近似的审美感受。2002—2003年，我游览了欧洲八国；更在研究生学习间隙，坐着火车去了英国许多城市和乡镇。英伦三岛如维多利亚牧歌田园的一片片乡野，秀美如“湖畔诗人”威廉·华兹华斯清丽诗句的湖区山水，禁不住让人唱起罗伯特·彭斯《我的心在高原》《友谊地久天长》的英格兰高地，每每让我拍下的一张张照片，“都像是明信片”。我喜欢这种风景，大西洋东岸的整个西部欧洲，都有西风带的和风温柔吹拂。在这种近乎大一统的温带气候下，不管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还是北爱尔兰，英国几乎所有地方，都是一片宁静、安详、温和与整齐，仿佛在这风景中，总能听到横越过麦田和羊群的教堂钟声，看见都铎式小屋和乔治亚式别墅里，绅士们和淑女们一边围炉饮茶，一边轻言细语斗嘴，唇来舌往地比拼着英国式的冷幽默和智慧。 英伦三岛的房前屋后，到处都是花。我一直惊讶，无论哪个季节，为什么花朵总是在开放。它们栽植在花园和庭院里，也别出心裁地种在门廊和窗前的吊篮中。在湖区小镇格拉斯米尔（Grasmere）和安布尔塞德（Ambleside）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玻璃暖房，环绕它的是规模宏伟的一个花卉商场。不同于许多商场的门可罗雀，这个商场人来人往，总是热闹非常。 2016年，我第二次来到了湖区，入住肯德尔（Kendal）的一个乡村旅店。老板的名字忘了，好像叫肯特（Kent），也许只是昵称。他皮肤黝黑，须发皆杂有白色，像是有过许多经历，而从面相上看，似乎辨不清国籍和民族。 有一天晚上，我下楼到旅店的客厅，观赏他那些画，以及坚实如永恒的家具和用羊毛、羊皮铺设的家饰。已经很晚了，客厅里没别人，他随意问起我是不是来自中国。 我说是，然后随意赞美起他的旅店，周围湖区的山山水水，仿佛英国水彩画的那些风景、植被，以及总是适时出现在庭院中，总是在开放的各种各样、无比艳丽的花卉。尤其对后者，我表现出了一直埋藏在心底的那份惊讶。 肯特对我的惊讶感到惊讶。他说：这些花都来自东方呀，许多来自你们中国。 肯特说的，竟然是真的，只是我从没这样想过。这以后，我开始对中英完全不同的山水、风景以及其中的植物，不时留意和比较。比如，我后来了解到，享誉英国、也传遍全世界的红玫瑰，热烈如爱情的象征，迄今却不过200年的历史——19世纪，来自古波斯的“英国玫瑰”，与从中国移植来的中国玫瑰，意外发生异花传粉，导致这种奇花的诞生。此前，“英国玫瑰”只是一种粉色而淡薄、完全不起眼的花朵。红玫瑰诞生后，不仅颜色发生变化，而且花瓣的质地，变得就像中国的丝绸一样，有丝质的纹理和缎子般的触感。 2002年，我结识了苏格兰的劳埃德和莫琳夫妇一家（Lloyd & Maureen），从此开始了持续长达20多年的友谊。在第二次来武汉时，劳埃德和莫琳特意提出要到武汉植物园去看看。在植物园的百草园里，面对着连我们都陌生的众多中草药和花卉，夫妇俩表现出我从没在他们身上见过的兴奋。莫琳的嘴里不断蹦出我未曾听过的词语，并问我“是”还是“不是”。我不是植物学家，对众多植物的拉丁文名和英文名更是木然，但我的张口结舌和不停摇头丝毫打击不了莫琳的热情。许多年后我意识到，从莫琳眼中射出的，是沉淀在苏格兰人心底，穿越了至少300年历史的目光。 2014年8月10日这天的旅程，完全出乎我的想象，从武汉到武夷山虽然也遥远，却一马平川。这一路全程高速，就像是一支利箭，我们的车队径直射进了这个东南角的县级市。傍晚时分，尽管周边出现了如馒头和盆景一般典型丹霞地貌的一座座山峰，这个县级市却完全就像是一座平地城市。 我们是从江西境内穿过进入这武夷山的。这里并无山脉给人的连绵浩大印象，但是植被丰茂，水流密织。许多水流的名字都叫“溪”，但大多数“溪”都有江河的规模。台风带来丰沛的雨水，迅速通过这些“溪流”，向东南方汇入大海。 我们几乎完全错过了武夷山的峰峦和崎岖山路、灵秀的地貌以及传闻中的奇花异木。所有这些，我们都只是从飞驰的越野车上，远远看见它们的些许远景和一簇簇背影。 为了将武夷山市与武夷山脉区分，我们现在经过的这一片山区，人们通常称之为“小武夷山”。