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彩虹：全球经济史宏大叙事的逻辑 | 书评

作者 ｜陈彩虹

翻开任何一部全球经济史著作，我们都很容易陷入主次轻重掂量的思想纠结之中。人类社会某一时段的经济历史，以超居人类之上造物主的眼光来看，一定是唯一和确切的，也一定是真实和客观的。但是，人类自己书写的历史，既不唯一，也非确切，真实性说不上完全，客观性说不上彻底。读如此的经济史，我们总会情不自禁地问，这样的历史可信吗？如何读这样的历史？又如何评说这样的历史？

美国经济史学家布拉德福德 · 德龙所著《蹒跚前行：1870—2010年全球经济史》，是近年有影响力的二十世纪全球经济史作品，2022年英文版面世，当年就戴上了《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年度最佳图书的桂冠。中文版2024年5月出来后，同样引来了较多关注和不少好评。这部以“宏大叙事”为方法完成的经济史，什么呈现了，什么省略了，什么浓墨重彩，什么一笔带过，将主次轻重的人类历史叙写难题，再次推到了我们面前。在跨越140年的世纪“加长版”经济史中，历史事件、人物和思想等，究竟讲了主要的还是次要的，讲了意义重大的还是一般的，全书的逻辑是什么，令人费神思考，也令人着迷。

一、“历史不可能”的公理

有这样一种近似于常识的说法，“历史是不可能的”。这句话至少有三种基本含义。

第一，人类历史是用文字、符号和影像等书写的。人类留传下来的历史，都是文字等形式存在的历史。而人类的全部历史事实，应当是每个成员每时每刻的经历总和，完全记录是文字等工具或载体做不到的。说历史不可能，首先是说，人类书写的历史，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类所有的经历之和。换言之，真实的人类全部历史，必定远远大于书写留传下来的历史。

第二，人类历史的书写者，一般是不在场的。历史的书写，不可能是历史事项经过的现场直接录写。历史的不可能，在这里指的就是这种书写者和历史事项的距离所产生的“不实”偏差，甚至于可能出现某些主观想象或虚构，历史的完全真实是做不到的。

第三，文字、符号和影像等工具或载体本身就有歧义。由它们所承载的人类历史，不同的人阅看，会有不同的理解。历史的不可能，表明相同的事项，可能因为书写工具或载体的问题，产生不同的解读，同一历史事项被人为地衍化出“多元”性来，历史的真正面目到底是什么，莫衷一是，难以断定。如古人用词造句，今人就有多种解释；当今书写的历史，恐怕后人也会五花八门地争论不休。

概而言之，书写历史的局部性、书写者的不在场和阅看者的解读差异，构成了“历史不可能”的基本理由。进一步看，书写者基于信仰、立场、思想、风格和技巧的不同，他们笔下流淌出来的历史，还会有各自不同的“创作”痕迹。这是在读任何历史之作时，必定遇到的事情，时常还会引动我们去挖掘作者书写的主观“意图”。在这里，基本理由加上书写者的个性，足以表明，“历史不可能”的说法，有着十分强大的公理性质。

从这个公理推断，人类留传的所有历史，都是局部的、欠真实的和可质疑的。对于那些主题综合，跨时较长，空间很广，各种关系十分复杂的人类历史，书写者更难走出公理的规定，他们除了大而化之地“宏大叙事”，并无他种方法可供选择来进行叙写。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部人类大型的历史之作，无一不是宏大叙事的产物。相应地，判别这种作品的成败或优劣，并不在于作者是否采取了宏大叙事的方法，而在于宏大叙事是怎样进行的——是否展示了最主要的事件、人物和思想，是否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真实的亏欠，是否能够赢得最小程度的怀疑和批判等。

所谓宏大叙事，简单说，就是大框架，粗线条，和无细节的叙写方式。一部大型的历史之作运用这样的方式，首先需要解决大框架如何搭建的问题。而大框架搭建的基本依据是什么，成了问题的关键。因为是历史的“叙事”，这个基本依据必然源自历史的事实；因为是“宏大”的建构，这个基本依据又取决于作者思考的逻辑。从“宏大叙事”依据的完整性上讲，一部称得上成功或优秀的历史著作，一定是历史和逻辑高度统一的作品。或者说，它是属于历史的，又是属于逻辑的，历史和逻辑无法分开。又或者说，这里的历史是符合某种逻辑的历史；同时，这里的逻辑是历史中显现的逻辑。

