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糟老头”的他，获最高荣誉

黄宗德，1931年出生于山东荣成，先后参加过渡江战役、江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曾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称号，2024年9月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冬日的一个周末，在天津警备区河东第四离职干部休养所（以下简称干休所）的活动厅，环球人物记者见到了黄宗德。跟2024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共和国勋章”时的穿戴一样，他身着朴素挺括的绿呢子军装，胸前挂满颇具年代感的奖章。

不论严寒酷暑，只要讲述以前当兵打仗的事，黄宗德都坚持要穿这一身。军装是军人的象征，奖章是用命换来的。除了胸前沉甸甸的奖章，他还有一枚“刻”进身体的特殊奖章——3块弹片。虽然医疗技术早已发展到可以取出弹片，但为了“清醒地留住那些记忆”，他还是选择与弹片共生。年纪大了，记性大不如前，他经常忘记吃药，但那些牺牲战友的名字一个都没忘。

采访现场，提到那些名字，黄宗德几度哽咽失声。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镌刻在他布满风霜的脸上。“他们都牺牲了，我只是幸运地活到了现在。”他抬起胳膊用衣袖拭去眼角的泪，缓缓地说。

22岁只身俘敌22人

每年进入7月，黄宗德就反复问老伴儿王锦华：“今天几号了？”得知是27号，他就念叨，“今天停战了”。这一天，对黄宗德以及千千万万参加过那场战役的战士们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

1953年7月27日，中朝代表团与所谓的“联合国军”代表团在朝鲜半岛的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停战前半个多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金城反击战。7月13日，在朝鲜注字洞南山，黄宗德作为志愿军第24军74师220团2营5连6班班长，带领全班潜伏在距敌不到100米的山脚下一个小土包后面。

当时22岁的黄宗德刚当上班长一年。此前，他所在班的班长负伤了，一只眼睛被打瞎，走路总摔跤，没办法继续作战。黄宗德临危受命，由副班长变成正班长。“当上班长，我就甩开膀子干了。”黄宗德说着，话语间豪气依旧，“我带头发言，带头开路，什么也不怕，管他有鬼子没有鬼子。”

黄宗德接到的任务是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挖屯兵坑，用作冲锋时战士们暂时隐蔽的场所。他们用铁锹挖、用手扒，指甲被石头掀开了，指头上扎了刺，血浸润到泥土里，全然不顾。由于害怕暴露，大家必须小心翼翼，被蚊虫叮咬也不敢乱动，想咳嗽就紧咬舌头，猛咽口水，饿了嚼几口长了绿毛的饼干，渴了就喝坑里的雨水。盛夏时节，天气湿热难耐，战士们身上的衣服被雨水泡得酸臭，皮肤受伤的地方反复溃烂发炎。直到现在，黄宗德的两条腿还有严重的皮肤病和风湿病。整整七天七夜，他们挖成20多个屯兵坑，只待冲锋号声响起。

13日21时，总攻开始。面对由铁丝网和火力点交织构筑的防线，黄宗德和战友们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爆破手牺牲了，他们只能强行越过铁丝网。突破第六道铁丝网时，战士们的腿上已鲜血直流。第七道铁丝网设在陡坡上，任铁锹怎么砍都砍不断。眼见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腹部受伤的战士蒲中华猛地趴到铁丝网上冲黄宗德喊：“班长，班长，从我身上过……”讲到这里，黄宗德情绪失控，声音颤抖，“他就是个新兵啊”，说完用手掩面，伤心地哭了起来。

战斗打了整整一夜，惨烈程度超乎想象。拂晓时分，战斗结束，全连上百人仅剩13人。

黄宗德与战友们继续搜索残敌。当他来到一个坑道口时，突然被飞出的几发子弹打穿了帽子。经试探，黄宗德确认坑道内藏了不少敌军。他只身一人又没带武器，只能退回去找战友。路上，他发现一名牺牲战友的身上有1个8公斤的炸药包和6颗手榴弹，便带上折了回去。他将3颗手榴弹捆在一起，拉响后扔进坑道内，又将炸药包拉开也丢了进去，“当时什么都不想了，就没想着能活着回去”。

“轰”的一声巨响，坑道口被炸塌了。炸药包里掺的辣椒面把敌人呛得乱作一团，咳嗽声不断。见状，黄宗德用刚学的朝鲜语对着坑道口喊：“投降吧！志愿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