小武夷山位于北纬27°46＇，东经118°02＇，方圆约60公里。该地四周沟壑遍布，使其与外山不相连接。其间群峰壁立，怪石嶙峋，溪水九曲十八弯。这片山丹水碧之地，“山在水中立，水绕山边行”。它深藏在群山中，向来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地。南中国的各种草木，在各处生长。品类繁多的奇珍异兽、奇虫名禽，在山水草木间繁衍生息。 1849年夏，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1812－1880）穿过武夷山脉中的古道，也来到这片土地上，他的蓝眼睛在放光，他看到的景象与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沿着山脉的西侧驰行，而福钧，是从山脉的东侧，穿过山中小路，越过山脉，由安徽、浙江、福建一路前来。对于他，翻越武夷山的崇山峻岭，是他有意选择，也是不得不选择的路。 此时，武夷山之名正响彻整个大不列颠。1819至1824年，拜伦在他至死也未完成的长诗《唐璜》中，写有这样一段： Here I must leave him,for I grow pathetic, Moved by the Chinese nymph of tears, green tea! Than whom Cassandra was not more prophetic; For if my pure libations exceed three, I feel my heart become so sympathetic, That I must have recourse to black Bohea: 'Tis pity wine should be so deleterious, For tea and coffee leave us much more serious. “黑武夷”就是武夷山红茶。此时，武夷山的名声在英国如此响亮，连武夷山红茶“正山小种”都有了标准英文词汇（Lapsang souchong），列为女王专用饮品。“武夷山”的英文词“Bohea”，实为当地“红茶”发音，却误为武夷山的地名。而茶的英文词“tea”，则来源于闽南语“茶”的音译。中国茶传向世界，一路叫作茶（cha）——通过陆路，走丝绸之路和万里茶道，语音来自中国北方话；一路叫作涕（tea），走海上丝绸之路，来自闽南语对茶的发音。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对东方植物有着异乎寻常的爱。随着英帝国在全球的领土扩张，大不列颠掀起了全国性的园艺学狂热，出现了一批乐于到海外冒险的“植物猎人”。1804年，达尔文的舅舅约翰·韦奇伍德（John Wedgwood）成立了皇家园林协会，将从全球采集来的植物予以分类和命名，植物学家再不被看作戴着工作帽、穿着钉靴、躬身伺候着富家花园的劳工。这是整个欧洲的植物学黄金时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1707年－1778年），简明而又决定性地提出了“界、门、纲、目、科、属、种”的生物学分类法。19世纪初叶，当伦敦天文馆毗邻的杜莎夫人蜡像馆开始建设，林奈即牢牢地占据了其中的一个席位。2002年我到这里参观时，他就站在英国学术明星霍金的对面，比霍金的位置更为显著。 在工业时代初期，英国植物学园艺室俨然今天的美国工业研究实验室，而植物猎人如芯片科学家一般，就是帝国命运的驱动者。有长达数百年，明清王朝惯于闭关锁国，严禁西人进入，致使英国的植物猎人虽垂涎三尺，其狩猎地图却始终留有偌大一片空白。在植物猎人和植物学家的幻想中，中国就是植物狩猎事业的圣杯，是拥有从热带到亚热带、到温带、再到冻土带的一系列自然物种的超级博物馆。尤其是，它所拥有的全世界最大的温带植物群落，正可弥补西风带统一下的英国以及欧洲植物品种过于单一的缺陷。 