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林
壹
影珠山地处长沙东北部，南北长约七公里，与汨罗形成天然的分界线。
山名“影珠”，平实的说法和传奇的说法各取其一：“山顶有井，其影如珠”，属于前者；“山顶神庙内，曾经锁着蛟龙，偶见龙珠现影，故得名”，属于后者。
影珠山又称隐居山，前有南朝陶真人隐居此山的传说堪充佐证，后有向恺然（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名著《江湖奇侠传》广为揄扬。
影珠山海拔500余米，“山极高大，雄镇一方”，若谓《长沙县志》此语夸张，长沙民谣则更为夸张，“影珠山，离天三尺三，人要低头过，马要卸雕鞍”。很显然，这类夸张的戏码属于民间保留剧目。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倒是没错。板仓冲就在影珠山下，它是近代著名学者杨昌济的出生地。杨昌济父亲杨书祥靠教授私塾养家，母亲向氏能够识文断字，以仁慈著称乡里。杨昌济从小受淳厚的家风滋润，以耕读为本，一直都是亲友和乡邻眼中的读书种子。
杨昌济八岁失母，十四岁失父，哥哥杨昌运染上鸦片烟瘾，难以自拔，因此年纪轻轻就担负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好在他拥有秀才资格，教书养家之余，仍然刻苦自修。他放心养静，制欲持恒，给自己定下了极明确的近期目标和远景目标：“一旬之中，不容有一书之阙；一月之中，必须有数十条通透之识；一年之中，或抄或作，必须有一二卷之成书；十年之中，必须小成；三十年之中，必须大成……”在外出授馆的最初几年，杨昌济就已认识到教育的首要追求和最高目的应该是转移青年学生的性情，“能移子弟性情使笃厚，是第一等教法，教之本也；讲解经书，其用也；文艺，末也。”放在当年，这可是相当了不起的见解。
杨昌济崇拜湘贤曾国藩，尤其钦佩曾国藩修身治学时运用的方法，即孜孜不懈地求真务实。朴实为人，扎实做事，平实立论，不哗众取宠，杨昌济对自己始终如此要求，对学生也始终如此要求。他曾转述道：“涤生日记，言世要转移风气，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不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曾国藩字涤生，许多传统读书人有志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将曾国藩日记当作头号参考资料。
1890年、1893年，杨昌济连续参加了两次乡试，都不幸落榜，苦闷之余，他赋诗喟叹：“余生真草草，桂短折堪怜。孤愤遭穷厄，牢骚损岁年。”
剧变的时代容不下个人太多的迷茫、颓废和伤感，它很快就拽着杨昌济一路狂奔，脚步根本停不下来。
贰
1898年春，杨昌济入岳麓书院求学，恰逢维新变法运动在湖南渐入佳境，南学会初开，民主气氛浓厚，作为通讯会友，杨昌济总是兴冲冲地前往会场听讲。其中提问环节，他询及如何理解“天地之大德曰生”，主讲人谭嗣同的回答十分诚恳：“于圣贤微言大义晦盲否塞之秋，独能发如此奇伟精深之问，此岂秦汉以下之学者胸中所能有哉？兹事体大，余亦何敢论断。总之以民为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则头头是道，众说皆通矣。”
谭嗣同稍许思索，即阐发民主的精义，以此诠释他对“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理解，这给杨昌济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898年夏，谭嗣同在湖南创立延年会，“其用意在于省去无谓之应酬，以所省出之精力时间读书办事。谓计人寿命之修短，不以其年龄之多少，而以其作事之多少。如作事多则虽中年亦可云寿考 ，如作事少则耄耋亦可云夭折。省去无谓之应酬，则人人可多办事，人人延年益寿矣”。延年会的宗旨为“精勤”二字，古人称“仁者寿”，谭嗣同称“勤者寿”，这个观念更接地气，也更健康。杨昌济本就朴实勤奋，对延年会的宗旨自然是举双手赞成。
