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东南亚如今与印度一起成为新世纪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一在“第一次全球化”中出现的世界区域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烙下独特的印记。而它在取得重大经济硕果的同时也付出了一定代价，例如，收入差距日益增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以及自然资源枯竭。这一地区也会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就对全球经济体中最脆弱的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造成重创。区域中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未能在2008—2009年华尔街风暴的全方位冲击中幸免于难。皮埃斯特（Pieterse）曾告诫人们警惕肤浅的“（回溯性）中国中心主义或印度中心主义”——渲染或回溯被帝国主义中止的辉煌历史。不过他也承认，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离不开“全球融合”，历史学追寻生活中的事实，动摇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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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黎明：亚洲大航海时代》

大东亚区域

本书在何种程度上证明了超东亚-东南亚区域或共同体的存在？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虽然我们很难确定存在一个统一的共同体，但我们认同存在数量众多且不断变化的共同体，它们通常有层级划分并处于更大的共同体之中。其中一些共同体由王室、国家的贸易或朝贡使团构成，有时亦会因王朝更迭、战争或入侵而重组。尽管中国编年史以外的史料并未对其进行详细记载，但许多王室中心都与中央王国在贸易等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港口城市是连接大国与小国的枢纽。除记载较多的官方贸易外，许多区域间的互动都是自发的，由商人冒险家甚至侨民私人发起。这些群体通常无关乎某一国家或政体。

虽然部分地区已经印度化、伊斯兰化、汉化或完全保持本土的特征，抑或受到欧洲商人或传教士的影响，但从历史整体的角度而言，一个连贯且人口、民族、信仰众多的东亚共同体已经产生。在这一共同体中有许多交融的元素，对国家和种族等本质主义的概念带来了挑战。这些共同体几乎包含了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等所有主要的亚洲文明。然而，在朝贡贸易、贵金属贸易以及与欧洲公司相关的活动中，还出现了其他在东亚地区广泛分布的群体，即菲利普·柯丁所谓的“贸易侨民”。

在东南亚群岛地区并没有一个罗马式的帝国统一各海岸，然而，贵金属贸易等以货币交换所需货物的商业交易将贸易港口和农业城市连成一张跨时空的贸易网络。此观点认为，黄海、东海、南海、暹罗湾、爪哇海、孟加拉湾以及至关重要的马六甲海峡是统一的整体而非分裂的碎片。除白银外，日本和中国的铜币几乎成了东亚地区的通用货币。这些铜币不仅在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交易流通，在文莱、爪哇等东南亚海洋地区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主要贸易地也被大量兑换。

与佩西所谓固定且有时间限制的区域性“技术综合体”稍有不同，一系列“技术综合体”的分支在文明及区域性和全球性的重要影响下不断演变，长期共存。时至今日，尽管全球化带来了同质化的影响，但人类学和考古学等方面的证据表明，这些前现代的“技术综合体”依然存续着。虽然不同地区对知识和技术转移的接受度各有差异，但其中一些转移在相应地区已根深蒂固。这对东亚这一独一无二世界区域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印度在东南亚世界区域中留下了重要的文明足迹，波拉克将这一区域称为“梵文世界”。在早期，印度南部、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爪哇的巴查查兰、婆罗洲的文莱等以贸易为主的东南亚海洋国家以及东南亚大陆的吴哥、泰族王国、勃固、蒲甘、占婆都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借鉴了印度的宗教、治国方式、书写系统、造型艺术和标志性建筑。它们并非孤立的政体，而我们鲜少研究其中的联系。当然，它们都参与了威信财、人力和思想转移与接受的过程。这些印度化政体通过朝贡贸易与中国相连。我们从中国的编年史料中了解到这些国家，首批到此的葡萄牙人也记录了他们的感受和印象，甚至还与某些东方宫廷建立了外交关系。

