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和贵阳结下不解之缘的文化名人

贵州民政

2025-01-07 21:00发布于贵州

夜读陪伴第770期

文化名人与贵阳

贵阳，地处祖国西南云贵高原中部，“东枕衡湘，西襟滇诏，南屏粤峤，北带巴夔”。虽然较为边远、偏僻、闭塞，然“漫云（不要说）筑国偏荒，莫与神州争胜概（引自甲秀楼长联）”，古往今来，却有几多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光临此地。或留下难忘的行踪，或结下不解之缘...

王守仁名留贵阳城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十二月，兵部主事王守仁（又名王阳明）因上疏为戴铣等人辨冤，得罪了擅权的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贬谪贵州龙场驿任驿丞。

王守仁在谪居龙场城南栖霞山期间，潜心研究理学，创立了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心学；他还兴办教育，宣传他的哲学思想，因而“风流所波，倾动朝野”。正德四年（1509年），王守仁始论“知行合一”学说，受到文化界和政界的重视，在龙场、贵阳等地影响颇大。当时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与王守仁的同乡、贵州按察司副宪毛科修葺贵阳书院（又称文明书院），亲率贵阳诸学生到龙场拜访王守仁，诚恳聘请他来贵阳讲学，王守仁应许成行。嘉靖十三年（1534年），贵州巡按御史王杏作有记载：“师居龙场，诲抚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位。提学副史席书延请至贵阳，主教书院，士类感德，翕然风向。”

王守仁的学生和后人为纪念这位先哲，先后在贵阳修建了书院和祠堂等纪念设施。嘉靖十四年（1535年），贵州监察御史王杏，应王守仁弟子汤吁、叶梧、陈文学等十多人之请，又得贵阳市政使周忠、按察使韩士英的赞助，在府城白云庵旧址，创建了阳明书院，并立祠以供祭祀。王守仁的学生蒋信从湖南常德来贵州任提学副使时，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在文明书院侧面，新建了正学书院，于院中奉祀王守仁，向学生讲授心性之学。后来蒋信弃职，在南明河畔渔矶湾又新建了一个纪念性的“栖云亭”。嘉靖十九年，贵州巡抚庆保，在城东扶凤山创建阳明祠，于嘉靖二十四年建成。在城东旧城下，有一座君子亭与阳明祠遥遥相对。据乾隆《贵州通志·古迹》载：此亭“明时王守仁谪龙场时建于修文县……后人复建于省城。”

王守仁不仅是在贵阳留名留踪，他的学说和思想对贵州乃至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徐霞客重笔写金筑

作为世界第一部广泛系统探索记载岩溶地貌的地理学和文学巨著《徐霞客游记》，对贵阳的史地人文也曾作过许多描绘和记述。

关于花溪桐木岭的地名，徐霞客作过考证。他写道，此地“是为独木岭或曰头目岭。昔金筑司在西界尖峰下，而此为头目所守处”。后来，因“头目岭”之名不雅，民间便根据岭上长有油桐树，而将此地改名为“桐木岭”。经过考察，徐霞客还确定：“此冈已为南北分水脊矣”，即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在贵阳的分水岭。

关于市郊的青岩，《徐霞客游记》中有如下记述：“其城新建”，“城中颇有瓦楼……焉”。“青岩屯属贵州前卫……北去省五十里……有溪自西北老龙脊发源，环城北东流，南转，是贵州省南鄙要害，今添设总兵驻扎其内。”他对青岩一带大小水流的来龙去脉作过一一考察，记述准确无误。在青岩、花溪至贵阳城外围这一片区域，他往返来去考察河流山关。零零碎碎记录和描述了不少地名、水流、山脉、风物、溶洞，如水车坝、大水沟、水边寨、野鸭塘、狗场堡等等，篇幅不短。其中记述了花溪河及大小支流的来龙去脉，都是切实可信的。游记的字里行间体现了他采访认真细致的求实态度。可惜时间跨度太大，几经变迁，许多当年的记述已难以与当今的现实对应。如游记写道，在一条支流上“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桥’”。他对此桥传说是因为与建文帝有何瓜葛而得名，表示了疑问：“此桥谓因建文帝得名，然何以‘太子’云也。”徐霞客所记述的这条支流是否就是今天的小车河？那座石梁桥是否就是如今太慈桥的原形？这是难以确定的。现今关于太慈桥、太子桥的传说，固然神乎其神，但都没有事实根据。至于徐霞客何时何地“点评”了太子桥，这也不过是今人凭想像虚构而已，只要翻开《徐霞客游记》，便可见虚实。

茅盾作《贵阳巡礼》

民国二十七年（1937年）春，从长沙疏散到贵阳的一位太太写信给在汉口的亲戚。信中写道，“贵阳是出人意外的小，只有一条街，货物缺乏，要一样没两样。来了个把月，老找不到菜场。后来本地人对我说：菜场就在你的大门外呀，怎么没有？这可怪了，在哪里？怎么我看不到？我请人带我去。他指着大门外一些小担贩说，这不是！哦，我这才明白了，沿街多了几副小担，就是菜场！我从没见过一个称为省城的一省之首善之区，竟会这样小的！那不是城，简直是乡下。你只能想一想我们故乡，就可以猜测到贵阳的大小。但我们故乡却不过是江南一小镇罢了！”这年冬，这位太太又写信给重庆的亲戚说：“最近一次敌机来轰炸，把一条街炸平了！贵阳只有这么一条街。”——这是茅盾先生的散文《贵阳巡礼》记述的故事。

