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璐等: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演进、实践进展与特色模式 |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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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十周年之际,本文从政策与事业推进的时间维度、域内实践与区位特点的空间维度与特色模式的战略维度出发,运用政策分析、实证分析和大数据平台数据挖掘分析方法,对十年来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演进、实践进展与特色模式展开系统回顾,并提出战略思考与展望。一起来看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璐等人的深入解读——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旨在通过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教育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领域,其协同发展不仅有助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促进产业升级转移,还对形成区域协同创新体具有重要意义[1]。十年来,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2]。


在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十周年之际,本文坚持高站位、谋长远、促实效的研究旨趣,从政策与事业推进的时间维度、域内实践与区位特点的空间维度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与特色模式的战略维度出发,综合采用政策分析、实证分析和大数据平台数据挖掘分析方法,回顾十年来的政策推进情况,研判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实践成效,梳理协同发展的特色经验,以期系统勾勒实践变迁之道,创新破解区域差异之困。


一、时间维度的京津冀教育协同:政策演进与事业推进


(一)政策推进的递进式特质


自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十年间中央及三地政府共发布21份重要政策文件,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提供了宏观方向、目标、思路、布局和重点任务的指导[3]。从政策的发布主体和规范内容来看,十年政策推进呈现“顶层设计谋思路”“地方响应打基础”“多点并进寻突破”“数智赋能强内涵”的递进式特质。


“顶层设计谋思路”表现为由党中央、国务院和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等顶层决策主体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地位、思路和“一核两翼”城市功能定位等着力点进行规范性确认,其规制主体主要是国家级和跨省(市)级的宏观管理部门,为地方政府提供执行性规范和实践推进的清晰方向,强调缩小区域内公共服务差距,为要素流动和一体化发展创造条件。


“地方响应打基础”反映了政策分析和执行视角的重大转变。京津冀协同成为国家多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的一部分,与其他区域相互区别又协调联动。政策明确了“疏解承接”“以点带面”“由点及面”的协同策略,由政策定向到基层创新探索的实践导向逐步清晰。进一步明确“一核两翼”北京对雄安新区的支持方式、副中心与北三县的协同发展,以及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不同阶段的多层次合作方式的具体规定,为三地教育协同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多点并进寻突破”展现了政策导向由宏观化和框架性向精细化和纵深性转变。“精细化”表现在政策细化了京津冀教育事业发展的思路和策略,提出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不同阶段的多层次合作要求,同时对“一核两翼”重点区域之间的教育协同发展方案和举措给出了明确规定。“纵深性”表现在从关注区域教育差异缩小到既关注均衡发展也关注制度完善的跃迁,事业发展和协同治理“两手抓”,同时对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近期(2020—2025年)和远期(2035年)目标予以界定,使协同发展的落实方案更具针对性和可行性。


“数智赋能强内涵”特质是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京津冀教育协同走向优质、均衡、创新、共享的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具体表现为三方面转型升级,一是跳出教育看教育的价值论升级,以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推进的思路,健全高校协同创新机制和职教产教融合机制,推进部市高校合作、校企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增长引擎能力和技术技能人才供给能力,增强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二是把握本质办教育的认识论升级,紧紧围绕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推动教育协同“先强—后强—共强”的阶梯式目标落地;三是新质生产促教育的方法论升级,《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2024年工作要点》对加快构建数字化时代基础教育教学模式和强化对重点区域教师教研科研能力软帮扶方面进行专门部署,以数字化和智库支持双管齐下提升京津冀教育新质生产力,开辟教育协同发展新赛道。


总体而言,京津冀教育协同政策的顶层设计形成了梯次推进的政策体系,集中体现出“中央统筹、地方负责、基层探索、多元联动”的决策组织模式,“疏解承接、事治并重、点面结合、三位一体”的战略思路,以及从“宏观化”和“框架性”走向“精细化”和“纵深性”,跃升至“智能化”和“开放性”的治理特质。