自7世纪起，伊斯兰教在欧亚大陆的传播带来了政治和商业影响。穆斯林贸易网络为古老的丝绸之路注入了新的生机，沿途新兴的强大伊斯兰政体，乃至东南亚大陆较为庞大的农业政体都高度印度化。东南亚并未出现中东那样的哈里发国家，但在我们所研究的时间框架内，伊斯兰教吸纳了众多皈依者，这些人成为如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达鲁萨兰国的主要群体以及菲律宾和中国等大陆国家的重要少数民族。即使在今天，中国和东南亚的穆斯林有时会将宗教置于国家之上，不过至少在东南亚的苏丹国，这种矛盾并不存在，因为当地统治者也是宗教领袖。

朝贡贸易体系的衰落

尽管历经朝代盛衰更迭及诸进贡国的兴衰变更，但中国朝贡贸易体系既是一个象征性的体系，也具有实际功能。由于明清之交等朝代变换和东南亚国家各国政治形势的变化，进贡国对华朝贡常无法进行。日本选择退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而越南则发展自己的朝贡贸易体系。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苏丹国，明朝对此大为震惊，尽管葡萄牙人曾居住于澳门，通过纳租纳贡的新方式进入中国。

明朝完善了朝贡贸易制度，但为何又将其废除？李约瑟解释道，明朝早期曾远征爪哇、马六甲和非洲沿海。迪亚士、达·伽玛和阿尔布开克等人开创的“葡萄牙世纪”其实从船只制造、海上探险和贸易外交等方面看也可谓“中国世纪”。约1420年，明朝海军在全盛时期不仅在亚洲国家中遥遥领先，也远超欧洲国家及国家间联合海军的实力。航海家亨利的后辈不断在航海领域推动重要的技术创新，虽然中国的海航技术一度领先，但在15世纪后却再也没有取得革命性的突破。在白银外流、内陆水上交通新发展等复杂经济、技术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明朝海军走向衰落。1474年，明朝仅剩140艘战船，造船厂也年久失修。到1500年，凡建造两桅以上帆船皆属死罪。1551年，多桅帆船贸易也被禁止。

明清根据形势情况对东南亚、西北亚、中亚和东北亚的朝贡国进行分级和调整。韩国、越南、暹罗、占婆、爪哇、马六甲、文莱和吴哥等朝贡国定期遣使携带贡品前往中国，巩固外交关系，促进本国和中央王国之间的贸易，以示臣服于天子的皇权与权威。文化借鉴、贸易联系和侨民群体也传播着中华文化元素。

1592年日本入侵朝鲜，冲击了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日本退出了历史悠久的中国朝贡体系，而朝鲜使团以及随团而至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多次前往江户幕府，这说明日本企图成为另一朝贡中心。不过，尽管贸易范围有限，日本仍通过长崎与中国、通过对马岛与朝鲜开展非官方贸易。

越南显然是一个特例，它于1406年遭遇明朝军队的攻击，又于1426—1427年展开反击。越南通过恢复与中国的朝贡关系、重新确立儒家思想的地位来抵御外来文化，在与泰族等其他少数民族部落的交往中，仿照中国建立自己的朝贡体系。在灭亡前，占婆一直是在当地征贡的霸主，挑战着明朝和越南。在阮主的统治下，顺化宫廷巧妙地将邻国（老挝和柬埔寨）视为朝贡国，朝贡使团除贸易使命外还具有政治性质。

斯图尔特·福克斯认为，清朝即使已在没落，还是努力在表面上维持着朝贡体系。除因地理原因与中国保持着特殊关系的俄国人外，葡萄牙使团（1670年、1678年、1727年、1753年）、荷兰使团（1656年、1663年、1667年、1686年）以及英国使团，都严格遵守朝贡礼制。王赓武认为，欧洲的介入最终致使朝贡贸易体系衰败。 18世纪末，只有越南、暹罗以及掸族和老族的部分国家还定期纳贡。 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事件a体现出朝贡礼制与蓬勃发展的海上贸易格格不入。1816年来访的阿美士德使团证实，“空壳”式的朝贡体系又延续了50年，但各国对外交新形式的需求已经出现。当时，中国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海军，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并通过通商口岸制度获利颇丰。