容易看出，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要求，时常会带来“宏大”叙写的冲突。因为历史是按照自然时间序列出演进阶段的，逻辑则是作者自己基于“历史发现”总结出来的。冲突在于，自然时间演进的历史，很难恰到好处地归入到“人为的”因果逻辑关系之中，客观的历史时间不可能契合叙写的主观逻辑安排。例如，二十世纪的全球经济史，时间从1900年到2000年整整一百年，但书写者从这百年经济历史里“发现”并整理出来的逻辑，连同演进主线和结果，不可能正好始于世纪元年而终于末岁。

这是另外一种“历史的不可能”，带给宏大叙事重大挑战。摆在书写者面前的选择是，要么让逻辑服从历史时段规定，要么让历史时段服务逻辑设计，两种不同类型的宏大叙事应时而生。对于历史时段为先的做法，时间的起始和终点是严格的，却可能破坏逻辑建构的完整，写就的历史存在前因后果关系不甚明了的风险；对于逻辑建构为主的叙写，逻辑自身的整体性得以实现，但必定打破时间的边界，历史时段需要重新定义，作者必将增加较多“意图”，存在历史某些误解的可能。不论哪种类型，长处和不足并存，无法简单判别孰优孰劣。但是，对于时间和逻辑的不同处理，历史的主次轻重清晰明了起来。

德龙是逻辑优先者。他将二十世纪的百年回拉了三十载，又向新世纪延展了十年，用一个十分罕见加长的全球经济运行时段，试图满足他逻辑完整地进行宏大叙事的需要。通常情况下，世纪史的书写即便较多地考虑逻辑安排，大多只会在一个世纪之内进行时间的裁剪，如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4年到苏联解体的1991年等，因而产生有不少“缩短版”的百年历史读本。增加四载之多的世纪历史叙写，不只是少而又少，重要的是，作者无疑有非同寻常的“大意图”，轻而易举就将我们的视线，迅速地引向了他那超越时间规定的逻辑。

二、二十世纪全球经济史的“北方逻辑”

本书的英文主副标题分别为，Slouching towards Utopia和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 直译是“艰难地走向乌托邦”和“二十世纪经济史”。中文译本并未字面对译，去掉了“乌托邦”，写明了加长的年限区间和“全球”字样。相信译者有自己的考虑。就作者宏大叙事的逻辑而言，英文标题揭示得更为清楚。

首先是“乌托邦”。乌托邦是世界一切存在完美的集合。因为完美，乌托邦又是世界一切存在的终结。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是用来向往的，不是用来实现的。颇有意味的是，不论个体还是群体，人类始终就在追求那个“富裕、舒适、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天堂，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奋斗，组合成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实际上，乌托邦不仅寄托了人类对无限美好的期盼，也是批判当下和实践前行的方向。漫长的历史进程表明，公元1500年之前，人类生存、繁衍和生活的基本物质条件都难以得到满足，通过经济之途走向那个“桃源之境”只能是幻想，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途径自然扮演起了历史的主要角色，演示出人类追求极致幸福早期时段的轨迹。然而，1500年之后的“帝国—商业革命”和177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经济破冰，市场扩展，财富增长加快并累积起来。到1870年，经济从无足轻重的陪衬骤然登上了前台。随之而来，“前无古人”的经济爆发性持续快速增长，降临到了这个星球之上，直到一个多世纪之后的2010年。

如果说，人类历史如同一部连续剧，这个140年的人类社会，经济就是主要角色。社会关系、政治治理和文化内力等隐退成了历史的背景。即便是两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战争的经济性质极为突出，可以说是从属于经济的。正是在如此大框架下，德龙建构了他的经济史宏大叙事。与其说，他叙写的是一部二十世纪经济类专门史，不如说，他述作的是人类这个世纪的整体史，只不过“经济主角”的历史事实，让经济成了这部作品的主旋律而已。简言之，二十世纪的人类史，等于一部经济史。人类社会向乌托邦的行进，这次走上了经济之道，梦想的幸福通过财富快速增加得到了部分实现，乌托邦不再是全然虚无缥缈的想象。

其次是“全球”。在德龙的笔下，“全球”只是隐匿地存在，或者说，由选择出来的北方国家，即后来的“经济发达国家”代表而存在。宏大叙事的逻辑是，北方国家主演了这个时段全球经济增长的剧本，南方地区被带动却始终只是个落伍的配角。这个脚本的史实基础，是北方国家先期突破了正式帝国的束缚，向外扩张，启动了全球化进程，并率先完成了自身帝国制度向民族国家的转变，基于技术爆发、市场体系和政府行为的特殊作用，引领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