(二)教育事业发展总体向好


下文从人口素质基础、教育普及与规模、资源投入、在地国际化水平四个维度,探讨京津冀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十年间的发展变化、三地教育事业发展的横向比较,以及教育发展均衡水平的变化趋势。[一]


1. 人口总体文化水平提升且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京津冀地区人口总体文化水平整体提升,2020年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率均值为1.18%,比2010年的2.14%有所降低。北京、天津和河北的人口总体文化水平均有所提升,文盲率均呈现下降趋势。京津冀人口高学历群体比例整体提升,域内每10万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数从2010年的18758万提升至2020年的27113万,增幅达44.5%。京津冀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有所提升,2020年域内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26年,比2010年增加0.86年。


2. 教育普及与规模水平有所提升


京津冀高中及以上阶段教育普及水平有所提升,且各级各类教育普及均衡水平不断提升。2020年,京津冀地区学前三年教育毛入园率为90.5%,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5.2%)。京津冀地区九年义务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98.5%,略高于95.2%的全国均值。三地高中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超过97.0%和59.2%,均高于全国均值。北京义务教育阶段普及水平在三省份中最高,天津的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普及水平在三省份中优势明显,河北与京津两地尚有差距。


3. 师资和经费投入总体提升,略有差异


京津冀基础教育师资配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域内阶梯分布明显。2022年,京津冀初中、高中和高校的生师比均较2014年有所提升,分别为初中11.41、高中11.15和高校17.34,较2014年的水平分别增长0.38、0.39、0.45。京津冀师资质量整体提升且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域内仍存在梯度差异且结构性不均衡。2014年至2022年,京津冀小学至高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均有所提高。北京各级各类教育师资配置最为充足,天津其次,河北师资配置最为紧张。京津冀师资质量整体提升且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北京各级教育师资质量优势明显高于河北,天津在高中和中职教师质量方面与北京略有差距。


4. 在地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北京增量较为突出


京津冀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近年来显著增加,北京增量尤为突出。2014年,京津冀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数为3所,项目数为9个。2024年,域内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数为22所,项目数为163个,其中北京地区增量最多,机构数和项目数分别增加了11所和80个。


总体来看,京津冀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水平整体提升,人口素质基础和教育普及水平提高,教育投入增加,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但区域间存在差异,北京在人口素质、教育普及、师资配置等方面均领先于天津和河北。天津在高等教育相对规模上位居三省份第一,但在师资配置和创新服务能力方面与北京有差距。河北在基础教育规模上最大,但在人口文化水平、高学历群体比例、教育普及水平和师资配置规模方面有待提升。从标准差分析来看,京津冀在教育事业发展上的均衡程度有所提升,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空间维度的京津冀教育协同:区位特征与实践成效


(一)城市群视野中京津冀教育协同的区位特征


1.京津冀具有“三产重、人文强、院校多”的相对特征


京津冀城市群在经济、社会、人文和创新发展方面具有显著优势。2022年人均GDP为12.2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5万元)和珠三角(11.7万元),略低于长三角(12.9万元);区域内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比值为2.22,高于全国均值(1.32)和长三角(1.35)、珠三角(1.37)水平。2017年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825,位列全国前列,且高于长三角(0.802)和广东(0.792)。京津冀的创新驱动力主要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位居2023年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指数19大城市群第三位,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企业创新主体形成鲜明对比,后两者分列第二和第一位。


2. 京津冀地区呈现人才引留“四高”特征


京津冀地区在人才引留方面呈现“四高”特征:平均年龄高(37岁)、学历水平高、长期居留意愿高、落户意愿高。2017年,京津冀流动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为24.47%,长期居留意愿超过10年的比例为28.09%,落户意愿高达58.41%。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在吸引高学历人才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二]


