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里有哪些口吃者,承受着世界与读者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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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我人生经验里长出来的一本书。”作家王永胜在分享《口吃简史》这本新作的创作历程时如此说道。从8岁到40岁,他是一个口吃很严重的人,有多严重呢?他要把手放在口袋里打拍子,甚至要跺一下脚,像炮弹发射一样,才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有时,他还要把一句话唱出来,才不会口吃。“我承受口吃的折磨。每一次写作,都是它的原点。从这个点出发,我就把我的故事写下来。”

在多年的写作里,他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散文才算是好的散文?他的答案是真诚。他回忆自己是因为嘲笑其他小孩才得的口吃,这就像一个“诅咒”,他直言写下来是坦诚面对并剖析自己,也跟过去告别。“写完自己的经历,我就会去思考那些跟我同病相怜的口吃的人,韩非、毛姆、朱见深……我和他们慢慢构建着一种对话关系。”

《安南想象》的作者朱琺对王永胜的经历表达了共鸣,他提到,有时候我们紧张、迟疑时会遇到一些临时性口吃的状况,在那些时刻,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才是完美的,结果就会造成更不完美的表达。王永胜回应说,这可能是人的本源状态。比如小说《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中主人公的爸爸在紧张时也会结结巴巴。他同时提到曼德尔施塔姆,“我在《口吃简史》里有两个发现。一是证明德摩斯梯尼没有口吃,二是从语言的风格和肢体动作,以及所受到的时代压力,我推断出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是口吃的。”他进一步说道,曼氏认为“不正常的,低语的声音,有时比正常的声音、更真实更生动,也更接近本质。”曼氏也是从这个角度去解读但丁的作品。朱琺表示这涉及一个我们的固有印象:似乎觉得作家必然能言善辩,但其实古今中外,有很多大作家说话都是结结巴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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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位作家看来,这又与我们的说和写是分野的有所关联。如韩非不能说就用文代替;又如有人当众讲话会很焦虑,因为表达需要临场发挥、随机应变,但回去写作时,台灯打开、手机打开,面对自己一人,思绪便会连贯起来。“一个概念反馈在语言表达中,可能会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在场的,可能被不完美地诉诸口耳的。另一种是反复被书写过的连贯完整的表达。”朱琺说,文字的产生甚至是为了异时异地的从容重现,克服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有限性,这是书写很有魅力的地方。

王永胜和朱琺,一位是温州人,一位是上海人,两人都是说着方言的作家。王永胜向朱琺提问:写小说时,在上海话和普通话之间有没有感觉到一种张力?朱琺认为作者,尤其是南方的作者关注到方言,是自然而然的。他指出:“最初,我们写作时有一种经验模式,应该去模仿北方人说话,因为北方语是一种通用语,但现在,我们会回到自身,回到个性,回到当地来。”他现在更担心的问题是:方言正在大量消失。“多年前我见过一个统计,说的是方言消失的状态,尤其以苏州的数据最为糟糕,好多苏州的小朋友已经不会讲苏州话。多好听的吴侬软语,想想还是蛮难过的。”两位作家提到自己的孩子现在也是能听懂温州话或上海话,但不太会说。不过,朱琺也提到金宇澄的《繁花》获得了大量的认同,“这种认同表现出的一种倾向,是大家开始更注重从这片土地上、肉身里、自古以来生长着的方言。”

这一点在汉代的文学家扬雄身上展现得很明显。他是一个严重的口吃患者,又从四川去到了当时的帝都长安,他本身就有语言焦虑,于是他调查各个地方的民风,编纂了一本中国语言学史上特别重要的书《方言》,他还不断模仿一些经典的文本,比如以屈原的《离骚》做一个范本,写了《反离骚》。对此,王永胜将话题引入有人认为杨雄这种模仿书写是不是原创性不够?在他看来,模仿也是最好的写作,“这种偏移的原创性很可贵。”

朱琺表示自己很钦佩杨雄,杨雄到长安的不适感和焦虑感促使他创作了模仿类的作品,“模仿是学习。从文学创作角度,我们可以把一个效果雕琢到、运用到大家都觉得很舒服的方式。这种舒服感可能来自于我们受到以前的经典场合、经典文本、经典台词的滋养。”他进一步补充道:“有个词叫‘审美疲劳’,和最帅最美的人膩在一起,待上十年,也会相看两厌,美的感觉会一点点淡漠。所以,真正的文艺,就会不断挑战大家既有的习惯、节奏。除非天才,更多的文学和艺术创作者都是通过不断模仿,进而超越的。唐诗‘两句三年得’就代表这样一种实践。”

两位作家接着从中国古代文学家聊到外国作家里口吃的代表人物——毛姆,王永胜说,毛姆口吃很严重的时候不想跟别人见面,需要一个助手挡在外面。看毛姆的小说,如果不知道他是口吃,会觉得这个人很刻薄。他在《巨匠与杰作》中,嘲笑一个女作家衣品差,也嘲笑过司汤达的口吃,如果想到毛姆自己本身也是口吃者,那么他的嘲笑就是一种自我嘲讽、自我折磨。不过,毛姆最终接受了口吃是一种正常现象。王永胜认为他对笔下的人物的态度比起刻薄,更多的其实是一种悲悯。

在这一层面,王永胜说自己的写作是忏悔,“写作是一种救赎,让我找到安身立命的方式。但曾被我嘲笑的那个小孩可能没有走出来,伤害还留在他的身体里。这是一种恶。所以我的作品也是忏悔录。”朱琺表示:“直面需要勇气,那些经验和故事既写在书里,也通过现在进行中的声音、通过交谈,抵达大家的心。这种沟通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