1840年，在茶叶贸易中遭遇巨大贸易逆差的英帝国，得知中国禁止鸦片后，悍然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逼迫大清于1842年8月29日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银圆；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 条约签订不过数周，是年秋，罗伯特·福钧即被皇家园林协会相中，派往大清“考察”中国的奇花异木。在三年多时光里，福钧兢兢业业，从中国陆续运回了迎春花、荷包牡丹、蒲葵、白紫藤、栀子、瑞香、金橘、双黄茶玫瑰和山茶花等植物品种。 1848年9月，福钧又被英属东印度公司派遣，二次入华。次年5月，他从安徽启程，前往英国人心心念念的植物圣地武夷山。福钧雇佣了一个中国买办以及几个轿夫和苦力，一边上山，一边将他从未见过的“植株新品种”采入其沃德箱。这是真正的梦想之旅，一举使福钧对中国观赏植物的采集样本，数量陡增到惊人的15000多份。其中，著名花卉品种名单上，又增加了菊花和12种杜鹃花。 这些来自中国的花卉，经过多代繁育和衍生，今天，正装点着英伦三岛的一年四季，这就是我在英国倍感诧异的那一部分观赏植物： 春天，有色彩缤纷的杜鹃花、山茶花和蔷薇，以及如阳春般耀眼的黄色连翘； 夏天，有各色各样的玫瑰、牡丹，有玉簪和铁线莲，有栀子、桃子和杏子； 秋天，形态各异的菊花、虎耳草占领了这个季节的舞台； 冬天，则有耐寒性良好的柑橘、葡萄柚、柠檬、十大功劳、卫矛和菲白竹，它们让这一个季节也绝不显得冷清和荒凉。 2014年8月11日，清晨的阳光闪动着金色，梅溪水声潺潺，从下梅村蜿蜒流过。江西移民的后裔邹全荣，带领着我们从梅溪上的石桥，沿着芦下巷，一直走到邹氏家祠门口的当溪畔，给我们讲述了茶叶史上的两段冒险故事。 邹全荣是下梅村邹氏第29代传人。身为武夷山茶商的后代，现在他有了新身份——武夷山市乡土文化研究会会长。 唐人陆羽所撰《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研究专著，于历史上首次通览了中国的茶史、茶种、茶叶生产以及茶叶饮用习俗。结合近现代植物学研究的成果，由《茶经》可推知：茶树是中国独有的树种，原生于云南；流入四川成为饮品，并渐渐坐大。茶叶并不能直接饮用，其树种经历了漫长的人工驯化，制茶工艺也经历了历史悠久的进化。大体上，茶树、茶艺和饮茶习俗，沿着水系，主要是长江水系，自东向西，向北和向南，在神州大地逐渐繁衍和传播开来。 《茶经》第八卷，列举了茶叶产地数处，概有峡州、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西，最后才提到“岭南福州、建州、韶州、象州”，但随即指明“未详”。足见在8世纪，福建包括武夷山，都还不能算是主要产茶区。 而茶叶及其饮茶习俗，传到中国的北方和西北，进而传至土耳其、俄罗斯以及欧洲，尤其是这些地方饮茶之风的普遍形成，是近四百年内的事。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俄国与中国签署长期进口茶叶的协定。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署《恰克图条约》，在两国边境开辟贸易口岸，于恰克图和买卖城，允许两国商人直接进行商品交换。这就是万里茶道的始端。邹全荣所讲的故事，正是这条大道上开出的两根花枝。 邹全荣的祖上——下梅村邹氏，原籍江西南丰，顺治年间迁至上饶。至茂章一代，复由江西入福建，由上饶至崇安（今武夷山市）。康熙年间，靠着茶叶收购和销售，邹氏在武夷山下梅村成为大户，获资百多万，造民宅七十余，所居成市。邹氏又从家门前开掘一条运河，专事运茶，名曰“当溪”。他们将茶叶在邹氏家族工场予以精制和打包，装上竹筏，运往崇安县城；再由此上陆路，跨武夷山脉，运至上饶铅山河口。不单是邹氏茶叶，武夷山所有的茶叶，都是这一条线路，先溪运再山行，跨过武夷山脉，会聚于河口。 这一条线路，也是邹茂章举家迁入崇安的那条路，只是运动方向相反。或者这样说，邹氏是从万里茶道的第一个枢纽河口（位于江西上饶的铅山），嗅到了商机，循迹而至，由赣入闽，暴发成为崇安的茶业老大。