谭嗣同对杨昌济的影响之大非比寻常，甚至超过了曾国藩对他的影响。谭嗣同这位侠士佛子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向死而生，勇于求变，无疑是“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万世”的仁人，杨昌济向学生反复强调“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在很大程度上，谭嗣同的《仁学》冲击震荡了杨昌济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堪称“精神核爆”。他在日记中写道：“余研究学理十有余年，殊难极其广大，及读谭浏阳《仁学》，乃有豁然贯通之象。其《序》言网罗重重，与虚空无极，人初须冲决利禄之罗网，次须冲决伦常之罗网，次须冲决天之罗网，终须冲决佛之罗网。心力迈进，一往无前；我心随之，猝增力千万倍。开篇言以太能显出宇宙之全体：自身而家，自家而国，自国而地球，自地球而太阳，自太阳而昴星，自昴星以及无限之世界，皆互相维系，终古如斯，无非以太之力。吾由此知吾向所抱持之宇宙观念，不免太狭隘也。”何谓“以太”？它就是除了水、火、气、土四大基本元素之外的第五元素。
杨昌济还支持谭嗣同组织的湖南不缠足会，可见他对女性是十分尊重的。有一次，他发现湘籍诗人易顺鼎在慈音学会题诗四首，对女子显露出轻薄亵玩的态度（将中上流社会的女士与下流社会的妓女等同视之），便在《达化斋日记》中严厉地批评道：“中国人对于女子毫无敬意，纯以玩具视之。以淫具视人者亦以淫具自视，多见其鄙贱而已！”
易顺鼎没资格代表全体中国人，只能代表一小部分男人，但杨昌济的语意并不含混。
叁
想有大胸怀，须开大眼界。
20世纪初，杨昌济认识到“处此时势，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于是他出洋求学，留学日本六年，留学英国三年多，游学德国九个月。出国前，他决定改名为“怀中”，其义自明：身在异域，心怀中土。
1903年，杨昌济年逾而立，考取公费留学日本的资格，这批湘籍学子中，有陈天华、刘揆一，后来成为了革命党，还有朱德裳，后来成为了著作家。由于杨昌济年龄最大，学识最渊博，大家都尊称他为“怀翁”。船过洞庭，众人登临岳阳楼，杨昌济心潮澎湃，感慨万千，赋诗一首题壁：“大地龙争日，英雄虎变时。苍凉万里感，浩荡百年思。日月自光耀，江山孰主持？登楼一凭眺，此意竟谁知？”
杨昌济这首五言律诗呼唤变革，同伴们都激赏有加，认为它情思深远，气魄宏大，朱德裳赞之为“绝类谭浏阳先生”，最得要领。
到了日本，杨昌济先入弘文学院，后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当时，同乡好友黄兴主张民族革命，受其影响，杨昌济一度有意学习军事，但参练过一次兵操后，他就心中有底了：“吾自度非破坏才，且志在学问，不能从军也。”
某日，友人置酒相邀，请杨昌济赴蒲田看梅。席间，杨昌济轻轻搁下酒杯，环顾左右感叹道：“吾辈皆三十许人，学问尚如此，再不自立，何以为人！”
此言一出，席间众友闻之，无不动容。
杨昌济告诉李肖聃：“为学之要，在乎躬行，左文襄所谓‘无实行不为识字’也。”他要躬行的是用伦理教育改造出一代新人，这与革命形成互补，毕竟破坏只是革命的初始手段，建设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旧法不可不变，就看怎么去变。“法之变有二：有变之自上者，有变之自下者。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具体而言，政治变革自上而下，动静大，却难以持久，并不可靠；教育变革自下而上，动静小，润物细无声，收效却不可低估。他说：“欲强中国，当蓄力于小民。士大夫积其教化之功，小民各自积其学问、阅历、兴举、扩充之功。积累久之，民智大开，则浡然兴起而莫能御之矣。”
李肖聃得过杨昌济许多教益，曾撰文感慨：“怀中感人处，在志气真切，意味深厚，纯然学者之用心，今之人不逮也。”不逮，就是不及、不如的意思。
优秀的学者必定极其敏感。当年，日本人瞧不起中国人，时时处处表现出来。有一次，日本老师讲西洋历史，随兴发挥，说是中国人就跟古罗马人一样，只知珍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太在意本国的土地被异族占领，甚至以本民族的文化能够同化异族而妄生骄傲之情。杨昌济顿时就觉察到，日本老师的这番言论实有弦外之音，竟是在鼓吹“侵略之合理性”，暗藏“入主中国之思想”，心中就立刻产生了大不平。
1909年春，受清政府欧洲留学生总监蒯光典之召，杨昌济离开日本，前往英国，入苏格兰阿伯丁大学哲学系，专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他对于伦理学上的各种主义，如禁欲主义、快乐主义、功利主义、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等等，都有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和比较。他赞赏英国社会普遍实行AA制，认为中国人礼性重，请客吃饭常不免闹心，易造成伪善，反而于德有碍。他学以致用，日后与学生同坐渡轮，坚持自己出钱购票。