3.京津冀教育极化效应明显,需要提升均衡水平


京津冀地区在人口素质基础、资源投入规模、财政性经费比重和高等教育质量与竞争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2022年,京津冀每10万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数为27113人,高于长三角(20701人)和珠三角(15699人)。京津冀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26年,高于全国均值(9.91年)。京津冀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中度方面表现突出。2024年,“双一流”建设高校数和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分别在全国占比27.2%和28.5%,显著高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但极化虹吸效应明显,需要提升区域教育发展优质均衡水平,提升高校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对区域发展的贡献度。


4.京津冀地区教育国际化进程具有内生渐进式特征


从教育国际化的相对特色看,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国际化驱动要素、历史路径和区域特色有所不同。依托丰富的文教资源和国际交往历史传统,京津冀地区在教育国际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体现出基于文教磁力牵引的内生渐进式特征。


(二)政治、人民、战略属性下教育协同的实践进展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在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下取得了显著进展,教育资源优化配置、辐射带动作用、共建共享机制等方面成效明显,为区域教育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4]。


1. 非首都功能疏解成效显著


自2015年以来,京津冀地区有序推动非首都功能疏解,累计减少市属高校和普通中专招生计划3.5万人,压缩各类教育培训机构193个,减少培训人员6万余人次。中心城区部分高校有序向外疏解,27所高校累计疏解学生10.8万人。北京沙河高教园区和良乡高教园区(现良乡大学城)的建设,促进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学科重点实验室的集中。


2. 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成效显著


京津冀基础教育共建共享逐步形成。通过政策分析和实证调查发现,京津冀多重政学研主体间签订多项资源共建共享的官方协议,聚焦师资课改提质,兼顾整体资源扩优丰富合作项目,构建联盟共同体,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广泛开展教学教研资源共享、名师名校长协作、名校办分校、手拉手帮扶、校地合作和学生交流,优质基础教育资源供给种类多样,教师、学生和学校均在京津冀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中获得多方面赋能,优质资源共建共享的总体满意度和资源匹配度超70%。


3. 京津辐射带动作用明显


雄安新区教育获得优先发展,北京三所“交钥匙”援建学校已于2023年9月开学,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等对口帮扶雄安新区四所学校。通州副中心教育品质稳步提升,规划学校246所,新增学校133所,优质中小学、幼儿园实现招生。北三县教育一体化发展,提升北三县教育教学水平。


三、京津冀教育协同的特色模式


(一)基础教育共建共享:由浅及深七种模式


从京津冀教师参与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共建共享的活动类型和资源共建共享的深度来看,京津冀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供给参与方式可归为七种模式:自助式、套餐式、参与式、体验式、定制式、重塑式和建构式。自助式主要为网络教学教研课程和学习资源的共建共享;套餐式主要为结合资源接收方需求开展的教育培训;参与式以名师名校长工作室为代表形式;体验式以教师跟岗、轮岗、教师互派、学生交流为主要形式;定制式以委托代管办学为主要形式,如人大附中托管保定三中;重塑式以援助学校为主要机制,如北京八十中援助雄安容东分校、容和第一高级中学和兴贤初级中学;建构式以援建学校为主要模式,如北京为雄安新区援建三所“交钥匙”学校。


(二)高等教育协同创新:多重螺旋分类联盟有机互动


京津冀高等教育实现知识生产模式迭代升级,产学研用多主体螺旋互动,共同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立“(1+1+N)×2”工作机制,探索形成大学“育种”、中心“育苗”、企业“育材”、区域“成林”的“有核无边”协同创新格局。


(三)职业教育融合发展:产教融合三体培养订单人才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天津市教育委员会、河北省教育厅共同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创新建设职普融通共同体、产教融合联合体、科教融汇集合体“三体”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体系。园区以跨区域协同培养为模式,打造“校—企—园”发展共同体,已与多所高校和多家企业合作,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积极探索“本科人才订单培养”新模式,用教育赋能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5]。