世界经济中的东亚-东南亚：退出还是依附？

东亚-东南亚贸易的范围、发展和活跃程度以及“近代早期”亚洲世界经济的性质都因众多事件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明朝时从流通货币体系过渡至以白银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几乎与此同时，葡萄牙人进入中国沿海贸易网络并于1557年在澳门永久定居，而且以长崎为中心的贵金属贸易体系兴起，在此体系之下葡萄牙人以及后来的荷兰人和中国人以中国丝绸交换日本的银和铜。蚕的采集以及丝绸的生产和出口是推动贵金属贸易的动力。影响近代早期东亚世界经济的另一事件是1564年西属菲律宾的建立，太平洋大帆船贸易启动并在以银易丝和以银易瓷贸易中，将马尼拉与中国、阿卡普尔科和新大陆等地联系起来。

在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印度纺织品无论是作为奢侈品还是日常用品，人们对它的需求从未间断。欧洲人加入历史悠久的陶瓷贸易中，为中国和日本的生产中心注入了活力，却将泰国和越南等早期兴盛一时的陶瓷生产国推向了边缘。最终，广州贸易体系的兴起终结了长达300年的贵金属贸易体系。广州贸易体系不仅涉及广州的帆船贸易，吸引了大量东南亚商人，还包含欧洲人发起的以茶叶易鸦片贸易，这一贸易彻底扭转了白银流入中国的趋势。那时，只有清朝周边偏远且分散的小国王公才遵守朝贡贸易制度。

本人的观点与范·勒尔一致，认为东亚-东南亚区域一直持续参与世界经济，并未从中撤退。但与范·勒尔的观点相比，我更认为东南亚本土经济最终从属于欧洲资本。在瑞德看来，18世纪时，东南亚国家显然没有效仿欧洲的模式。他认为，与前一个世纪相比，世界范围内的手工业专业化、私人资本的集中度以及科学探索的重要性均在降低，这说明，东南亚国家同技术及与其相伴而成的思维方式渐行渐远。因此，东南亚国家在官僚统治、民族凝聚力和技术层面均有所欠缺，难以应对下个世纪西方带来的冲击。

众多文化因素阻碍了东南亚商人银行家阶层的兴起，中国和日本的商人银行家不仅为帆船航行提供资金和担保，还促进了采矿、冶金、陶瓷生产与销售等复杂的原始产业活动。东亚-东南亚君主对西方科学的好奇心并未转化为亚洲的文艺复兴。伊斯兰教的传入也没有带来具有科学突破性的实质性实用技术，而伊斯兰教在“黄金时代”后也未曾引发学问方面的文艺复兴。无论怎样，先进的欧洲与落后的亚洲之间的差距之所以不断增大，是因为欧洲控制了重要的海上贸易，扼杀了印度纺织业等本土产业。

即便如此，直至19世纪，区域性的东亚-东南亚贸易网络仍生机勃勃。日本白银贸易吸引了中国帆船贸易和更为正规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18世纪初，日本城市需求不断增长，爪哇和台湾的蔗糖经济也蓬勃发展。同样，区域性的日本铜贸易，尤其是对越南的贸易，也促进了当地商业和丝绸业的发展。欧洲人刺激了中国和日本陶瓷业的发展，亚洲的生产基地和商人都从中获益。辛勤劳作在当地消费和劳动模式中发挥的积极效应不容忽视，劳动中的性别分工也值得注意，许多东南亚女性均参与到纺织业之中。

如瑞德所述，17世纪东南亚通过向中国靠拢而缓解了“危机”。华侨及其贸易网络拯救了东南亚，使之免于与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完全脱节。从越南到曼谷、爪哇的柏希尔海岸以及望加锡，福建与东南亚港口间繁忙的双向帆船贸易均由华人船长和沙赫班达尔负责。华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当地商人提供资金和担保，推动了岛际贸易。华人既是高档瓷器等名品以及实用陶瓷产品和铁器等日常用品的供应商，还提供化工产品等众多原始工业产品，并实际经营着遍布整个区域的商铺。即使是在明朝的“空窗期”，琉球、泰国和越南的商人也是乘坐中国的船只进入东南亚市场贸易。帆船贸易复苏后，中国替代遥远的印度和欧洲，成为胡椒、檀香、海参及其他自然产品和种植产品的另一市场。相比于常借武力或诡计获取所需之物的欧洲公司，华人，特别是移民群体，是东南亚王公贵族和精英阶层更为长久的合作伙伴。荷兰人被逐出台湾其实有利于东南亚帆船贸易，澳门的葡萄牙人也只能通过在望加锡、帝汶、越南南部及印度沿海的贸易中与华人贸易伙伴建立关系才能生存发展。