对拥有数代商业经验的邹氏来说，武夷山是原产地，是供应链的第一节，深居于武夷山中的茶农，完全就是山民。 比之邹氏，山西茶商是更富有商业经验的商人。大清咸丰年间，即19世纪50年代，这些闽赣人口中的“西客”，个个都是大老板，他们携巨资千里而行，每年春天准时来到河口办茶。准确地说，他们并非从老家山西前来，而是从中俄边关的贸易口岸恰克图、买卖城，万里奔袭而来，齐聚于武夷山脉北麓，江西铅山的河口。而河口的行东们，此时闻风而动，摆酒搭戏接风相迎。“（西客）至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清·衷干《茶市杂咏》） 这西客中有一位格外不同寻常者，山西榆次车辋村常氏。 车辋常氏，是一个自迁至车辋村时即有商业基因的家族，更是一个有冒险精神的家族。长话短说，只说这第八代，时值康熙一朝，常家24个弟兄中，有一位常威，深知常氏家族在车辋村扎根既久，人丁兴旺，若想久安，势必破圈外求。常威对千里之外的张家口——北方边关贸易的中心——产生了向往，只身北上行商，“由家到号不携川资，但以沿途占卦而至”。 1727年10月，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车辋常氏靠着边关贸易经营，先已占据商机。此时他们与俄人通商，越做越大，迅速发展成为中俄边境上最大的外贸集团。 去武夷山办茶的常氏，未留下名号。总之，他没有像其他的西客那样，守在河口看戏吃酒喝茶，只等“茶事毕”，即“结算别去”。出于商业上的敏感和直觉，他在上饶四处打听，想越过行东，找到崇安的供货大户——下梅邹氏。这堪称又一个向上追溯，管理供货链上游的故事：先有邹氏在前，又有常氏随后。话说邹茂章大名在外，可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碰不上面。有次在客栈，这常氏又与陌生人聊起来，说来也巧，对方正是邹茂章，双方一拍即合。 车辋常氏，自此直接奔赴下梅进货，抛弃了河口的江西行东。邹常两家当年联手收茶，其“景隆”字号即在梅溪石桥的斜对面，如今芦下巷的巷子口。此处是茶叶沿溪而来，卸货上岸的码头，邹、常在巷口各占一边，联合收茶，当面检查和验收。收茶讫，伙计们车推肩挑，将茶叶运往邹氏家族工场；又从邹家祠堂门口，将包装好的茶叶运上竹筏，下当溪、入梅溪、转崇阳溪，至崇安城上岸陆路运至河口，“盛时每日竹筏三百艘，转运不绝”。 彼时，茶叶是体小而力大的商品，贵如黄金。《武夷山志》载，“珠帘洞精选特例大红袍，每小两售银圆四元，每斤为银圆六十至七十元”，其时，“十六元约值千斤白米”。如此推算，一斤特例大红袍，等价于四千斤白米。 道光、咸丰年间，下梅废而赤石兴。后赤石又逊，星村崛起，繁华直比“小苏州”。三地涨落之间，恰克图出口俄国的茶叶数量，是如下一组数据： 道光十七至十九年（1837年－1839年），平均每年700万斤； 2014年8月11日，我们先去了当溪，当溪浅可见底，宽仅数米，长900米，只是一条小河沟；再去了赤石，一棵800岁的老榆树，俯瞰着久已不在的码头，眼前白茫茫一片，河宽足有70米；最后，我们下至星村，这里仍是大码头——群山下，但见河滩开阔，水面浩荡，一艘艘由碗口粗的竹竿扎成的竹筏，往来运载着游人。 可以想象，在武夷山，三地茶市的此消彼长，完全是因为茶叶外贸数量的激增。武夷山茶叶的买卖和运输，需要越来越大的市场、货栈和码头。 依照陆羽所描述的茶叶传播线路，地处中国东南角的武夷山，几乎处于该传播线路的末端。但后起的武夷山岩茶，在18和19世纪，却一跃成为世界上最早传出的鼎鼎大名的中国茶叶。 小武夷山介乎北纬27°和28°之间，这是最适合茶叶生长的纬度。这里又有最适合出产名茶的那些稀有条件：昼夜温差大，雨量适中，多雾，阳光漫射；山坡富含水同时又利于排水，植被丰富，乱石坑涧处处。 《茶经》云：茶木“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武夷山茶因其独特的生长地貌，称为“岩茶”，是茶中上上品。“茶王”大红袍，更生在九龙窠的石壁上，山崖几乎直上直下，珍稀异常。 