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其明
阮啸仙是中共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短暂而壮丽的革命生涯中，先后在多个岗位上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其中，他曾三次临危受命，担任省委书记，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原则、相忍为党的高风亮节，以及在危难关头勇于担当、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第一次：代理中共河北省委书记
阮啸仙（1898—1935），广东河源人，中共三大、五大和六大代表，广东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先驱，大革命时期著名农民运动领袖。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中共中央北方局，并任命阮啸仙为组织部部长。
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地在天津，具体管辖顺直、河南、山东、山西、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等9省，是中共中央领导北方地区工作的重要组织枢纽。阮啸仙深感责任重大。他化名“王宏”，迅即从上海赶到天津，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12月21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顺直省委撤销，同时成立中共河北省委，执行原中共中央北方局职权；省委领导成员则以原中共顺直省委为基础，作了部分调整，原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贺昌改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由阮啸仙代理中共河北省委书记。
中共河北省委负责领导冀（含北平、天津）、热河、察哈尔、绥远、山西、陕西、内蒙古全部，以及豫北、鲁西北的党组织及党的工作。省委机关仍驻天津。在省委班子刚刚组建、领导成员尚未稳定的情况下，党内一些具有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人，以及一些缺乏党内斗争经验的同志，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集中向省委发难，中共河北省委及天津党组织，正面临着一场党内分裂的严重危机。这一危机，严峻考验着刚刚上任的代理书记阮啸仙。
◆阮啸仙
这场危机，源于1930年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召开紧急会议的决议。此决议刚下发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发出第96号通告，在表示承认六届三中全会犯有“调和主义”错误、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批评的同时，提出党应采取非常紧急的办法，“产生新的政治局决议来代表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但既没有说明要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也没有明确否定召开紧急会议。
这无疑给党内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中共中央还是要采取紧急会议的办法来解决六届三中全会问题。于是，许多地方党组织，特别是省市级党组织就开始了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也正在此时，中共中央作出了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顺直省委改建中共河北省委的决定。
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撤销前，团顺直省委书记曹策奉命到上海接受新任务。王明借机对曹策进行煽动：“你不论在北方还是到其他地方工作，都要把反立三路线发展起来。希望你配合我们，忠实于国际路线”。曹策从上海返回天津后，带回中共中央要召开紧急会议的消息，并提议中共天津市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中共天津市委召开会议，讨论并否决了曹策关于召开紧急会议的提议。12月28日，曹策继续鼓动一些人，试图通过决议形式，要求停止中共中央和中共河北省委职权，召开紧急会议以解决中央和地方领导权问题。
1931年1月初，中共天津市委在接到中共中央第96号通告后，决定召开市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并通知已准备调到上海工作的市委成员曹策参加讨论。
1月3日，中共天津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市委书记童长荣和曹策等人参加会议。中共河北省委代理书记阮啸仙代表省委出席会议。会上，曹策等人首先发难，以突然袭击的手法，提出把市委扩大会议改为临时紧急会议。意想不到的是，曹策这一提议竟被通过。尽管阮啸仙中途退出会场以示反对，但仍没有阻止紧急会议的进行。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
在曹策的操纵下，会议对持不同意见者，以“立三路线的顽固分子”的名义进行无情打击，并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通过停止中共中央和省委职权的决议；二是宣布成立中共天津临时市委，曹策被推为临时市委书记。并在次日，以中共天津临时市委的名义，向中共河北省委发出“停止省委之政治领导”的第一号通讯。
为了寻求解决党内矛盾的办法，1月5日，阮啸仙与省委常委张昆弟一起，共同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河北省委与中共天津临时市委、中共京东特委、互济会及铁总党团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曹策等人又再次搞突然袭击，提出迅即成立中共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阮啸仙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但在大多数人赞同的情况下，曹策的这一提议仍被通过，并当场宣布筹备处脱离中共中央和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分裂活动进一步加剧。事实上，这次会议遂成为中共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的成立会。