大概在1740—1780年，东南亚开始沦为边缘地区，但是在大都市垄断资本的冲击下，那一时期世界上所有边缘地区的命运皆是如此。虽然东南亚避免了印度莫卧儿帝国、美洲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海岛的命运，但在中国被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击垮之前，东南亚与中国通过最为重要的帆船贸易而形成的普遍联系仅为东亚地区提供了短暂的支持。

直至19世纪，若以纺织品生产衡量东南亚的本土商业发展和勤劳程度，从越南到泰国、爪哇、苏拉威西岛南部等地传统的丝绸和棉花生产依然具有惊人的连贯性，尽管印度棉花以及后来荷兰和英国的相关产品大量涌入。爪哇的峇迪蜡染和文化传统在这一时期复苏。唯一的一项改变是以从印度和荷兰进口的纯白色纺织品为原材料。在中国的支持下，东南亚纺织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从爪哇宫廷转移至北部沿海的港口。在新的世界力量与代理人的冲击下，“创新与变革”成为许多东南亚“传统”产业成功的生存策略。在这一时代，依附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产业的崩溃。

回顾当今的地区主义

东南亚历史文本与编年史中的“民族”叙事并未引发地区认同，人们很少能够从中获取有关更广阔外部世界的认知——至少对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影响范围之外的世界不甚了解。即使有伊本·赫勒敦（IbnKhalud，1328—1406年）这样诞生于土耳且博学多才的历史学家为代表，但这一传统显然也并未吸引众多东南亚追随者，但毋庸置疑的是，伊斯兰教观念触动了所有信徒。相比之下，明朝的年鉴可谓是重要的历史记录，至少较好地记载各朝贡使团、统治者及国家名称。跨越444年的《历代宝案》是用中文记载的琉球外交文件，再现了由相互联系的港口城市和王国组成的广阔世界。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无论是出于已知还是想象，南洋都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基于本土和西方知识的新版地图表明有关这一不断扩大的区域的共同认识传入了德川幕府和朝鲜宫廷。

今日，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碑铭学和制图学都在为现代东亚-东南亚国家服务，以赋予无秩序之处以秩序，加强人为划定的边界，颂扬国家与种族的概念（泰国、马来西亚），强化“多样统一”（印度尼西亚），服务于国家建设战略（菲律宾、东帝汶），构建归属感（新加坡），划分差异（柬埔寨），压制历史宿敌等对手（缅甸、老挝、越南）或兼具以上所有目的。大多数时间里，大多数殖民时代与后殖民时代的东亚-东南亚国家都施行一党制或以一党为主的体制，在强大的官僚机构、受国家控制的媒体以及教育课程的影响下，强有力的民族历史话语或历史叙事就此诞生。作为一种骄傲，这些阐释在国家博物馆、教科书、游行和立体布景中都有出现，在国庆节和英雄授勋时也会被大肆宣扬。

韩国与朝鲜对历史的书写天差地别。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其从前的对手越南共和国也都站在不同的立场对史料进行取舍。但当今中越有关南海争端的声明表明，从前东亚的儒家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历史。从各国教育部的具体做法中即可看出，不仅中国和朝鲜是这样，日本亦是如此。日本与韩国、日本与中国的教科书之争就是例证，2007年冲绳民众发起的反对东京修改战争史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也很能说明问题。但是，日本与中国在帝国史方面也存在分歧，韩国和中国也是如此，因此引发了国际学术和信息革命时代的历史“所有权”问题。

