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张林华
又届岁末年关，报章杂志都免不了要作一点辞旧迎新主题的应景文章。手头的《钱江晚报》也没能免俗，不过还是有些新意，邀约编辑记者在2024年岁末版上，留下一年工作中某个节点的见识和感悟，其中悲喜，形同你我共同的生活，于己是一份纪念，于人或许有些益处，因为发自真诚，所以打动人心。
最后，记者为这些篇章作总结献辞，结束语有如豹尾：“当人人在场，时代方可追光而行，个体方可身处明亮。”
也许是这句献辞内涵足够丰富，引我琢磨半天。
这句话里有两个关键词：时代、个体。显而易见，两者之间互为关系，密切联系。需要首先厘清的一点是，这里用时代而不是群体来与个体对应，别有意味。时代与个体，两者之间权重、位置并不对等，换句话来说，就是有轻有重、有先又后的。恰是因为有了“追光而行”者，才创造了“明亮”可处的条件与环境。由多年接受的教育所积累固化的“常识”告诉我们，假如一个时代里的每个人都能“追光而行”，那么，这个时代一定是值得庆幸的，因为它定然是通体明亮的，正如有首流传多年的歌曲里的歌词那样，倡导的正是个体的奉献：“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然而，令我意外的是，献辞里的表述并没有要求让个体“追光而行”，而使时代“身处明亮”，而是强调时代需“追光而行”，从而使个体“身处明亮”，在我看来，这当然不是要玩文字游戏，反而非常值得寻味。那么，为什么将时代与个体的关系这样来认知呢？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与芸芸个体的生存条件与作用发挥相比较而言，论者更注重“时代”所能辐射和覆盖的关键作用与意义，在祈求一个好时代与祈求做一个好人之间，前者更重要。对个体生命的敬畏、对个体权益的尊重、对个体情感的呵护，正是时代进化与进步的重要标识之一。
但很多时候，个体在大时代里，通常是渺小的、被动的，个体能够做些什么来对抗命运？多半情形下很有限，有的人选择大事化小、正面硬扛，有的人选择委曲求全、隐忍苟活，还有人选择铤而走险、奋力一搏。最让人痛惜的是那些想保有一点点尊严的普通人，在命运的捉弄下走向不可知的悲剧，依然被冲得七荤八素、不辨东西，作揖求保也来不及。写到这里，不由想起刚看过的一部德国电影《巴赫曼尔案件：没有时间流泪》。影片根据德国复仇之母真实事件改编，七岁女儿被虐杀身亡，母亲玛丽安悲痛万分之余，又听闻一个令她愤懑至极的消息，凶手却被无耻的法庭判精神分裂症而即将无罪释放。玛丽安求诉无门的情况下作出惊世之举，只见她一袭风衣，镇定自若走进法庭，对着凶手，连开八枪。身为一名弱女子，她没有得到这个时代应有的正义之光的照耀，只有作为母亲本能般的坚强，以及身边一个个个体人的帮助，她的枪法是一个警察教的，她的邻居们替她隐瞒练枪的过程，法警也默许她带枪出庭，在场的警察等她把子弹打光才阻止她。
光照不亮的地方，母亲可以，而且可能更快，更准！
是的，当时代需要正义而它偏偏无廉耻地公然缺席时，个体的复仇就具有某种合理性。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认可个体的无作用力，认可在时代的滚滚洪流激荡中，个体可以无感，可以无作为活乱作为，顺流逆流任由它。
读过作家铁凝的一篇文章，深情回忆作家汪曾祺先生，曾在某个黯淡无光的时代里，被迫离别家人，去到坝上草原的一个小县，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的一段经历。生活的困顿是可想而知的，心灵的创伤似乎也是难以短时愈合的，汪曾祺先生却在那里寻觅到了一丝微弱之光，那就是与马铃薯结下不解之缘，他“画马铃薯，种马铃薯，吃马铃薯”，以为乐趣，迎来和送走每一个困顿难涯的暮鼓晨钟。难得的是，苦尽甘来的他，从来没有像许多同样经历的人那样，有如祥林嫂一般控诉过那里的生活，也从不为博取同情而放大自己的苦难。因为，他就是相信生活也相信爱的，不管是当他在苦难中还是在境遇大改，成为旁观者的情形下。他只是自嘲地写过，他如何从对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竟然达到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他还自豪地告诉我们，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那么多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呢。这并不是说，汪曾祺先生被苦难麻木，相反，他深知人性的复杂和世界的艰深。铁凝就此强调，汪曾祺先生的不凡在于，身处同样动荡不定的时代，和所有这些苦难相比，他更相信并尊重生命那健康的韧性，他更相信爱的力量对世界的意义。（铁凝《相信生活相信爱》）
需要强调的还有，我们绝对不能忽视这句献辞里“人人在场”这层意思。一个文明健全的社会，一个健康向前的时代，不该有意无意地遗忘和拉下任何一位看似弱势或无能无力的个体，更不可蛮横无理、毫无节制地向个体索取乃至剥夺，而是应该不容置疑地赋予和创造所有个体得以生存、感知温暖的有力条件和环境。因为，“一个人的历史一定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一个人的情感一定是民族情怀的一部分，一个人的发展一定是时代发展的一部分。”（作家杨志军语）当然，这已然是另一个范畴的话题了。
2025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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