中共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成立后，在曹策等人的煽动下，中共河北省委机关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参加了筹备处。阮啸仙举步维艰，中共河北省委出现分裂，工作几乎陷于瘫痪状态。
正当此时，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示下，以“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等为旗号，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开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这次会议后，罗章龙等人利用一些同志对王明不满情绪，在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名义下，大肆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们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即“第二中央”），并派曾在中共顺直省委工作过的张金刃、韩连会、叶善枝等人，到河北进行成立第二党的分裂活动，得到曹策等人的积极响应与支持。
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阮啸仙与余泽鸿、童长荣等中共河北省委及中共天津市委的负责同志，忍辱负重，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对参与分裂活动的同志进行反复说服和劝导，并严肃要求他们回到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之下。他还与省委其他同志一起，直接召集天津基层区委和支部的同志开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统一思想，一致反对筹备处与天津紧急会议和临时市委。
尽管紧急会议筹备处和天津临时市委对中共河北省委的帮助加以拒绝，但阮啸仙等人无私无畏、相忍为党的宽广胸襟，以及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感动了许多同志。他与同志们的耐心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筹备处在天津的活动，也使一部分受蒙蔽的同志受到了教育。
中共中央对罗章龙等分裂党的行径进行了严肃处理。1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河北党问题的决议》，制止河北党内分裂活动，决定停止中共河北省委工作，取消紧急会议筹备处，组成新的临时省委。
2月5日，以徐兰芝为书记的中共河北临时省委成立，同时决定恢复中共天津市委，并任命了新班子成员。2月中旬，阮啸仙受中共河北临时省委指派，负责巡视北平党的工作，“帮助北平临时市委”，坚决与筹备处及党内右倾分子“作无情的斗争”。2月18日，中共河北临时省委决定，将曹策、张金刃、韩连会、叶善枝等骨干分裂分子开除出党。
河北和天津党组织安全度过了一次严重危机，阮啸仙终于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第二次：继续代理中共河北省委书记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个多月后，一次新的危机，再一次出现在阮啸仙面前。
1931年4月8日，中共河北省委在天津正准备召开全体常委会议，突然会场所在地的省委招待处被国民党特务包围，省委书记徐兰芝等省委领导人及机关干部13人被捕。同一天，国民党当局又从原“紧急会议筹备处”分子李延瑞家，将正在召开会议的张金刃、韩连会等11人逮捕。尤为严重的是，徐兰芝被捕后迅即叛变，向国民党当局供出了党的组织机密，使中共河北省委遭到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大破坏，史称“四八事变”。
这一天，阮啸仙刚从外地巡视回来，正遇哮喘病发，因“迟到五分钟”到会，幸而躲过此劫。在召开会议的省委驻地招待处大门口，他躲过武装巡捕的盘问后，拖着病体，迅即逃离。离开后，阮啸仙还通过各种途径和关系，秘密打探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通知同事们尽快转移，静观事态，伺机行动。
4月10日，阮啸仙与省委委员廖划平商议，一方面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共河北省委遭破坏情况，并请求“派书记及宣（传）部（长）各一人来”河北；另一方面紧急转移至北平，主动召集在北平的省委委员开会，与省委委员刘锡五等3人组成临时中共河北省委，再次代理省委书记，继续坚持秘密斗争。同时，为避开天津国民党当局注意，防止省委机关遭到进一步破坏，阮啸仙决定临时省委机关迁往北平。
关于此段史实，在1931年4月21日，中共河北临时常委在《关于省委被破坏情况致中央的信》中有详细记载。谈到“四八事变”经过时，该信称：“首先发现的是王宏（即阮啸仙化名——引者注）同志，因他那天病发，迟到五分钟，即见有两武装巡捕从招待处出来，知有事，即跑至原、兰两同志家……宏同志因巡视工作初回，许多机关及人员都不知道，只能召集市委同志开一会议讨论继续工作及找各方关系，并决定省委暂移北平（因环境关系及有两省委员在北平），宏于即晚赴平”，“九号宏在平利用平委技术机关通知各地方党部及中央建立新的通讯处”。
中共河北临时省委成立后，阮啸仙亲赴保属、直南、京东等地，刘锡五到北平、天津、唐山等地开展巡视工作，着手恢复与各地党部的联系，布置“红五月”工作。他还派出人员巡视山西等地，“帮助和检阅各地实际工作的转变”等。
约一个月后，也就是5月8日，中共河北临时省委在北平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正式省委，中共中央派来的殷鉴任书记，阮啸仙改任组织部部长，至此结束了第二次为期一个月的代理书记。
新省委成立后，阮啸仙全力支持新任省委书记殷鉴的工作，与省委其他同志一道，集中力量恢复、整顿省委及北平市委组织；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有计划地安排党员到工矿领导工人斗争；开展各种宣传，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抗税、抗债斗争等。
五、六月间，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华北当局，要把北平的共产党作为重点予以镇压。由于徐兰芝和韩连会叛变，分别供出了中共河北省委组织秘密，此届省委仅工作了一个多月便解散。