8月11日下午，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的传承人黄圣亮，向我们展示了武夷岩茶（大红袍）的制作工艺，并讲述该茶叶如同密码一样的种植史和贸易史。用他的那一套术语，我完全无法记忆和转述。 九龙窠大红袍，2006年即已停止采摘。如今的大红袍，是它无性繁殖、以压枝法克隆的子孙，遍植于小武夷山方圆7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可以说，这些大红袍子孙，在基因上与九龙窠石壁上的那6棵树，完全一模一样。黄家“坑涧里”有一亩多地，其大红袍年产仅有50来斤。就是这一点点数量，也要看老天爷的脸色，日照长了不行，雨水不能多也不能少。由它制出的茶，唤名“素心兰”，每斤售价高达2万元。 古时制茶，大多是绿茶，经杀青、揉捻、干涤三道工序制成。今日武夷岩茶，制作工序复杂，大致有晒青、摇青、轻发酵、杀青、揉捻、干燥等工序，最终成型如乌梢蛇，故名“乌龙茶”。乌龙茶叶边发酵，叶心鲜嫩，半红半绿，在六大类茶（红绿青黄黑白）中属青茶，是所有茶类中工艺最复杂的。 名茶之著名，不只名在树种，也名在工艺。时至今日，可以说，武夷岩茶依然占据着制茶工艺的一个顶端。 18世纪时，乌龙茶尚未诞生，西人所关注和追求的“黑武夷”，均为红茶。英文之所以叫红茶“black tea”，不是言其茶色，而是说那茶叶的颜色，是黑的。 红茶的诞生出于偶然，武夷山是它的诞生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武夷山也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不为其他茶叶产地共享。 时为明末清初，政局动荡。一支军队途经桐木关，由江西入福建，在崇安县桐木村北的庙湾驻扎下来，占据了一家茶厂作为驻地。正值采茶季节，刚采摘的青茶未及烘干，因此积压、变质和氧化，成为一堆黑乎乎、乌糟糟、散发出阵阵气味的坏茶。茶农觉得弃之可惜，只求以最快速的办法干涤。他们用铁锅炒、用松木烘，篓装运至90里外的星村茶市贱卖。未承想第二年，有客户点名定购这种茶叶。随着买家越来越多，水涨船高，这种“发酵茶”供不应求，遂成就为茶市中著名的红茶。 红茶更易于运输，更宜与牛奶混合，由此变成有丝滑感的奶茶，成为草原游牧民和西人都喜爱的“黑武夷”。 晋商越过离北方更近的皖、苏、浙茶区，不惜迢迢万里奔袭武夷山；英人放弃口感鲜美的绿茶——“中国仙女的泪”，转而推崇和沉醉于“Bohea（武夷）”之美，以上因素，当是主因。 1762年，植物学巨擘林奈初识“武夷”，完全被它的颜色、外形和味道所迷惑，经过一番研究，认定它与绿茶出自两种不同植物。此说成为西方植物分类学中的一桩公案，直到一百后，仍有植物学家深信不疑。 中国茶叶传入西欧，最早的传输途径是海上。宋神宗万历三十五年即1607年，世界航海最早的霸主荷兰人，于澳门运出第一批茶叶，1610年抵达荷兰，是为欧洲饮茶之始。 葡萄牙亦属航海强国，得风气之先者。17世纪60年代，葡萄牙公主凯瑟琳与英王查理二世成婚。新王后是一位忠实的饮茶爱好者，带了一箱茶叶作为嫁妆。婚后，她用茶在王宫招待她的贵族朋友，茶由此在英国流传开来。当时，茶叶每磅售价16－50先令，一名服务生的年收入为120先令，因此饮茶被视为富人的特权。由于茶叶、茶具都是贵重物品，泡茶的神圣权力不可留与仆人，而由女主人亲自执壶冲泡。 饮茶之风，先起于宫廷，再流入上流社会，最后渗透到大众阶层。至18世纪中叶，茶叶已跃升为最受欢迎的饮品，被赞为“东方赐予西方的最好礼物”，风靡了全英国。 据说，贝德福德公爵七世夫人安娜（Anna Russell）在1840年发明了下午茶。传说归传说，早在此之前一个世纪，下午茶已有多方记载。英国午餐和晚餐时间相隔较长，英国人因此以一壶茶和一些小点心，打发两餐之间的空虚和沮丧感。这种红茶伴糕点的下午茶，从英国风靡到西欧，又随旅居法国的俄国贵族传入了俄国。 茶叶有不扬不抑的快感、消除疲乏的清醒和调节心绪的宁静，通俗地说，可消食解忧，使人健康愉快。19世纪中叶，武夷山茶叶出口量达到顶峰，海上陆上粗略统计，总计达3000万斤。 