然而，茅盾先生在1943年春所写的这篇《贵阳巡礼》中，他本人的见闻与感受与那位江南少妇是大相径庭的。他认为那少妇的话“也许太多点感伤”。他说：“贵阳固然不大，但……于‘土头土脑’之中，别有一种不平凡的气象。”请看这位大作家笔下当时的贵阳吧！

“经过了大轰炸之后的贵阳，出得更加时髦了。”“不用代贵阳人吹牛，今天中华南路还有三层四层的洋房……谁还忍心说它‘土头土脑’？”他写道，当时贵阳的电影院内部虽然还不够讲究，“但那门面堪称‘富丽堂皇’。特别是装在大门上的数百十盏电灯，替贵阳夜市增色不少。几家‘理发厅’仿佛是这山城已经摩登到如何程度的指标。”“这里有一家擦皮鞋的‘公司’……十来把特制的椅子，十几位精壮的‘熟练技师’，武装着大大小小有软有硬的刷子……精神百倍地伺候那些高贵的顾客。”在中华北路有“扬州美肴”，有“上海跑堂”，有专卖“挂粉汤团”的、“绉纱馄饨”的、“重糖猪油年糕”的。那时，在贵阳已有了“食盐官销处”，其“官价”“较市价为平”。那时的贵阳人就已经很“洋”了。“旗袍高跟鞋出现在一条马路上”。那时，贵阳已有汽车。周西城“‘经营’全省马路，以省城为起点，故购得汽车后，由大帮民夫翻山越岭抬到贵阳，然后放它在路上走”。

巴金在贵阳结婚

1944年5月8日，当代著名作家巴金与相爱八年的萧珊在贵阳市郊的“花溪小憩”的宾馆完婚。

比巴金小十三岁的萧珊，念中学时就开始读巴金的小说。她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后，于1936年在上海设法寻找她心中的偶像巴金。她第一次见到巴金，就对他产生了爱情。为了巴金，萧珊与1937年、1938年两次放弃去延安的念头，就是舍不得离开巴金。“七·七”事变后，巴金等一批文化名人南下到相对平静的桂林避难。1938年和1941年，萧珊两次赴桂林，与巴金像朋友一样形影不离。1944年5月，中日湘桂之战即将打响。巴金等文化名人不得不转向抗战大后方西南，于是巴金与萧珊来到贵阳。他们在离开桂林前就已决定旅行结婚，并向亲朋好友发出了旅行结婚的通知。1944年5月8日，他们在“花溪憩园”正式结婚。婚礼十分特别，没有举办任何仪式，没有办过一桌酒席，他们就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典。憩园中有一幢对外营业的洋房宾馆，其中一个房间灯红花鲜，这就是他们的洞房。婚礼虽然如此简单，然而，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深切而真诚的爱，使她们走到一起，结为终身伴侣，不仅新婚甜蜜美满，而且白头到老，一辈子幸福无边。

这对恩爱夫妻的共同生活从贵阳起步，经历了艰难困苦、千难万险、颠沛流离的考验。他们的爱情始终忠贞不渝。十年动乱中，巴金遭到极“左”势力的残酷迫害，萧珊竭力为巴金分忧解愁。为保护巴金，她不惜一切，受尽了折磨和屈辱，作出了催人泪下的自我牺牲，最后因身患癌症，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含恨辞世。巴金为此悲痛万分，含泪写下了经典散文《怀念萧珊》。

贵阳，“花溪小憩”，承载着人间多么伟大的爱情！今人因此给花溪一个新的感人的命名——爱河。花溪区文联因此而创办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刊物——《爱河》。贵阳，花溪，给巴金夫妇留下了多么美好而深刻的记忆，让巴金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憩园》。

田汉大演革命戏

1944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抗战大后方中国西部。在这种形势下，著名大戏剧作家、《义勇军进行曲》（后定为国歌）的词作者田汉，于当年12月下旬，带领“四雄儿童剧团”“辗转各地，出桂林，经独山，过都匀，走贵阳”。1945年初，田汉开始组织他的儿童剧团，排演他自己创作的《江汉谊歌》、《新雁门关》、《双忠计》、《武松与潘金莲》等剧作。这些剧作，弘扬了中华民族的正义感、民族精神和爱国意识，对唤起民众同仇敌忾、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无疑起着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

在宣传抗日的同时，田汉还组织剧团的青少年参加了由贵州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主办的“十万双布鞋劳军义演”、“救济留筑难童义演”、“慰问抗日将士募捐演出”等革命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了抗日救国运动。

在贵阳期间，田汉还批评了贵阳戏剧界存在的置民族生死存亡于度外，不革命，也不支持革命的不良现象。当他得知贵阳戏剧界的某些剧团，置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于不顾，还在那里上演《四郎探母》、《红鬃烈马》等“有其背悖民族意识之处”的戏剧后，在一次文化人士聚会中，他作了关于旧戏剧改革的讲演，对贵阳戏剧界不为抗战服务的现状提出了批评，并指出了戏剧改革的方向，就是要“旧瓶装新酒”。

田汉在贵阳满腔热情地以戏剧形式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近三个月，至1945年3月下旬，因新的任务而率“四雄儿童剧团”离筑赴云南。

来源：方志贵阳

编辑：刘牛、罗娇责编：施绍根统筹：范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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