在英国，杨昌济的精神并不孤单，有多年益友、饱学之士杨毓麟常相过往，一起探讨人生，切磋学问，这种其乐融融的气氛弥漫于他的诗作之中：“城南携手日，岳麓纵谈时。山水足清兴，苍茫寄远思。风云惊变幻，身世剧推移。五夜闻鸡起，千秋信所期。”
他们是长沙城南书院的同学，曾在岳麓山上纵谈，时光如梭，过去十多年了，国内风云变幻，游子离家也越漂越远，但他们理应自励而共勉，闻鸡而起，对于未来持乐观的预期。只可惜杨毓麟神经衰弱，听闻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宣告失败，革命力量损失惨重，精神苦闷之极，便留下遗书，在利物浦投海自尽了。杨昌济对杨毓麟评价很高：“工文辞，有远识。其不可及处，尤在其言有物，出于至诚，盖并世所罕觏也。”杨昌济在日本时，遇上陈天华投海，在英国时，又遇上杨毓麟投海，愈觉志士救国欲速则不达，救育虽缓不济急，尚可投注心力优为之。
1912年夏，杨昌济从苏格兰阿伯丁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然后他去瑞士游览，去德国考察政教。参观德皇波茨坦离宫时，他听朋友讲述了一个故事：德皇威廉一世嫌波茨坦离宫附近的一座磨坊碍事，便派人将它强行拆除，磨坊主是条硬汉子，愤然上法庭状告德皇，结果法庭判决德皇重建磨坊，并赔偿损失。事后，德皇服从判决，并欣慰地说：“我国法庭如此公正，我犯的大错，他们都有胆量毅然判决，这是我国最可喜的事情！”杨昌济对此案的了结感触极深，在日记中写道：“西人之尊重法则不屈于权势有若此者，乃东洋人之所未曾梦见也。”
肆
十年弹指一挥间，杨昌济泛洋归来，清朝已变成民国。
1912年秋冬之际，湖南都督谭延闿欲罗致杨昌济为湖南教育厅厅长。眼见世态变了，但各方面仍换汤未换药，杨昌济失望之极，羞与政客为伍。此后五年间，他应聘于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湖南商业专科学校，在长沙做教书匠，竟甘之如饴。
1913年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随即爆发“二次革命”，袁世凯心腹爱将汤芗铭任湖南查办使，肆意捕杀革命党人。这年10月13日，汤芗铭杀害了杨毓麟的胞兄、省财政厅厅长杨德麟，杨昌济奔走营救，全然无效，他淋雨回家后，大骂儿子杨开智，实则是愤恨之情无处发泄。后来，消息传至日本，讹为杨昌济一同遇害，黄兴听闻噩耗，极惊心，也极痛心。当年在局势险恶时段，汤芗铭的幕客登门劝说杨昌济主动拜访汤将军，暗示他会有好果子吃，杨昌济相当硬气，把对方的“美言相诱”当成了耳旁风。
次年，杨昌济与好友黎锦熙办起《公言》杂志，所发表的《余改良社会之意见》强调自由平等，尤其强调容纳异见，方显公心，好同恶异，纯属野蛮。同时他也指出，胡诌妄语跟言论自由并非一码事，必须力戒，提倡诚实。《公言》只出刊两期，就被汤芗铭下令封禁了。
《新青年》创刊，刊发了杨昌济的《治生篇》《结婚论》等论文和译作。还刊发了他推荐的一些文章，例如毛泽东撰写的《体育之研究》。
杨昌济最用心着力的方面仍是教育，这从他的诗句“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可以看出。他在湖南高师开课西洋伦理学、教育学和哲学，“其规划皆先生之首创”。近代教育家曹典球的点评相当精到：“先生自精研中国经史、性理诸学数十年之后，又继续在日、英二国苦学九年之久，对于中西学术源流、政治风俗，了如指掌，加以本身之存养省察，事事物物，无不加以详密之分析，而后出之为语言，发之为文章，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浆，受其影响。”
杨门众弟子几乎都见过恩师在长沙寓所门框上挂着的那块一尺来长、三寸多宽的铜牌，上书隶字“板仓杨”。五年间，这块铜牌从河东到河西，再从河西到河东，杨昌济把家搬到何处，它就挂在何处，总有好学的青年徒步前来问学求教。毛泽东、蔡和森、肖子昇、陈昌、张昆弟等弟子都是“板仓杨”书房里的常客，他们组成一个哲学研究小组，从1914年冬到1915年9月，每逢周六或周日，就在杨家讨论哲学问题，彼此介绍进步读物，交流读书心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一些进步教员，例如黎锦熙，也被吸引到这个圈子里来。