通往现代性的不同道路

东南亚的显著特征是它能够吸收、适应、融合、创造新的知识和实用技术。追溯至东山文化时期，这一过程是积极创造区域技术的环节之一，带有印度教、穆斯林和中华世界的文明印记。在技术交流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欧洲对东亚-东南亚世界地区的影响。

再以爪哇岛的峇迪制作为例，古代艺术中的蜡染技术不断发展、改善，而铜帽或印章技术的发展也使得该产业从欧洲的竞争中脱困。关本照雄（Sekimoto）指出，我们不应将爪哇早期的峇蜡染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证明东南亚本土创造力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源于中国、伊斯兰世界和欧洲的新技术在18世纪和19世纪成为宫廷内外作坊中的当地工匠和手艺人技艺的一部分。然而，东南亚各地区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却各不相同。

尽管受到新儒学的影响，民族凝聚力和官僚力量阻止了外来事物的入侵，但在德川幕府末期，在科学实验思维的发展方面，日本表现出众。不过，却鲜有地区效仿日本的模式。与此同时，欧洲在科技发展方面也未停下脚步。或许这听起来像是欧洲例外论，但启蒙运动中的怀疑主义推动了科学革命，使欧洲联同美洲一起成为全球的中心。

不论东南亚意愿如何，现代性还是在殖民资本主义的支持下到达了东南亚。彼时英国吞并了印度、缅甸、马来亚以及包括文莱苏丹国在内的婆罗洲；荷兰巩固并整合了在东印度群岛的行政统治；法国控制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美国结束了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泰国保持了政治上的独立，但也效仿明治时期的日本（1868—1912）和欧洲建立了现代化的君主制。欧洲殖民主义将其军事和官僚机制植入东南亚殖民地，继而转为对资源的科学开发、建设基础设施以及对当地行政官员进行基础教育。殖民资本主义提倡目的论式的进步发展，科学的普适性也融入了本土技术之中或将其击溃。而蒸汽动力的出现便是这一发展的前兆。

东南亚的后殖民国家继承延续了固定边界和海洋主权，这曾是地图帝国主义的目标之一。但是，新兴的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拥有平等地位，就亚齐、北大年、巴布亚、伊班人（达雅克人）、克伦人、赫蒙人和摩洛人等而言，种族和宗教的不同使得合法性问题备受争议。换言之，东南亚大陆的后宪章政体只是表面上承认无国家归属的少数民族。从婆罗洲到巴布亚，群岛地区“小众文化”向现代文化以及人为创造的中央集权式官僚文化的过渡则更不尽如人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亚二级港口城市出现，它们既是殖民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也是帝国商业网络中的关键枢纽。吉普鲁以泗水、海防、新加坡、香港、上海、天津、汉口、横滨、神户、釜山和仁川等为例，其中一些城市如今已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城市。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的后殖民国家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如列宁主义（中国、越南、老挝）、军队主导政治（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多党民主制（菲律宾）、新传统主义（马来西亚），甚至是绝对的君主制（文莱），但它们都接受了现代性、科学主义、发展主义、消费主义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自由发展主义。随着收入增长、发展的持续、主权财富积累以及中产阶级和超级富豪的出现，东南亚热带雨林、海洋和自然资源的生态已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区域中大片土地甚至人类的栖息地都面临着环境的威胁。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以及1997年成立的“东盟+3”等区域性组织表明，在探讨（前现代的）区域共同货币等共同面临的经济金融问题时，作为一个世界区域，东亚-东南亚如今至少在纸面上展现出更强的协调一致性。在此期间，中国和日本都提出了有关东亚共同体的构想。2009年11月，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论坛上谈及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提出建设“‘友爱’之海”的倡议，并指出“大多数地区贸易都依赖于海上航线”。与阿布-卢霍德一样，我们也为曾经连接另一时代的辛巴达航线的马六甲、巨港、亚齐、占婆、惠安、泉州等以前的“世界性城市”，众多“胡椒海岸”，以丝易银市场以及陶瓷生产基地的没落而惋惜，但在这一叙事中，了解并认识我们所处于何处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