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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瑞瑞:历史视域中的文化主体性探析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与发展座谈会上鲜明阐述了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论断,他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历史地看,新时代文化主体性的提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的动摇、重建和巩固密切相关,也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密切相关。

一、缘起:文化主体性的动摇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在遭遇西方文化之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开始受到冲击,中华民族在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开始动摇。

(一)文化上的自我质疑与否定

作为世界上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近代以前,中华文化自成体系,独立发展,与佛教、伊斯兰教等外来文化的接触融合也并不影响其在文化层面对自我的认知和坚守。

近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动摇可以体现在国人在文化层面上对自我的质疑甚至否定上。严复直言,“中国自甲午一创于东邻,庚子再困于八国,海内憬然,始知旧学之必不足恃”。这里的旧学与新学相对,旧学指向的是中华文化,新学对应的则是西方文化。在1923年发表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书中,梁启超把近代中国的历史划分为与器物、制度和文化对应的三个时期,并将之总结为:第一个时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个时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时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应该说,梁启超的总结反映了近代国人的心路历程,由文化上“感觉不足”发展到在文化层面对自我的质疑乃至否定便是文化主体性动摇的显著体现。

(二)“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

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在认定中华文化“不足”之后,国人有主张“中体西用”的,也有主张“全盘西化”的。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若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中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这样的提法蕴含的是“中体西用”思想。无独有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明确采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述的是晚清著名报人沈毓桂,1895年4月,他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救时策》一文,文章指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中学与西学不可能作简单和绝对的体用二分,“中体西用”反映了面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国人对维护文化主体性的强烈意愿,但是,依托“中体西用”,国人并没有能够如愿维持住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对应于“中体西用”主张,一些国人提出了“全盘西化”论调。1928年,胡适撰写了一篇题为《请大家来照照镜子》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胡适称:“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1933年,陈序经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直言,“我们若和西洋比较科学吗?交通吗?出版物吗?哲学吗?其实连了所谓礼教之邦的中国道德,一和西洋道德比较起来,也只有愧色”。为此,“非彻底和全盘西化,不足以言自存”。可以看到,面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全盘西化”论者已经全盘否定了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产生了严重动摇。

综上所述,在近代国运的消沉困厄中,在遭遇到列强的物质层面的坚船利炮之后,曾经长期饮誉风流的中华文化遭遇无情诘问,在安身立命的精神文化层面,中华民族遭遇到了文化主体性的冲击。

二、接续:文化主体性的重建

面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动摇,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不懈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同时,从“中西”“古今”文化之争的角度对文化主体性问题进行了反思与重建。

(一)精神上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近代之后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辩证分析和取舍,提出并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冯契认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从政治革命的角度对“中西”“古今”问题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在文化上,毛泽东提出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亦即‘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既反对了全盘西化论,又反对了中国本位文化论,正确地解决了文化领域中的古今、中西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对于外国的进步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全盘西化”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在处理“古今”问题时,毛泽东明确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要承继珍贵的历史遗产,但是在承继的时候必须加以总结,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批判的总结。可以看到,依托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对于冲击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古今中西”之争进行了科学总结,这样的总结超越了中西体用的“二元对立”,是对“非此即彼”的辩证扬弃。

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意味着中国人在学会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对于“古今中西”的文化论争有了辩证认知,初步开始破除将空间上的中西文化之争简单视为古今之别,即简单把中国文化定位为传统和落后、将西方文化定位为现代和先进,最终导致在面对他者时消磨了主体性。同时,也初步破除了将时间上古今之别视为传统与现代的绝对割裂与对立的误区,这样的认知显然会导致走向未来中主体性的消失。

综上,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坚定不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重新确立了受到冲击的文化主体性。

(二)坚定文化自信

在挽救民族危亡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重新确立了受到冲击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对于“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来讲,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主要表现在不再简单质疑或直接否定中华文化,不再简单盲目照搬西方文化,更重要的是对中华文化的明确认知和坚定自信,这是一个从“简单否定”到“辩证取舍”再到“明确肯定”的文化主体性构建过程,同时,也需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一步推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时代以来,我们迈向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基于鲜活的社会实践和伟大成就,我们党明确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对于四者的逻辑关联,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相比较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那么,什么是文化自信呢?文化自信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新时代尤其注重文化自信,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到今天,需要从着重强调“是什么”的事实描述转向更加深入的“为什么”以及“怎么样”的价值探究,这就需要从文化、文明的根基角度提炼其独特的内涵和规定性。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新中国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总结反思了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对自我文化的定位以及如何处理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入的系统思考,在重新确立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坚定了文化自信。

三、发展:文化主体性的巩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得到了巩固,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新的文化使命。

(一)“第二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与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同时系统论述了“第二个结合”,明确指出“第二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从理论创新的角度阐述如何处理“古今中西”文化问题,不仅涉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明确界定,更是直接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度契合。简言之,“第二个结合”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角度明确肯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坚守了中华文化立场,又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生成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角度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一方面,“第二个结合”厚植了文化根基,明确界定了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道德观。伴随着华夏文化与异域文化、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等的交流交融,经过融合、吸收和流变,在中华文化中沉淀下来了具有长久价值的哲学思想、价值理念等文化精华和优秀基因,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简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需要注意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应的并不是传统社会中的僵化思想与理念,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完善的动态理念与价值。这就从本源层面上澄清了近代将中华文化绝对化地定位为传统、静止和落后的误区,同时也纠正了不区分优秀与落后甚至全盘否定中华文化的片面做法,为从前提和本源层面坚定文化主体性奠定了根基。

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拓展了文化视域,目标指向的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结合”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是高度契合的,而不是截然对立的,肯定了二者的相互价值和彼此成就,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效衔接。“第二个结合”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创新来自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这种有机结合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机械拼接,也不是将二者简单并列,不是硬性拼凑的“物理变化”,而是融为一体的“化学反应”。通过“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巩固和提升了文化主体性,铸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继续秉持“第二个结合”,牢固坚守文化主体性。我们建设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脱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孤立的或外来的现代文明,不是西方现代文明,更不是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而是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对应的文化形态。

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坚持守正创新。从内涵上看,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正确处理好“魂脉”与“根脉”的关系。守正,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要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之正;创新,就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路径上看,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坚持“第二个结合”。实际上,如果不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就很有可能会导致文化复古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无法焕发出现代生机和活力;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就可能出现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不良倾向。

另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在开放包容中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坚守文化主体性不是画地为牢、不是封闭自守,也不是唯我独尊,而是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发展历史证明,任何一种文化和文明都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在与其他文化和文明的交往交流中互相借鉴并相互融合,从而获得持续性的更新、发展与进步。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坚守文化主体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要尊重本民族文化,也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其他文化的精华和长处。

【作者:卢瑞瑞  单位:河南理工大学  基金项目:2023年河南省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河南革命精神谱系纪念空间的互构机理与赓续路径”(编号:2023XWH122);2025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第二个结合’视域下高校思政课厚植学生文化自信自强研究”(编号:2025-ZDJH-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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