正是围绕向乌托邦行进的经济逻辑主线，德龙赋予了这部世纪史作明晰的两面性。一方面，全球经济演化历史的可信性，这140年的人类社会经历，就是由北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巨变，尽管充满了暴政、危机和折腾；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未来趋势的茫然感，2010年收笔时，北方国家经济主位式微，逆全球化来势猛烈，各类市场大起大落，人类社会是进是退，经济还能否立足历史舞台的中心，无从预测。隐约的感觉是，新世纪全球经济的态势，即便还有些许上行的空间，二十世纪的那幅高速惊奇之作，大概率是“后无来者”了。

先谈可信。可信是历史作品成功的标志，它表明逻辑和史实有着高度的统一。应当说，加长版的二十世纪，没有任何领域的变化可以和经济发展相提并论，德龙由此赢得了总体叙写的可信。他用了技术发展指数（或知识价值指数）来衡量。以1870年这个指数取值为1，公元8000年前是0.04，公元元年为0.25，1500年达到了0.43；到2010年，这个数值是令人目瞪口呆的21。也就是说，二十世纪140年间经济水平上升的幅度，竟接近人类社会前9500年提升的高度。此等惊天动地的经济成就，如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得以实现？

德龙从“宏大”视角归结的原因是，北方国家在技术爆发的驱动下，工业实验室和层级公司组织的涌现，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一归因，隐含了一个巨大的引申之论，那就是全球市场日趋扩大和紧密，造就了整个地球上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要知道，实验室与公司组织带来的是产品和服务源源不断的供应，全球化则意味无限扩展的市场中永续不尽的需求，市场供和求的持续繁盛，天边的经济神话就这样真切地变成了鲜活的现实。

令人费解的是，和经济同行的，竟然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光怪陆离。在德龙的叙事里，很大部分都是负面、极端和罪恶的内容。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血腥，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极度疯狂；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巨大折腾并最后走向静寂，更有两种阵营的冷战带来的东西方长久惊恐不安；特别是，二十年代末期出现的大萧条，对全球经济的深度破坏性影响迟迟无法消解，这些与经济高速发展看起来完全不相容的史实，恰恰是这个世纪里的“宏大”板块。最好的时段，德龙认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七国（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二战后的三十年，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时期——经济增长，社会和谐，政治民主，文化相容，但它在140年的漫长世纪里，比重不大。随后而至的“新自由主义”，即以“大市场和小政府”为特征的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虽然在世界范围蔓延，并与冷战后新全球化以及信息科技进步下的超级全球化结合，驱动了世界经济再上新台阶，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经济作为历史主角的地位瞬间摇摇欲坠。

德龙得出的结论是明确的，又是含糊的。明确的是，二十世纪人类通过经济之途走向乌托邦，历经大起大落，大曲大折，朝遥远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但全球社会太多的悲情、无奈和挫败，汇集成了2010年历史的一个终结。含糊的是，终结的是什么？是全球化，经济，还是新自由主义？历史还将延续，终结不了的又是什么？是技术，企业，还是市场经济？他没有直接回答，但笔触悄然地指向了经济。潜台词是，历史的下一个世纪或更长远，经济将让出主演的舞台。至于谁将粉墨登场，只能“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了。

再看茫然。茫然是历史作品的明显缺陷，它意味着逻辑将某些关键的史实排除在外。尽管德龙将二十世纪拉长了四十年，南方国家的经济地位在文本里还是被忽略的。这个忽略，有历史真实的一面，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北方国家一直是世界经济的主流，这些国家经济叙事的逻辑是可以“宏大地”覆盖全球经济体系的。意料之外的是，中国经济的骤然起势，猛烈地毁坏了如此的逻辑。一个总量从无关紧要到2010年排名世界第二的经济体，德龙仅仅作为全球经济史的“例外”来看待，令人茫然的，就远不只是对这样逻辑的大为不解，更有对未来全球经济和社会走向的极度困惑。诚然，未来不是当下简单的重复，但未来终究要从当下演化而至，哪些现实的光芒将逻辑地照进未来，德龙没有告诉我们。他的逻辑，只是北方国家引领的全球经济的可能终结。

三、“加长版”中的超长短板

在二十世纪全球经济发展中，中国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不过，以百年为准，从改革开放之初到世纪末的二十来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实质影响和贡献，也就十来个春秋——渐进式的变革，起始阶段累积能量，效果在后期才展现。德龙的历史逻辑，这样看起来并无大谬。问题是，他将时间延伸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有了三十年的长度，有了改变和重塑世界经济主力军的地位，再做“例外”处理，就不能不令人疑惑深重了。