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杨昌济乃公认的精神导师。原因很简单，新民学会制定的纪律，“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都是杨昌济的一贯主张。此外，他们不混世，不受生活琐事羁绊，不向腐败社会妥协，出淤泥而不染，这也与杨昌济对于政治和生活的态度高度一致。
杨昌济受曾国藩影响 ，将每天记日记当作修身功夫来做，也鼓励弟子门生每天记日记，有时还会借阅他们的日记，感受新风。在1914年的《达化斋日记》中就有这样的内容：“阅陈生昌日记，载有肖生旭东数语云：‘不为我造就我，而为国家造就我；不为我求学问，而为学问求学问。’颇有所见，故录之于此。”“阅熊、肖二生日记，知船山学社切实讲船山所著之书，此事深惬鄙意。刘艮老之绪论亦甚平实，青年肯往听讲，必有益也。”
刘艮老是船山学社首任会长刘人熙，卸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后，就潜心研究王夫之的学说。
出版家、教育家舒新城回忆自己在湖南高师的读书生活，感叹道：“在人格上最使我受感动者为杨怀中（昌济）先生……当时他教我们的是伦理学。他的道德观是融合中国的性理学与英国的功利学派的伦理观而贯通之，故极重实践。其处世接物一本至诚，而一切都以人情物理为归。他律己极严，不吸烟，不饮酒，读书作文均正襟危坐，处以虔敬，但对他人则并不强加干涉。常谓美之所以为美，须有多态统一，于人亦然，只要其行为不害及群众，应听其自由。在经济上尤为耿介，除以劳力所得，绝不妄取一文，而于物尽其用，则特别注重。”
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杨昌济“欲栽大木拄长天”，可谓用心于培元固本。
众所周知，杨昌济是杨开慧的父亲，是毛泽东的业师和岳丈。毛泽东在延安曾告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与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毛泽东还说，他写过一篇文章《心之力》，杨昌济给他打了一百分。
1915年4月，杨昌济日记中有一段记载，可见他与弟子交流之顺畅：“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在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诚然，农家多出异材，远的有曾国藩、左宗棠作为榜样，近的有梁启超作为楷模，杨昌济常以此勉励弟子。师生间知根知底，这样聊天，多么开心！多么暖心！
1815年夏，杨昌济举家迁至岳麓山下，家中特意给青年学生辟出一间客房，吃饭一大桌，睡觉也有床铺，他们谈天说地，更加尽兴。
杨昌济不仅重视操行、学问，也重视体育，常与青年学生一起锻炼身体。
1917年9月16日，他与弟子毛泽东、彭则厚沿铁道徒步至昭山，“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暖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六天后，在长沙他又与毛泽东一起到湘江游泳，然后去岳麓山下蔡和森的居处畅谈，当晚就住在蔡家。翌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山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太阳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句钟矣。”深秋时节，他仍与学生去湘江泅泳。
“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亦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气力，不得谓非运动中最有益者，人言固不足信也。”在这年9月底的日记中，他写道：“今日与郭君自存、族叔敬清同游岳麓，遍访名胜，至日西沉始归。归后复与毛君泽东、李君瑞伦、张君超、邹君蕴真、彭君道良等十六人，租二小舟，环水陆洲一周，清风明月，醉酒歌诗，亦甚乐矣。”
从《达化斋日记》中诸多记载来看，杨昌济住在岳麓山下的那段时光，天天有弟子作陪，有山水可乐，闲则游泳，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伍