“我的枪其实早就打不响了，为了稳住敌人，只能喊‘五班六班快过来’。”黄宗德说，“事实上只有我一个人，哪有五班六班。”敌人被唬住了，双手抱着头陆续钻出坑道，背对着黄宗德站成一队。黄宗德一数，22个活的，还有两个被炸死了。

说起那次冒险俘敌的经历，黄宗德心情畅快起来，皱着的眉头也逐渐舒展开。“那几个俘虏被押下去，听翻译官说就我一个人时，带头的那个直接拍大腿了，‘早知道直接把他解决了’。”

此次战斗中，黄宗德打掉敌方地堡3个，毙敌7人，只身俘敌22人，缴获枪械24支、报话机2台。“我那支打不响却擒获22人的枪，至今还保存在抗美援朝纪念馆。”黄宗德说着，双手还比划着当时用枪抵住敌人的动作。

·1954年，黄宗德（右一）和战友们在“三八线”附近合影。

“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采访中，记者几次尝试提出心中的疑问：不过20岁上下的年纪，黄宗德哪来的胆量冲锋陷阵？

“那时候就不知道害怕！”黄宗德说，从渡江战役到抗美援朝，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就是命大，关键他这条命还是党给的。

黄宗德出生在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县（现荣成市）的一个贫苦家庭，有5个兄弟姐妹。父亲常年患病干不了重活，家里供养不起这么多孩子，12岁的黄宗德就被送到姑妈家生活。后来，他又被迫到地主家当长工，挑水、喂牲口，晚上就在地主家放棺材的屋子里打地铺睡觉，一年到头最多拿到几百斤玉米做报酬。“旧社会的苦我真是受够了，你们可能都想象不到。”黄宗德向记者感叹道。

1948年报名参军时，黄宗德形容自己就像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一到部队里，真是太好了，太高兴了，吃得也好，同志们的关系也好，大家去哪都一块。感谢党的大恩，要不然，我在家当长工早死了，哪能活到90多岁。”

·年轻时的黄宗德。

刚参军时，班长王书乾也是山东人，对黄宗德很好。17岁的黄宗德就成了跟在老战士后面的“小鬼”，天不怕地不怕。他们从荣成一路徒步到潍坊，坐上火车南下参加渡江战役。

“百万雄师过大江”，那是黄宗德第一次参加战斗。过江时，他们坐的船被炮弹打中，全部栽进水里。黄宗德不会水，王书乾就用胳膊架着把他拽上了岸。渡过长江后，黄宗德随部队一路追击敌人到安徽郎溪。天下起大雨，他和战友们分散到老乡家避雨。半夜，恰巧3个国民党散兵也来敲门。老战士们说“别动，别动”，黄宗德躺在靠近门边的位置，听着敲门声太刺耳，抄起枪就去开门。3个散兵看到黄宗德吃了一惊，下一秒，他已经扑了上去，将敌人制服……

“从那以后，我算出了点名。大家都说，‘小样，胆子这么大，抓了3个俘虏兵’。”黄宗德说着，用手捋了捋前额的头发，腼腆又慈祥地笑了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无所畏惧的年纪。

1949年6月，在江苏镇江的一座旧庙里，黄宗德举起右拳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很多场合，他经常说：“我这辈子最大的荣耀，就是党员这个身份。我入党时正是新中国诞生那年，你们说巧不巧，我这辈子是不是为党而生、为祖国而生的啊！”

既然这条命属于党和国家，黄宗德每次上战场便毫无顾虑。在朝鲜打仗时，他和战友们提前写好带有名字的布条，系在胳膊、腿和腰上。一个炮弹过来，身体可能被炸得四分五裂，没有布条哪还认得谁是谁。“大家都是这样，天天都有牺牲的，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如今，他还常常在梦里见到战友们。曾经跟黄宗德一起在地主家当长工的3个“发小”，入伍没多久就在莱阳战役中英勇牺牲。曾经用胳膊架着他横渡长江的班长王书乾，在一次战斗打响前还叮嘱他“注意安全”，不久后自己被炮弹炸倒。他的连长、副连长都在朝鲜牺牲了，留在地堡里。一位叫史振江的同志，快50岁了还出来参军，战场上被打得肠子都流出来了，头拱在土堆里，再也没有爬起来……那些战友牺牲前的样子，他都历历在目，“经常想着想着就流泪”。