比之荷兰人、葡萄牙人甚至法国人，英国人是接触茶叶较晚的，然而后来居上，不仅成为西欧最大的茶叶消费国，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引领了欧洲乃至全球的饮茶风气。 英国茶叶的进口量，一度占到中国茶叶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茶叶的价格和利润实在高得出奇，至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英国从茶叶贸易中所获利润，已相当于其他中国进口商品的总和。英政府每10英镑财政收入，就有1英镑来自茶叶进口税收。而这种为大英国民钟爱的饮品，却完全被中华帝国控制，足足长达两个世纪之久。 英国人一直梦想拥有自己的茶叶。1815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印度阿萨姆省发现了“原生茶树”，这种树生出一种近似于中国茶叶的叶子，然而无论怎么制作，也出不来中国茶叶的口感。阿萨姆茶闻起来有刺激性，喝起来有辛辣的烟味。虽经种种努力，不只阿萨姆茶，所有在大英帝国的土地上（包括其殖民地）自产茶叶的试验，无一例外遭遇了败绩。如此一来，若想成就英国茶叶，唯一的办法，就只剩下偷——把中国茶种和制茶技术盗运到印度去。 1848至1849年，福钧获得的中国诸多奇花异木，只是他中国之行的副产品。此行他肩负一项重大使命，盗取茶树和茶叶制作技术，移植到适合茶树生长的印度阿萨姆，喜马拉雅山南麓。 虽然中国的五口已经打开，但外国人进入五口之外的地界，仍不被允许。为了在中国能够畅行无阻，福钧精心作了一番伪装。他剃去了前额的头发，用马鬃编了一条粗大长辫，从脑后一直垂到腰际；又扔掉西装，换上大清朝的长袍马褂。在洋买办的帮助下，福钧雇佣了向导、轿夫和苦力，先去了安徽的松萝山，在那里猎取西人最耳熟能详的中国绿茶——松萝茶的树苗和种子。此事办妥后，福钧再度出发，由松萝山前往武夷山，进一步去窃取英人魂牵梦萦的极品红茶——“黑武夷”的茶种。 经过在中国多年的植物间谍活动，此时福钧已完全有把握确认，红茶和绿茶均源于同一植物，然而，各种名茶都出于各自产地，产生于此方水土所养育出的特有树种。所以，要取得优质的红茶树种，摘取皇冠上的明珠，使英帝国也能自制出上好红茶，只有去武夷山，红茶的原生地，以猎取武夷红茶的树种。 中国山区地貌复杂，河流、山脉交织，加之语言上的障碍，导致福钧并不能精确判定自己走了哪一条路，到了哪一个地方。从他日后所记述和出版的两部中国冒险记，如今，我们大致知道的是，他先乘船南行，走水路从浙江进入福建，然后，在武夷山脉的边缘，登岸步行。 在中国买办、轿夫和苦力的簇拥下，福钧坐着轿子开始登山。随着一路采集的植物样本越来越多，他的行李越来越沉重，后来，连轿子里能利用的空间，也都堆满了植物。在中国轿夫和苦力眼里，这实在就是些没用的杂草，他们变得不乐意起来。在有些路段，福钧只好弃轿下来步行，徒步上山。他一边采摘着树苗和种子，一边作土壤取样，一边还测量着植物生长所在山体的高度。 晓行夜宿，经过几星期的攀爬，这一行人终于接近了目的地。在武夷山一处峰顶，红绿斑驳的山尖直入云霄，山隘中杂木丛生，一道白练自崖间垂落，瀑布溅起的水珠打在福钧的身上。激流继续奔涌，向下汇入盘山而去的九曲溪中。 “在我一生之中，还从未见过这样一幅宏伟雄奇、无比庄严的景象，高大的山脉同时在我的左侧和右侧巍然屹立。”在他第二本著作《中国茶乡之行》（A 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中，福钧记述道。在他的面前，丹霞地貌映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经过水流千万年的溶解冲刷，一座座孤峰如同天地间的巨柱，又如或伏或立或奔的动物。“走了一阵儿，我已置身于崇山峻岭之中，现在那驰名中外的武夷山脉，已经以它最庄严的气势横卧在我面前，一座座山头如利剑般径直刺入云海，看上去有种俯视云端的感觉。忽隐忽现中，它们似乎被分解成了数千块，有些山峰的轮廓极为不同寻常，引人注目。” 