更具意味的是，在“加长世纪”最好的时段结束后，仅过几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外打开国门，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亮色，并迅速上升为世界的动力源和持续增长点。这是一幅怎样的世纪经济图景？是不是可以说，北方国家引领的全球经济，如果“例外”掉中国，其终结的时间就在八十年代到来之前？换句话说，是不是“不例外”中国经济，“加长版”的后三十年全球经济繁荣，才符合历史事实，才能让德龙的逻辑较为完整？

中国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全球经济史无法绕开的话题。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次经济制度的深远变革，一个人口众多但经济落后的国家，果断地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主动融入全球大市场体系之中；对于世界而言，这是全球化最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情——南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新建构，不同阵营意识形态的强烈对立开始缓和，连同多元文化价值的初级互认，共同的经济和贸易利益，首次高居在不同地理位置、社会制度和人文传统的民族国家之上；市场原则高于一切，市场理念求同存异，市场交易席卷整个星球，一个全面、互惠与和平竞争的新型全球化时代到来。

在这样的时段里，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往，不仅重新定义了全球化，也决定着新的世界局势和未来走向。百年也好，“加长”也罢，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和美国经济，合作中竞争，竞争中合作，互补和互促，携手演奏了一曲全球经济持续共进的雄浑交响乐。正是这“人间能得几回闻”的妙音，一方面赋予了世纪之末经济大戏别样的精彩，另一方面又潜埋了新世纪再度蓬勃的另类能量。一句话，中国和美国经济“比较优势”的世纪性叠加，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也暗示了某种可能的前路。

回看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满打满算不足百年历史。1945年之后，未经战火的国土、和平稳定的环境和心神安宁的人们，演化出了史称“婴儿潮”的人口快速增加时期。六十年代初美国人口突破两亿，跻身人口大国的前列。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骇人听闻的灾难，美国却赢得了多元的红利，如人才、技术、大型公司组织和较完备的基础设施，以及包括美元在内的国际经济实权和话语权等。所有这些，聚合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之下，联动发力，使得美国一骑绝尘，成为了西方国家的首领，伴随苏联大小阵营的分崩离析，世界霸主的地位突显并稳固下来。

按照康德拉季耶夫60年的长波理论，美国经济如果没有外部超强因素的介入，从二战结束起算，经济复苏和繁荣到七十年代中期会出现“拐点”，之后进入衰退和萧条期，大致会在2005年前后完成一个周期。德龙“加长世纪”的安排，隐约有着康氏周期理论的影子。然而，站在今天来看已经过去的历史，则有另外一种完全不能略去的演进结果。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大幅度地修改了长波理论的主要参数，美国经济获得了“例外”的能量，即便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未能导致其陷入不能自拔的中长期经济衰退之中。

再回看中国经济的历程。1840年之后的两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卷入西方帝国商业扩张的全球化，赔款割地和丧权辱国的沉重打击，经济倍速倒退；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紧接1919年的五四运动，将中国带入民族国家的时代，开启了现代经济的新史；随后的三十年，尽管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变迁诸多的动荡，经济相当落后，但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都落地生了根，中国和领先经济体只有较远距离，而非另一个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的三十年，虽历经艰难曲折，以工业进步为代表的现代经济体系初步建立了起来。当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时，中国经济也就是改换赛道而已，从计划轨道转上了市场的高速路。

以经济增长的技术、资金、管理和劳动力“四要素”衡量，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前三项很弱，只有劳动力强大和市场需求强盛。美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恰恰在这三项，却迫切需要外部“有支付能力”的市场吸纳，以获得最佳回报。中美经济的互补，首先表现为中国以劳动力要素支付来获取美国的技术等要素。得益于如此的互贸有无，中国经济弱项要素的“原始积累”得到快速厚实。当这种“原始积累”超过某种阈值，中国经济自身的完备性提升，要素成本大幅降低，持续性的高速发展势所必然。与此同时，中美经济也从较为纯粹的“优势”互补，逐渐转向相互促进的竞争了。

“加长世纪”的后期三十年，可以肯定，中美经济是“双赢” 或“双得”的。这等“双赢”或“双得”，外溢出正向福祉，惠及到了整个世界，诠释出如此全球化的真正内涵，即建立在市场平等基础上经济主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尤其是南北国家之间的关系。它和历史上通过战争、掠夺和剥削等形成的全球化，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为那样的全球化所引发的，是对战争、掠夺和剥削的反抗，是再战争、再掠夺和再剥削无休止的重演，整个人类社会连“零和目标”都达不到，谈何“富裕、舒适、自由和平等”理想社会目标的实现。如果说，这种新型的全球化，能够维护下来，持续下去，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就将向着现实的“乌托邦”平稳地前行。新世纪已经过去近四分之一，我们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陈彩虹，原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董事会秘书，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

本文原载于《读书》2024年12期新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