1918年夏，杨昌济接受蔡元培的聘请，任北京大学文科伦理学教授，住在北京豆腐池胡同九号。湘籍名士杨度怂恿他利用人脉活动，出任教育总长。杨昌济对杨度、章士钊说：“我决不做官，我要教教书，著书立说。在北大教课，可常与蔡元培、李大钊、周树人等学者交谈，岂不更好？”杨度喜欢吃政治饭，吃相如何，有目共睹，此前他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鼓吹帝制，浑身沾满过虫蚁腥臊。杨昌济注重为己之学，看轻应时之技、登龙之术，他始终坚持正见，努力把学问做好，不肯听从朋友老乡的摆布。
入秋，杨昌济写信给章士钊，劝他弃政归隐，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政治漩涡中诚非吾辈所应托足，无补国事，徒有堕落人格之忧，宜飘然远引，别求自立之道。今日之事，当从底下做起，当与大多数国民为友；凡军阀、官僚、政客，皆不当与之为缘。不当迎合恶社会，当创造新社会；当筑室于磐石之上，不当筑室于沙土之上也。吾辈救世，惟赖此一枝笔；改革思想，提倡真理，要耐清苦、耐寂寞。望幡然改图，天下幸甚！”
章士钊一身兼饰政客、教授、媒体人、律师、清客等众多角色，其经历多姿多彩，杨昌济长年专心于学术，两人的志向和目标毫无共同点。杨昌济的劝告是否如秋风射马耳，也只有章士钊能够给出答案。
1919年初冬，章士钊起程赴法国游学，杨昌济听说后，在日记中写下欢悦之语：“幸吾言之见用，此于行严甚为有益。”行严是章士钊的字。
杨昌济严于律己，常自谦为“朽木”，每日三省其过错。未寡言，即戒之；稍自满，遂克治；偶然托大，讥议人短，则自我批评，以期做到与人无忤，与世无争；一年四季洗冷水浴；避免被无益的小事戕残性灵；廉于所取，非劳力所得，不妄取一文。他读书勤，涉猎广，思考深，笔记细，寻根究底，穷理析疑，犹如福尔摩斯探案。
有一次，他告诉学生：“我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程子曰：‘参也，竟以鲁得之。’曾子鲁钝，而卒为圣学之宗，坚忍之效也。余尝谓天才高者，其成就反不如天才较低者之大，要视其坚忍之力何如耳。”
这种“以久制胜”的坚忍精神，被杨门众弟子称为“达化斋的法门”。
1919年夏，杨昌济在《国民》杂志一卷一期上发表《告学生》一文，强调学贵力行，号召学生“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能行人之所不敢行”，“五四运动”引发的时代潮音令他振奋，此言发自肺腑。
之后，杨昌济读到《时事新报》上一篇题为《少年，驰骋》的文章，将老人视为应践踏的污泥、尘垢，不免心惊。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虽未老，然已届中年，但吾气浩然，仍怀迈往无前之志，以百年为期，尚可作五十年之研究也。要之，学贵日新，与年俱进，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吾亦曰：‘我这少年的精神不可死！’”
杨昌济时年四十八岁，以百岁自期，“尚可作五十年之研究”，相当乐观，其个人精神与时代精神完全合拍，确实一派生机。
为改变中国社会中行之已久的教育，杨昌济殚精竭虑，循着博学、深思、力行的路径前行，事无大小，全力以赴。其专著《伦理学原理》《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之根本问题》广获好评，学问日进无疆，正待结出更多硕果，却因积劳成疾，不幸殁于知命之年。
胡适为杨昌济的译著作跋，其中有言：“杨先生不幸于本年病殁。他是一个勤苦的学者，他临死前不多时还有信托我问杜威博士欧美最新出版的伦理学书籍，可见他至死不懈的精神。”
李肖聃撰文悼念杨昌济，字字句句情真意挚：“杨怀中之死，念人心伤，好学之笃，立志之坚，诲人之勤，求之友辈，遂无此人。……君于三十以前，既意量之渊远，大有得于时代精神。其意气似纯出于和平，而其心光湛然，力抗流俗，而浩然有以得于己，则姜生自谓不及也。今世道之不明，而学之不讲也，久矣。欲人之有志于为己之学，而不为逢时之术，盖亦难矣，然亦视士所自立者何如耳。君，寒士也，诚乐乎道，而不以穷饿动其心，此其学之所以日进不已也。”
杨昌济于临终之际，仍然用低弱舒缓的声音给前来探望他的湘籍名士方叔章讲述宋儒故事，“说毕，语叔章：‘吾意正畅。’旋一笑而瞑”。
这真是大学者最典型的离开人间的方法，当然，也是最惬意的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