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 | 费代里奇对再生产劳动的重新想象

原文 ：《费代里奇对再生产劳动的重新想象》

作者 |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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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是当代重要的女性主义学者和活动家之一。她的著作《卡利班与女巫》（Caliban and the Witch）已被翻译成超过20种语言。她与认知资本主义理论家乔治·卡芬齐斯（George Caffentzis）的合作，对公共资源理论和自治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女性主义的历史是对具体剥削形式和压迫形式的回应史，因而，它不仅仅阐明女性的解放斗争，更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逻辑的核心运作机制。也就是说，女性主义研究并非简单地如巴特勒那样对女性这一身份的“抵抗”，而是“超越身体边界”，更多是研究女性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所遭受的剥削形式。在传统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无偿的再生产劳动（往往是女性从事的劳动）是维系整个社会和资本积累的基础，但一直都是被忽视的一个部分。因此，今天我们在进行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过程中，要正视女性劳动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费代里奇一直反对从生物学概念去理解“女性”，认为“女性”是一种剥削的范畴，“女性”这个概念意味着再生产劳动，主要指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的劳动，包括生育抚养下一代、教育子女和家庭照料等。这些劳动是经济和社会运作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再生产劳动被视为非生产性劳动，不直接产生市场价值；这种劳动被归类为“私域”工作，与“公域”的市场化的社会劳动相对立。这种划分使得再生产劳动被贬值，其劳动者（主要是女性）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叙事之外。同时，将女性的劳动形式“自然化”，即将家务劳动、照料劳动和再生产劳动视为“女性天性”或“自然职责”，是资本主义维系其剥削逻辑的一种深刻策略。这种“自然化”掩盖了这些劳动形式的真正经济价值和社会作用，使其成为资本主义剥削体系的核心支柱。

资本主义的性别分工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维系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结构性机制，支撑着资本积累的延续。通过将女性定位为再生产劳动的承担者，同时将男性推向社会劳动的领域，资本主义不仅构建了一种性别化的劳动分工，还通过这一分工系统性地忽视和贬低女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核心贡献。费代里奇特别强调，以往的女性主义运动，包括传统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未曾真正触及这一深刻的问题，显然，费代里奇没有注意马克思关于“物的生产”与“人口生产”两种生产理论。不过，她始终将目光停留在这一再生产劳动上也有一定的道理，在她看来，改变再生产劳动的地位可以引发系统性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有利于女性解放，还能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运作方式。

提到猎巫，人们通常会联想到17世纪美国麻州塞勒姆的女巫审判。回顾历史，猎巫运动主要发生在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期的欧洲，是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在此期间，欧洲约有4万至6万人被处死。中老年女性、穷人、草药医师等群体被指控为“女巫”，遭受审判、酷刑甚至处死。从社会背景来说，这一时期正值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兴起的过渡阶段，土地被大规模圈占，农民被迫离开土地，传统的社区和集体生活方式被破坏，劳动关系从共同体内的互助形式转变为市场化的契约劳动。所以，费代里奇认为，猎巫运动并非孤立的宗教或迷信现象，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兴起过程中，用于控制女性劳动力、重构社会关系的政治和经济手段。猎巫运动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早期形成的重要因素。因而，在猎巫运动中，摧毁了许多旧的女性实践，譬如，许多被指控为女巫的女性是草药师或助产士，她们掌握的传统知识可能与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希望垄断的医疗体系产生冲突。当然，还有诸如女性被重新定义为“家庭的天职”，她们的劳动（如家务、育儿、照顾老人等）被自然化为义务，而非经济活动，以及许多被指控为“女巫”的女性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土地被整合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女性的生存权利因此进一步受到剥削等。

费代里奇基于资本主义兴起的视角对猎巫运动的分析是十分深刻的，她抓住了女性的“劳动”与资本主义经济权力重构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此分析的理论旨趣在于，费代里奇认为现代社会中新一轮的“猎巫”指控现象正在抬头。例如，在全球南方，贫困和不平等激化，社会需要一个“替罪羊”，女性尤其是贫困女性成为首选目标。当然，现代猎巫现象在全球南方的复苏，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女性主义抗争的方向依然需要朝向其背后的资本权力结构进行批判，而不能够局限在女性身份之内。

正因为将女性从事的“再生产劳动”与资本积累关联在一起，费代里奇给出的方案便不再是纠结于女性，也就是说，女性抗争不是要求“家庭主妇工资”，而是主张“家务劳动工资”（wages for housework）。所以，她始终是朝向劳动而非女性的身份，说白了，无关男女性别问题。这样一来，确立了家务劳动作为“劳动”的地位，并揭示了其在资本主义劳动组织中的角色。但是，如何改变这种劳动的资本积累呢？按照她的说法是，如果不彻底改变这个社会，我们就无法真正改善我们的生活。乍一看，这是很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味道的。因为，她认为我们正在颠覆这个资本主义系统，创造一个不以剥削他人和自然为基础的社会，根本的方向便是“社会自主性”的构想，这个想法在我看来其实与我一直主张的“重构社会性”有相似的地方。具体来说，她的“社会自主性”的构想有三个方面。

第一，费代里奇特别强调需要一场强大的女性主义反战运动，直面战争和暴力对社会的破坏。面对一些地区所遭受的苦难，她悲凉而愤怒地发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成千上万的女性走上街头，以女性主义者的身份直接抗议杀害儿童、杀害人民、使用武器进行毁灭，而不是为所有人建设美好生活？”这种反战运动不仅是对暴力的抵抗，也是对资本主义利用战争积累财富的控诉。

第二，费代里奇深受全球南方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再生产集体化实践的启发，而倡导新的共同性的生产。其实，这可以看作对扎帕斯运动的模仿，因为后者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机构，包括教育、医疗和经济合作社，倡导直接民主和社区决策。这不是新鲜的观点，比佛的大学构想也是如此，他的口号是“我们不需要有大师的学校”，而拉扎拉托等人则主张重建人与人的联合以创造共同性。费代里奇认为重构共同性的生产这种实践并非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发明新的共同生活方式、新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例如，通过社区共享资源，重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抗争资本主义个体化模式。

第三，费代里奇试图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重新感受到集体行动的力量，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重新赋予世界以魔力”。“我们不仅在街头示威时集体对抗资本主义，还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改变我们再生产自身的方式进行抗争。”这种日常化的斗争是一种具体而深远的抵抗资本主义实践。

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将会有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不会像智慧女神密涅瓦从宙斯的头颅中突然蹦出那样出现”。它需要改变社会再生产的结构，也涉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和共享模式。费代里奇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对再生产劳动的深刻批判和重新想象提醒我们，抗争不仅仅是为了女性的解放，更是为了创造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33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