(四)形成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五跨”研究机制


为努力形成更加紧密的教育科研协同发展新格局,促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原三院合作共建的基础上扩充“两翼”,即北京市通州区教育委员会和河北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的相关力量。中心汇聚战略研究、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德育思政等不同领域专家,综合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信息技术等多元学科背景,引入盛学成长、中教传媒等教育大数据公司力量,组建跨区域、跨组织、跨部门、跨领域、跨学科团队开展协同研究。通过聚贤融智,助力京津冀高质量教科研体系建设,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五)数智教研双效赋能教师教科研水平跃升


发挥京津冀教研优势乘方效应,三地携手共建公平、高效、可持续的京津冀大教研共同体,形成“大教研共同体—学科教研共同体集群—学科教研基地—学科教研实践基地校(龙头校)—校本教研”大教研格局,以高标准、高质量教研推动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建立“四课联研”跨地域跨时空教研模式。学科教研共同体围绕新课程学科教学共性问题和关键问题,以主题化教研为主线,以课标落实、课例研究、在线课堂、线上评课“四课联研”方式开展教研活动。建立京津冀教育协同数字平台,支持京津冀学科教研共同体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共享数字资源、优秀课例、教育工具等,开展跨区域教研活动,实现“一网共研”。通过多地域、多主体、多形式的深入合作,实现教研工作的深化与拓展,促进京津冀地区数字教育资源和数字智慧的有组织流动,推动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四、战略思考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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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对2023年4月1日至2024年4月21日间与京津冀教育协同相关的23725篇网络文章分析发现,舆论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支持雄安新区教育优先发展、加快京津冀职教融合发展、跨区域合作办学与对口帮扶、强化教师培训与交流等10个方面(见上图)。


综合来看,在疏解整治促提升和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方面,京津冀存在“优深实”方面的问题需要共同破解。“优”的问题在于部分战略区域教育的优先发展和京津冀全域教育的优质均衡;“深”的问题在于京津冀教育协同的重心落点能否深入校长、教师和学生三类关键主体,并促进三者的深度参与;“实”的问题在于如何通过教育协同满足各主体提质赋能的实际需要,取得互利共赢的实在成效。同时,在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方面,京津冀存在“高精尖”方面的挑战需要协同攻坚。“高”的问题在于如何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精”的问题在于如何精准服务国家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人民终身学习需求;“尖”的问题在于如何全面提高各类尖端研发创新应用人才和顶尖研发领导者的自主培养质量和“引、育、留、用、评、服、奖”成效。


未来在建设教育强国的宏观战略背景下,京津冀既需要基于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区域、城乡、学校、群体间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不断促进教育公平和增进三地人民福祉,彰显教育的人民属性,也需要基于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着眼构建京津冀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助力教育强域和教育强国建设,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提供坚实人才和智力支撑,不断提升京津冀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吸引力,丰富教育政治属性和战略属性的实践表达。建议京津冀建设协同创新体制机制综合改革区,在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方面构建“优质引领示范区”,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构建“创新驱动实验区”,在开辟数字化新领域新赛道方面构建“数智赋能先行区”,在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构建“筑巢引凤磁力区”。


注释

[1]李军凯,刘振东.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 北京教育(高教),2018,(03):20-23.

[2]张永凯. 以首善一流的干部教师培训助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J]. 北京教育(普教版),2024,(04):8-10.

[3]赵占香. 京津冀职业院校外语教育资源共享研究[J]. 才智,2022,(15):86-88.

[4]李奕. 千年大计 教育先行 [J].  前线,2024,(02):112-115.

[5]陈华,刘英. 京津冀协同发展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成立[N]. 河北日报,2024-02-22. 

[一] 数据主要来源于2015年和202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三省市的统计年鉴。

[二] 数据来源于《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

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优先关注课题“新时代深化首都高校教师科研绩效评价改革研究”(项目批准号:CFEA22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李璐系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冯洪荣系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中学高级教师,本文通讯作者)


文章来源|《人民教育》2024年第23期

文章作者|李璐  冯洪荣

封图来源|《中国教育报》通讯员 李海涛 摄

责任编辑|谭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