30多年军旅生涯中，黄宗德共参加战斗几十次，多次立功受奖，包括一次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他还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称号，被朝鲜授予“一级国旗”“一级友谊”勋章。

“大战斗没怎么打过，都是小战斗。”提起立功的事，他觉得都不算什么，只是一遍遍重复着，“荣誉不是我的，我是幸存者，死去的战友才是英雄！”

·黄宗德获得过的奖章。

“倔”了一辈子

黄宗德这辈子，自认为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他的妻子王锦华。环球人物记者将目光投向一直陪在黄宗德身旁的王锦华——一位头发花白但看起来身形矫健的老太太。

88岁的王锦华是干休所内有名的“铁娘子”。黄宗德的饮食起居目前全是由她照管。

·黄宗德和老伴儿一起散步。

跟记者说起早年经历，王锦华带着些许无奈，但话语里透着坚毅。“3个孩子出生时，他都在部队，没有一次在我身边。”生儿子之前，王锦华去产检，医生看产期临近要留她住院，她不肯，因为家里还有个8岁的女儿没人管，必须回去。从医院到家，雇辆三轮车大概5毛钱，王锦华没舍得花。快走到家时，她累得瘫坐在路边。有人上前把她搀回家，“钥匙来不及找了，直接砸锁，还没进屋，孩子就生了”。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黄宗德先后担任团政治处主任、团副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师副政治委员等职务，始终忙碌。

1963年，河北发生特大洪水，白洋淀与天津之间有一处河道决堤，水流湍急，决口越来越宽。黄宗德一看情况紧急，大声吆喝“下水”，便带头跳了下去。战士们愣了一下，接着一个个跳进水里。风急浪高，黄宗德让大家抱住芦苇秆子，免得被水冲走。一泡就是6个多小时，战士们用身体组成的铜墙铁壁守住了河堤。

直到从防汛一线回来，黄宗德才知道，他位于河北沧州的家也被淹了。王锦华忙不过来，只能把3个孩子放在木盆里。“别人家的男人都在家救灾，唯独我没在家……”黄宗德顿了一下，没有接着说下去。

在小女儿黄文阁儿时的记忆中，父亲很少在家。每次她问父亲去哪儿了，妈妈就说“下连蹲点”，她不明白这4个字什么意思，也很少有机会跟父亲交流。直到黄宗德离休，有一次，她一口气问了许多“为什么”，这才知道父亲当年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经常选择跟战士们同吃同住。

在黄宗德的影响下，3个子女都当了兵。儿子黄毅14岁就被送到部队，王锦华至今说起来依然心疼，“老头子就说，不能惯养”。黄毅提干时只差0.6分就可以通过，身边人都劝黄宗德疏通疏通关系。黄宗德一甩脸子，“自己能干出来就干，干不出来别指着我，该转业转业”。女儿黄文阁从部队医院转业时，曾想去做医药生意，黄宗德一听就火了，说：“这个钱你不要去挣，组织培养你这么多年，规规矩矩找个单位上班，好好服务社会。”

年轻时的王锦华一想起这些事就生气，掉眼泪，只能自己安慰自己，“他是军人，他得服从”。

对于早年在战场奋勇杀敌的经历，黄宗德很少跟家里人讲。不仅是儿女们，连王锦华此前也只知道黄宗德在战场上立过功，具体什么样的功不清楚。直到他这次获得“共和国勋章”，王锦华才从媒体报道中了解了更多细节。和记者聊起黄宗德，她总是说着说着就回到那句：“老头子这一辈子真是不容易！”

对老伴儿的亏欠，黄宗德一直记在心里，已至鲐背之年的他还总想着帮王锦华多干干家务。有一次，趁着王锦华去买菜，他“偷偷擦起了地”。干休所里的同事都知道“老首长对老伴儿特别好，家里的事都是老太太做主”。听到黄宗德在接受采访时说“最亏欠的就是老伴儿”，王锦华只觉得“有这句话就够了”。

1986年黄宗德离休后，来到如今所在的干休所，成为一名普通的离休干部。

当时王锦华还在上班，黄宗德就风趣地说：“老婆子上班我做饭，又喂鸡来又捡蛋。”等儿女们陆续成家生子，黄宗德便把照顾孙辈的任务接了过来。

黄文阁说，她和丈夫都是军人，住在北京的一处部队大院。大院里很少见男同志带孩子，黄宗德来了以后，在大院掀起了一股男同志带孩子的“风”。

大院里的人基本都认识黄宗德，都说他是好人，但没人知道他是一位战斗英雄。“这次，父亲获得国家最高荣誉，把大家都震惊了。”

