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山
长期以来，史学研究认为，因中西礼仪之争，康熙怒而禁教，关闭了明万历十年（1582）利玛窦来华后开启的东西方文明交流之路，中国错过一次走向近代化的机会。“康熙的红票”让此说出现了漏洞：决心禁教，何必再印“康熙的红票”？罗马教廷如何回应？后续谈判结果如何？康熙真的禁教了吗？
康熙为何掺和中西礼仪之争
“我等谨遵旨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已曾差西洋人龙安国、薄贤士，四十七年（1708）差西洋人艾若瑟、陆若瑟，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数年，不但没有信来，所以难辨真假。”这段文字，出自于“康熙的红票”中。
“康熙的红票”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印刷的一种红色宣传单，约1米长，用汉语、满文、拉丁文三种文字书写，内容相同：希望罗马教皇派人来谈判。拉丁文部分的末尾，加了16位在华西洋传教士的署名。
在中国，知道“康熙的红票”的人不多，但在欧美和日本的博物馆中，至少收藏了18张“康熙的红票”。
康熙的红票
中西礼仪之争的焦点，是罗马教廷认为中国人祭祖、祭孔等违反教义，禁止教徒参与，让人不解：这是教内事务，与康熙何干？
人们常忽略：大多数来华传教士隶属于内务府，未在清政府中任职，相当于包衣（据著名学者孟森解释，“包”在满语中意为“家”，“衣”近于汉语中的“之”，是虚字），清帝与传教士的真实关系是主奴关系。
最早得清帝优容的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曾在张献忠的小朝廷中任官，后被皇太极长子豪格所擒，成了他的奴才。豪格死后，二人的奴籍转给佟图赖，佟图赖的女儿即康熙之母。佟氏家族长期充当传教士的保护人，与佟家关系密切的范文程在清军攻占北京后，保护了传教士汤若望。
与现代人理解不同，满清视奴才为家人，努尔哈赤力主建立一个“奴才爱家主，家主爱奴才”的社会，奴才有服从的义务，家主亦有为奴才出头的义务。
康熙8岁登基，14岁亲政前未得正规教育，鳌拜被擒后，康熙同时接受满汉师傅和传教士教导，加上佟家影响，康熙对传教士格外有亲切感。且康熙上位，因汤若望称康熙得过天花，终身免疫，有利政权稳定，而康熙的父亲顺治尊汤若望为义父。
康熙对中西礼仪之争并无兴趣，但在几名耶稣会传教士的哀求下，不得不尽家主的义务。
耶稣会教士们也奇葩
耶稣会是天主教为应对新教冲击而成立的修会，成员可不穿会服，不住修道院，通过传播科学知识、办学等，推进传教事业。因纪律严明，被称为“耶稣的连队”。
耶稣会与西方海商的关系密切，直接抽取部分利润。丰臣秀吉侵朝时，将大量俘虏交葡萄牙商人贩卖至东南亚、欧洲等地为奴，耶稣会传教士负责开合法证明，并收取费用，这是日本后来禁教的原因之一。
耶稣会传教士多技术人才：利玛窦译西书150多种；邓玉函与伽利略同窗，他将天文望远镜带到了中国；南怀仁发明蒸汽车，比牛顿发明的还好……
康熙非常信任耶稣会传教士，曾派张诚、白晋等参与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而清政府派出的大学士索额图反被边缘化，关键问题的讨价还价，均由张诚等完成，致彼得大帝震怒，下令禁止耶稣会传教士入俄。
耶稣会传教士与世俗政权紧密结合，有很强的排外性。托钵修会、方济各会等都想进入中国，却举步维艰，为排除耶稣会的干扰，反复拿“利玛窦规矩”说事。利玛窦认为，儒家与天主教的核心理念相通，中国人祭祖、祭孔不违反教义。
罗马教廷初期较谨慎，后因耶稣会在内部权力斗争中失势，开始否定“利玛窦规矩”，为继续“独占中国”，耶稣会教士把康熙抬了出来。
康熙优容耶稣会传教士，因其深通西学。以康熙二十九年（1690）为例，36岁的康熙请西洋传教士上课达145天，该年康熙首征噶尔丹，在外2个月，患重病被抬回京，回来的当月，他便上了12天课。
白晋说：“他（指康熙）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忙碌的皇帝竟对各种科学如此勤奋好学，对艺术如此醉心。”
在耶稣会传教士忽悠下，康熙将教皇为中西礼仪之争而派来的特使多罗押往澳门，交葡萄牙人看管，致使多罗3年后死在狱中。但康熙并不希望与罗马教廷翻脸，如“康熙的红票”中所说，康熙两次派使节赴罗马，第一次派出的龙安国、薄贤士死在路上，第二次派出的艾若瑟、陆若瑟到了欧洲，陆若瑟病逝，罗马教廷故意不见艾若瑟。