福钧无言以对。的确，英伦三岛的任何一座高山或峡谷，都无法与武夷山那摄人心魄的雄姿、庄严雄伟的气势相比。他看到了星星点点散落在山腰间、山崖中、石壁上的茶树和茶园，那一丛丛沁人心脾的绿，与武夷山红色的泥土、山崖的险峻和周围植物的野性形成了赏心悦目的对比。 2014年8月11日傍晚，为了拍摄九龙窠的6棵大红袍，我们采访团的摄影记者在当地向导帮助下，艰难攀上九龙窠之一窠——大红袍对面的山崖。大红袍犹在，为了使它得到更好的保护，现在它的周围砌上了一圈石墙。这6棵陡生在悬崖间的树，立在半空之中，常人根本无从接近。 我们注视着它，隔着一道深谷。当年罗伯特·福钧，那个苏格兰植物学家，深入中国的茶叶大盗，也曾像这样长久地凝视。夕阳斜照，落入山谷，黛绿的叶面上似泛起了一抹红光。 1849年7月，福钧终于得逞，盗走了武夷山大红袍无性繁殖的后代，不少于12838颗茶树种。 此时，他的植物盗运技术也有了突飞猛进。他将这些茶树种放入一只只4×6英尺的玻璃箱，将茶树种与土壤以1：2的比例搅拌混合，再将一层泥土铺于箱子底部，上面种上一排极其细小、仅几个月大的茶树苗。然后，他将玻璃箱密封好，特别安排了一艘货轮，将这些“战利品”运往南洋。 凭借着玻璃箱的保护，树苗和茶树种在跨越海洋的长旅中，获得良好的水气自我循环，从而自然成长。几个月后，它们成功抵达了喜马拉雅山南麓——中国武夷山茶树在印度的新家。 一年半之后，1851年2月，福钧又开始执行他潜入中国的第三项冒险。这一次，他盗取的是人—— 8名经他鉴定认可的中国红茶制茶师，从上海黄浦江坐上木船，转而登上停泊在深水港的英国皇家海军“皇后岛”号。这一批带着千年中国活专利的人才，先到了香港，然后转往印度，最后也抵达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茶园。 是年5月，世界博览会在伦敦水晶宫盛大开幕。展会上，福钧将他在长江边看到的景象——中国茶工用亚铁氰化铁为绿茶染色的行为——公之于众。绿茶本是新鲜茶叶，否则再怎么都不可能抵挡几个月、一年甚至几年的海上漂泊和各地流转，依然保持鲜绿。伦敦世博会后，英国人以及欧洲人的饮茶口味被进一步固化：绿茶被抵制，西人只喝红茶。 在福钧偷偷进行中国冒险事业的同时，规模更大的冒险，公开地在亚洲、欧洲和美洲之间展开。在茶叶贸易兴起的最初200年间，新采购的茶叶要在海上漂浮九个月甚至一年之久，才能出现在欧洲拍卖行的大厅里。至19世纪50年代，这个时间被缩短为四个月。 19世纪见证了西方造船工艺的突飞猛进。美国以快速私掠船为蓝本，设计了往返纽约和广州的茶船，单程不过100天。 为了与波士顿的舰船设计师叫板，英国设计师建造出鱼头形状，船身仿佛竖起的刀刃一般的茶叶快船。每当东方舰队的斜帆三桅船出现在英吉利海峡的海平面上，伦敦登时万人空巷，人人都想一睹为快，他们拥到泰晤士河畔，引颈观赏一年一度的运茶大赛。 如今，运茶快船依然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帆船，支撑着一年一度的世界帆船比赛。 法国人不甘落后，也觊觎运茶这块肥肉，高卢雄鸡宏图大略，开始开挖苏伊士运河。1869年，随着这条洲际运河凿通，因运茶兴起的帆船革命成了过眼云烟——帆船受不住红海的大风，蒸汽轮船能以比它快一倍的速度抵达中国。 ①这些茶道节点城市包括：福建省的武夷山（南平），江西省的河口（上饶），湖南省的安化（益阳），湖北省的羊楼洞（赤壁）、汉口（武汉）、天门、襄阳，河南省的赊店（南阳）、孟津（洛阳），山西省的晋城、榆次（晋中）、祁县（晋中），河北省的张家口，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二连浩特；蒙古国的乌兰巴托；俄罗斯的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叶卡捷琳堡、莫斯科、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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