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可谓是一个让人一言难尽的西方经济流派。它的影响力自不待言，始终是经济思想史上绕不过去的存在，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和柯兹纳也都是教科书级的人物，但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奥地利学派始终未能摆脱经济学这个学科中的“异议者”形象，即便是哈耶克的诺贝尔奖也无法扭转这一局面。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对这一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做出详尽的分析，但有意在未来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剖析奥地利学派的沉浮。作为社会学学者，我们更不敢妄议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思想，而是希望提醒读者这一学派和社会学千丝万缕的关系。
“奥地利学派的社会学思想”似乎是一种奇怪的说法，毕竟几位代表人物对经典社会学都有不少微词，而社会学对“社会”的强调（想想涂尔干对集体欢腾的描述）更是与奥地利学派所代表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背道而驰。我们两位作者不止一次听到追随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轻蔑地说“你们社会学家都是社会主义者”。这话不能说全错，但显然忽略了社会学思想的复杂性，更没有考虑到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偶然性。换句话说，社会学呈现今日之样貌并非必然；如果历史重演一次，这门学科很可能会以彻底不同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而奥地利学派不仅影响了社会学的诞生，更有可能塑造社会学的未来。其实，一切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都能够从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中汲取养分。
事实上，早在奥地利学派创始之初，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斯·韦伯就受惠于相关的思想。1883年，卡尔·门格尔出版了《社会科学方法论探究》，他在书中详细阐明自己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立场，并对历史学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由此引发了奥地利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论战。德国历史学派强调经验现实与历史脉络的优先地位，反对寻找普遍的抽象规律；奥地利学派则推崇演绎式的理论建构。这场论战影响了整个社会科学界的发展轨迹，涉及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至今仍是社会科学界讨论的焦点。
韦伯是这场论战的参与者，甚至自诩为历史学派的传人，却对奥地利学派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同情和理解，尤其强调理论建构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性。特别是从韦伯学术生涯中后期的发展来看，他显然从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中吸取了大量洞见。在韦伯提出的“解释性理解”“理想类型”“价值中立”等一系列对社会学影响深远的重要概念中，都隐约可以窥见奥地利学派的影响。“解释性理解”与奥地利学派的诠释学取向存在直接的亲和关系，“理想类型”可理解为韦伯在奥地利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之间的折中立场，“价值中立”更是直接来源于门格尔在《社会科学方法论探究》中对伪装成科学的意识形态毫不留情的抨击。可以说，没有奥地利学派，就没有享誉于世的韦伯。
关于奥地利学派和韦伯社会学思想的复杂关系，目前还是一个有待开发的研究领域，但韦伯研究权威基思·特赖布在《经济与社会》新版英译本（中译本即将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导言中已经有了值得重视的论述。
我们认为，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不仅仅在方法论层面上值得社会学借鉴和吸收，更在理论上和主流社会学思想有潜在的实质性对话。在奥地利学派浩瀚文本的细微之处，始终闪烁着社会学的思想洞见。我们计划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细致的梳理，在此只谈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严格说来是对社会学思维的反思。无论是奥地利学派本身，还是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基本都秉持个人主义的立场，强调以个体作为现象的分析单位，这招致了社会学家的猛烈批判，认为这种方法论主义将个体视为原子式的封闭个体，而真正的、活生生的人类个体始终内嵌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历史进程的塑造之流中。至少就奥地利学派来说，这里存在极大的误解。奥地利学派不仅不“反社会学”，甚至能够弥补主流社会学思维的缺陷。与其说方法论个人主义主张原子式的个体，不如说它将个体视为把握社会过程的认识论工具。
社会过程无比复杂，不仅在共时性的意义上共享着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更在历时性的意义上承载着来自过去的关系链条。如果缺乏简洁有力的认识论工具，我们便无从对复杂的社会过程展开分析。奥地利学派从来没有否认人的群体性与社会性，而只是将个体视为能够展开分析的、在社会过程中具有统一性的对象，以此为出发点来认识社会过程。它从没有除此之外的其他意图。例如，米塞斯主张以“目的-手段”的行动框架分析个体，并以手段适切于目的的程度作为分析行动的标准。目的和手段固然具有充分的社会性，受到个体之外的各种群体因素的影响，并且始终在社会过程中处于变动状态，然而，目的和手段本身从来就不是米塞斯意图分析的对象，他只不过是力图以目的和手段的行动框架来把握瞬息万变的复杂社会过程。如果说社会过程是一条不断流淌的湍急河流，那么奥地利学派就是以个体为勺子，尝试从河流中舀出一勺水来。奥地利学派提醒社会学家，当我们强调社会力，强调外部因素对个体的塑造时，切不可忽略隐含在个体身上的潜能与创造性。
更为重要的是，奥地利学派与过程社会学有诸多契合之处。社会学家对结构情有独钟，但结构功能主义的衰亡告诉我们，静态结构分析只能是死路一条。社会学理论之所以在帕森斯跌落神坛之后就一蹶不振，最重要的原因正在于它缺乏分析社会过程的理论工具，而这方面正是奥地利学派所擅长的。奥地利学派虽以个体为分析单位，甚至因此而具有了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先验论色彩，但其高明之处也正在于此。奥地利学派真正的野心，恰恰在于以先验意义上的个体为基础展开关于社会过程的论述。换言之，个体的先验层面只是形式意义上的，是社会过程得以可能的前提。社会过程具体的展开，就在于个体在内容意义上获得的知识，这种知识又是在米塞斯意义上的“目的-手段”行动中展开的。每个个体具有不同的行动目的与有限的行动手段，个体有限的行动手段并非总能在客观意义上达成其行动目的。个体的手段虽然有限，却不是一成不变的。个体能够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获取更多的手段，也能够反身性地思考已有手段能否达成目的。奥地利学派的过程社会学精髓正在于此！个体从来不是在唯我论的意义上达成自身目的。在上述行动过程中，个体必须考虑他人的行动，必须考虑这些行动是否影响到自身手段对于目的的达成，必须不断在行动过程中丰富自身的知识。因此，与其说奥地利学派强调个人主义或主观主义，不如说它强调“主体间性”。也正因如此，奥地利学派的过程论构成了一种深刻的过程社会学。
无论是韦伯还是米塞斯，当他们一百年前奋笔疾书时，并未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而是将不同脉络的思想融会贯通，寻找理解人类行动的最有力理论工具。时至今日，当社会学家发现结构与能动这对理论概念已走入死胡同，当不同脉络的过程社会学重见天日时，讨论作为社会学思想载体的奥地利学派，不仅能让我们认识到这一学派鲜有人知的另一面，更能为社会学理论带来期盼已久的新鲜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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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杨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