无可奈何，康熙令内务府印“康熙的红票”，托来华贸易的西洋船，转道俄罗斯，送到欧洲，引起轰动，罗马教廷成了千夫所指，只好派来自捷克的传教士嘉乐前来中国。
康熙见嘉乐是个书呆子，决心吓唬他一下，便在罗马教皇的“禁约”后批示道：“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该批示被学界反复引用，证明康熙武断。但事实上，嘉乐果然被吓坏了，第二天便将教皇的底牌和盘托出，康熙立刻表示认可，中西礼仪之争圆满解决。
1721年2月18日，康熙将赠教皇和葡萄牙国王的礼物，托嘉乐带往欧洲。之所以向葡萄牙国王赠礼，因中西礼仪之争期间，葡萄牙国王几次派人到罗马，劝罗马教皇妥协。此时，康熙的健康状况已不乐观，他仍要求两广官员推荐懂技术的西洋人来京。
1722年12月20日，康熙病逝。
偏偏是雍正说了算
雍正登基后不到5个月，便发现传教士穆经远与九爷允禟往来甚殷。雍正将二人发配西宁，并对在京传教士发出警告：不要多管闲事。
不久，雍正准备对苏努（努尔哈赤的四代孙，袒护八爷允禩、九爷允禟）下手，惊讶地发现，苏努也与传教士关系密切，他的4个儿子和数十名家丁皆已受洗。更让雍正气愤的是，发配在外的允禟竟以西洋文字为密码，与北京联系。
雍正二年（1724），雍正下达禁教令。
在发给罗马教廷的信中，传教士明确表示：“各省驱逐传教士与礼仪问题完全无关。”
法国匠人菲利普·贝哈格尔编织的系列挂毯《中国皇帝的故事》中的一幅，图中左四是康熙皇帝，左五是传教士汤若望
雍正四年（1726）六月，允禟被定二十八项大罪，其中便有“以西洋传教士穆经远为心腹之人”“使用西洋文字仿比满文创造密码字以传递信息”。雍正知道，杀传教士将留恶名，但还是在求情的葡萄牙使团到达前，于当年八月，杀了穆经远。
雍正上位时已人到中年，他从小酷爱佛学，对西学缺乏兴趣。清朝入关的第一个皇帝顺治也曾剃度，只是普通信徒，雍正则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著名的印光法师称雍正编的佛学书籍“言言见谛，语语归宗。如走盘珠，似摩尼宝。凡具眼者，无不佩服”。
传教士们向雍正最信任的十三爷允祥求情，允祥表示，其中确有误会，但雍正已下决心，爱莫能助。清帝的意志不可阻挡。康熙曾以一己之力，推进东西方文明的交流，雍正则以一己之力，将其关闭。“决策英明”与“决策失误”，不过一念之差。
与内务府一起衰落
乾隆登基后，对传教士的态度有所缓和，但“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禁教令依然有效。只有经地方官员荐举，皇帝批准，西洋人才能进京。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将对西方的“四口通商”（广州粤海关、福建厦门闽海关、浙江宁波浙海关、江苏松江江海关）改为广州一口。乾隆之后，传教士对清廷的影响越来越小，东西方走上不同的发展之路。
为何“康熙的红票”式的胸怀不再？曾经的紧密联系，为何无法修复？在黄丽君的《化家为国：清代中期内务府的官僚体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一书中，或有所悟：
清早期保持进取姿态，因内务府独立于官僚系统。内务府名义上只负责皇帝起居，但相关人员与皇帝长期接触，皇帝可从中选才，给予更多资源，提高了中枢行政效率，皇权可直达基层。明珠、索额图、鄂尔泰、阿桂、傅恒、福长安等出将入相，却也给和珅专权打开方便之门，清廷一度陷入危机。嘉庆登基后，彻底改造内务府，使其回归皇家服务机构的传统定位，其实，剿平南海海盗的名臣百龄也出自内务府，但此后再无权臣。内务府地位下降，传教士的地位亦下降，康熙的事业再无恢复的可能。以“正确”之名，清朝向着崩溃狂奔。
历史无限复杂，只是在“必然性”的遮蔽下，后人往往忽略了其细节的曲折幽微，则读史被异化成“审判前人”“确定责任方”，似乎只有“无限遗憾”“扼腕长叹”，才能匹配其“沉重”，而这份“沉重”很可能是一种人为的、虚假的建构，一旦戴上这层滤镜，便再难有“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先生语）。
来源：各界杂志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