6月26日，中共河北省委、团省委、军委、省互济会及北平市党团组织又一次遭敌大破坏，殷鉴、薄一波、廖划平等20多名领导干部被捕，阮啸仙因外出巡视再次躲过一劫。
中共河北省委第二次遭到破坏后，由铁总负责人马辉之、北平党组织负责人平杰三、团省委负责人王德三人，组成中共河北临时省委继续坚持工作，一面恢复党的组织，一面清除叛徒。此时，阮啸仙改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
1931年7月后，阮啸仙以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分赴辽宁等地开展巡视工作，从此就再也未回过河北和天津。
第三次：担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领导错误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被迫长征。时任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的阮啸仙，奉命留在赣南，与项英、陈毅、贺昌等人一起坚持斗争。
12月下旬，项英、陈毅在于都宽田召开中共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对粉碎敌人的分区“围剿”、发动苏区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作出了决定和部署。就在这次会议上，因原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调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决定由阮啸仙接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委，具体负责领导赣南省军民开展游击斗争。
阮啸仙接到中共中央分局的指示后，于12月底匆忙从瑞金赶到于都。在井塘村，阮啸仙见到了陈毅。见阮啸仙这么快就从瑞金赶来，陈毅感到十分高兴，简要向阮啸仙传达了中共中央分局扩大会议精神，并一起研究了赣南省的工作。
◆工作中的阮啸仙。
最令阮啸仙头痛的，就是保护、疏散和安置留在苏区的红军伤病员及领导干部家属。当时，留在苏区的伤病员约有三千人。阮啸仙与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人员一起，分别到各区、乡召开干部会议，将安置任务落实到村到户，有时还亲自到农户家里做动员工作。在阮啸仙等人的艰苦努力下，安置工作进展十分顺利，群众认养十分踊跃。广大群众对伤病员精心护理，使多数人员在短时间内痊愈归队。
中央苏区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至1935年2月中旬，中央苏区仅剩下于都县的禾丰和黎村两个区，其余全部被敌所占。此时，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机关以及红24师、红独立3团等红军部队，已全部被敌人围困在于都县的禾丰地区。赣南省机关及部队，也已在1月下旬退至禾丰地区，被粤军余汉谋部包围封锁。被围的机关部队如不迅速突围，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2月5日，突围在长征路上的中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分局发来了一封“万分火急”的电报，指示项英、陈毅应领导苏区红军部队在苏区及其周围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几天以后，中共中央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分局，对苏区红军部队分散突围开展游击斗争作了详细指示。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分局在禾丰地区召开了紧急会议，对机关部队分散突围作出了部署。会后，在项英、陈毅的指挥下，被围在禾丰地区的红军部队及机关人员，分成九路陆续出发，分别向闽赣、闽西、东江、赣南、湘南、湘赣等地突围。
2月21日，阮啸仙在禾丰主持召开中共赣南省委、赣南省苏维埃政府、赣南省军区全体人员参加的游击战争动员大会。会上，阮啸仙传达了中共中央分局紧急会议精神，通报了当前中央苏区面临的严峻形势，紧急作出了赣南省机关工作人员分三路向黎村上坪山区转移的部署。但是，由于行动迟缓，敌人早已形成强大的包围圈，形势非常危急。
3月4日，中共赣南省委、赣南省苏维埃政府、赣南省军区和红色中华报社、工农剧社等机关及部队二千余人，在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赣南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中共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的率领下，整编为三个支队，从于都上坪的南坑出发，往赣粤边境的定南、龙南、全南方向突围，立即遭到粤军余汉谋部第1军第1师第1团疯狂阻击，突围队伍损失严重。
上午10时许，阮啸仙发现突围队伍成一路纵队行进，极易被敌人发现和围攻，便立即从衣袋掏出笔记本，撕下一页，迅疾与蔡会文联名给支队长林匡、政委刘吴写了一份手令 ，命令队伍“应与连或两个连为单位”，“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三南与河西去活动”，并强调“任何犹豫不决都是等于帮助敌人，（是）自杀的方法”。
◆中共赣南省委旧址。
命令虽发出，但突围队伍来不及分散，即在畚岭地区的罗坑、金沙一带与敌人遭遇，激战数小时，队伍被敌冲散。3月5日，阮啸仙带病指挥突围队伍，继续在畚岭地区与敌周旋。队伍突围至信丰牛岭一带时，又遭敌军重兵阻击，虽经奋力冲杀，终因封锁严密，未能杀出重围，伤亡惨重。
3月6日，阮啸仙、蔡会文率部冲破畚岭、牛岭封锁线后，又再次在信丰县安息乡（今安西镇）上迳村一带与余汉谋军第2师教导团遭遇。在这危急时刻，阮啸仙喘着粗气，一边指挥战士阻击敌人，一边率领工作人员向外突围。当队伍突围至上迳村枫树庵附近的上小埂时，阮啸仙不幸被敌弹击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英年37岁。
1935年4月，陈毅在安全突围抵达信丰油山后，惊悉阮啸仙和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先后牺牲的噩耗，含泪写下了一首感人肺腑的诗篇——《哭阮贺》：“最近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充分表达了他对牺牲战友的悼念之情。
（本文引文及史料，引自《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七册》（1931年）等资料及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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