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沃罗涅日时期的诗作是曼德尔施塔姆一生创作的巅峰,毫不为过。
沃罗涅日位于基辅与莫斯科之间,除了战略地位,还是一个美丽的流放地,因为流放过俄罗斯最伟大的犹太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而著名。一如阿赫玛托娃说:“正是在沃罗涅日,在他失去自由的那些日子,从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中却透出了空间、广度和一种更深沉的呼吸。”诗人本已有之的透明感,在此地融入泥土深处,仿佛令俄罗斯浑浊的土地也变得透明起来,沙砾和骨殖都变成更硬朗的水晶。
同时,和曼德尔施塔姆早年彼得堡诗歌以及另题为《莫斯科笔记本》的诗不一样的,还有这批诗里从容的加速度、游刃有余的推进与回旋;这种加速度和未来主义者们的高歌突进相反,毋宁说是一种清醒的“逆行”,而这一切过了很久才在他的德语译者保罗·策兰那里得到一定程度的继承。而本书中译者诗人王家新自身创作的轻快特质,也对此特质传递到汉语有所帮助。
在这些貌似表面形式(对于曼德尔施塔姆这样的诗人,形式本身就是意义,隐喻本身就是喻意)的转变下面,是曼德尔施塔姆在二十世纪的癫狂正在大规模展开之际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沉思,就像奥维德在黑海之滨所做。沉思的结果是诗人在诗中重建了古典主义曾有的秩序,加固了文明的云堡,尽管他使用了剃刀一般的词语而不是垒石。曼德尔施塔姆做好了准备迎接野蛮的“山民”给予他的最后一击,提前写下了遗书。
万玛才旦走了,中国少了一个能如此简洁地讲如此深沉的故事的人。故事都是关乎命,但藏族理解的命天然地和我们理解的不一样。这本书也是万玛才旦留给我们最后一次学习他们的逻辑的机会,关于人、畜以及蓝天下万物的命运,无所遮盖,但秘语弥漫。
万玛才旦的小说对话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是童真的语调。这是他的选择,也是藏地特有的漫不经心与对非功利之物的好奇心相融合的快乐。这种快乐,我们以为费尽心机可以换得,实际上因此离我们越来越远。但万玛才旦没有放弃我们,《一块红布》把他和我们连结在一起了,原来我们也被同一种自由的声音拯救。
流亡、贫穷、爱欲与恶政,是布莱希特的四大关键词。本雅明说:“布莱希特式的贫穷更像一件军服⋯⋯他在他的著作中研究了它的有益性,展示出它衣衫褴褛的瘦小形象。”贫穷到极限状态的人,一直是布莱希特作品的中心人物,赤裸裸的生存状态下,他们像火柴迅速燃烧殆尽,余光多少能让我们震栗。在他的诗中布莱希特还把矛头从受难者转向施难者,以戏剧家的尖锐加上左翼的清醒,直接道出问题关键:坏时代之为坏时代,始作俑者是何物?
“两个声音在我内心争吵
苹果树开花带来的喜悦
和粉刷匠演讲引发的恐惧。
但只有后者驱使我
走向书桌。”
——在《诗歌的坏时代》里布莱希特写道。“粉刷匠”指希特勒,亦即坏时代的始作俑者。什么是坏时代?布莱希特还说过:“这究竟是什么时代,甚至/谈论树也形同一场犯罪/因为它包含对诸多恶行的沉默!”(《致后代》)因为不义在横行,鲜血正在街头流淌,谈论树木好像在占用了谈论真正的犯罪所需的话语空间。然而我们必须谈论树木,我们必须吟唱,这是我们对要求我们沉默、要求我们对生命视而不见的力量的抗衡。从仅仅谈论树木到不只谈论树木,再到谈论树木也像谈论下铁的天空一样的犀利,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却是对乱世中的人的挑战。
《维吉尔之死》是我今年读到最深邃的小说,以一个伟大诗人的弥留之际作为基点展开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哀悼,跟日后萨拉马戈《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异曲同工。而写作者的寄托与完成度,不亚于《尤利西斯》。
“哦,诗是等待,还没有开始,就一直在告别。”近年才被中国读者重视起来的中欧文学大师布洛赫,除了他的小说家身份,还有诗人与自我流放者(一直在告别)这两重根深蒂固的本我意识。在《维吉尔之死》之中,我们能看到作为小说人物的维吉尔挣扎在古罗马城市的堕落和自我内心的救赎冲动之中,而即使被前者深深裹挟,维吉尔亦未放弃赞美人生作为无常悲剧那足以跟天上群星相辉耀的变幻莫测之谜。而在这之外,则是布洛赫的语言之高贵凌越、运思之不畏迷途的勇气,拯救着维吉尔和我们。
“今天,几乎已到了自己气力的尽头,在自己逃亡的尽头,在自己找寻的尽头,他终于痛下决心,准备告别,痛下决心是为了有所准备,准备接受最后的孤独,准备踏上通向它的内在归途,但就在此时,命运和它的那些力量再一次控制了他,再一次阻止他亲近简单、原初和内在,再一次把他的归途引向别处,引向通往繁复的外在之路,把他重新逼向那遮蔽了他一生的恶,似乎命运只还留给他唯一一件简单的事情——死亡的简单。”——流放者不会真正归来,这一大段就像布洛赫对自己命运的一语成谶,其寓意是其同时代人卡夫卡用别的方式逼近过的。而我们不要忘记,维吉尔和卡夫卡一样,都是想要焚毁自己的书稿的绝望者/觉悟者。
小说的四个部分通过四大元素“水、火、土、气”的流转,最后回到最初,死前的维吉尔看到了和圣经创世纪相异的开端,布洛赫似乎在说:也许从这个不一样的出发点出发,我们会获得一个较好的地狱和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