“别把钱浪费在糟老头身上”

采访结束后，记者跟随王锦华来到了她家。在干休所一幢老旧小楼的二层，随着门缓缓推开，屋内陈设映入眼帘，记者怔住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标志性的地砖、老旧的家具家电、局促的空间，环境简陋到谈不上任何装修。不敢想象，这就是战功赫赫的老英雄的家，而且是住了38年的家。

大概看出了记者的惊讶，王锦华解释道，“孩子们和干休所都提出过要帮忙翻修，或者换个环境好一点的房子，可老头子不同意”。黄宗德总说：“房子有的住就行了，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过去哪有这么好的条件，我已经够享受了。”

干休所政委孟玮说，黄宗德的家采光不好，光线昏暗，但不到晚上，基本不开灯。每次她进了门，黄宗德才会跟王锦华说，“小孟来了，快开灯，天气热，开空调”。

接受采访那天，黄宗德精神状态不错，一口气谈了一个多小时。“这是老爷子最近发挥最好的一次了。”干休所医师王强介绍，黄宗德身上大小毛病不少，除了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等16种慢性疾病，还做过胆囊切除术、肠粘连松解术等大小手术11次，现在心脏要依靠起搏器维持正常跳动。

治病方面，黄宗德一向能省则省。2020年4月，他患上膀胱癌。术后，为防止癌症复发或转移，医生给了两套治疗方案：首选是靶向治疗，但这种药一针就要几千元；另一种是局部化疗，花费虽然少，但副作用大，患者承受的痛苦多。黄宗德知道后毫不犹豫选择了第二套方案，谁劝也没用。他说：“人哪有不死的，能活到今天，我很知足了。周总理不也是膀胱癌吗，我不怕。这个事就这么办，以后不许再提。”

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之前，黄宗德刚刚又从死神手里逃出来一次。2023年10月，他因感染新冠病毒住院，一度进了ICU。王强回忆，有一天，黄宗德突然把大家叫到身边说：“大伙别着急，没什么大事，枪林弹雨都过来了，这一关也没问题。当然了，我这么大岁数，万一病情加重了，也不用抢救，别把钱浪费在糟老头身上。”王强听着忍不住要流泪，一扭头，看到其他人也在抹眼泪。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举行。干休所门诊部主任姜晓南陪同黄宗德和家人到北京领奖。他说，会务组当时考虑到黄宗德的身体状况，通知他可以不参加彩排。可黄宗德为了整体效果，坚持参加并全程聚精会神地完成了每一个环节。当天晚上，黄宗德失眠睡不着。凌晨3点，他不顾家人劝阻，自己坐在台灯下一遍又一遍地熟悉发言稿，直到心里踏实了，才稍微躺了一会。后来，黄宗德告诉姜晓南：“在这么重要的仪式上发言，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要完成好，不能出一点差错。”

颁授仪式上，当93岁的黄宗德从轮椅上颤颤巍巍站起来的那一刻，无数国人感动落泪。发言之后，黄宗德举起右臂敬礼，神情坚毅，代表自己，也代表牺牲的战友们。

·2024年9月29日，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黄宗德致辞。

黄宗德人生一大憾事是读书太少。他总说，“我文化学得不多，但学到了要听党的话”。如今，只要一有时间，他就要读书、看报、看新闻。眼睛花了，他就用手指着，一行一行看，再不行就用放大镜看。王强说，每次工作人员去送一些与党的政策相关的文件，黄宗德都坚持要站起来阅读，“以一种立正站好的姿态对待”。

黄文阁说，父亲因感染新冠病毒病得最重的时候，每天都会癫痫发作。一发病，他就失去意识，甚至会大小便失禁。但稍微一清醒，他就要打开电视听新闻，还说“眼睛看不见，但耳朵能听”。黄文阁劝他，都病成这样了，还管那么多干什么。黄宗德当时就急了，说：“你开什么玩笑，我一个7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不关心国家大事怎么行，我要时刻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思想上不能落后。”

看着黄宗德戴着沉甸甸的“共和国勋章”从领奖台上下来，王锦华眼里早已噙满泪水：“感觉怎样啊？老头子。”“感谢，感谢，心里全是感谢。”黄宗德嘴里重复着。王锦华回了句：“你这是晚到的春天，挺好的。（鸣谢天津警备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