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X家族: 一种经营阶级控制模式
7.照顾失能的人
X家族强大的慈善事业支撑着中镇所有慈善机构。每年社区基金工作收尾时,它的赤字都在最后一天被匿名补上,中镇再次“获救”。基督教男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赤字也都是悄悄地被补齐。公司是后者的会员,其雇员能够去那里游泳和打篮球。“X基金”处理许多这样的捐赠以及不同的事情,比如确保能够被治疗的结核病人住进医院。如果社区菜园在大萧条时期需要资金购买种子,X家族的一位成员就会提供资金。他们还找到与X工厂相邻的工人区的一位校长,做了一些安排,从此校长经常受到资助来开展所在区的各种小的福利救济,校长和其家人在夏天还被送到湖边度假三周。中镇甚至还有一个1.7万美元的动物收养所,是X家族一位成员在1930年建的。1934年的一份报纸社论总结了X家族在当地所做的遍布各处的好事:“就如面临城市危机时经常发生的那样,X兄弟及其家族又会解救社区,这次是提供……”,诸如此类。X家族成员散布在当地各种慈善机构的董事会中,默默地提供支持,对于在大萧条时期进行集中管理以及保持联邦和当地在救济上达到某种程度的一致非常有影响力。如上文所述,那价值150万的X纪念医院就是家族完全给予城市的礼物。几年前,家族还为在州首府修建一座残疾儿童医院而大量捐献。
美国小镇动物收养所。[来源:gooood.cn]
8.获取信息(新闻界)
X家族已经连续几年在股票上影响力很大,按当地不太严格的说法是“控制”,这是中镇《晨报》的说法。这家报纸在当地有时被称为“X报”。中镇还跟州首府的一家主要日报有利益关系。
同信息传播有关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当地一位工人在1935年指出,通过与学校董事会、共济会会堂和大学的联系,X家族现在还控制着中镇所有的大型会议厅。这种“控制”目前是附带的,并且无关紧要。但这种情况可以显得非常重要,比如,如果工人运动或激进运动要在中镇变得引人注目的话。
这种扩散性的控制体系不是仅仅靠在一个小社区拥有巨大财富就能自动出现,这一点可以同中镇另一个工业领军家族形成对比。另一家族的兄弟们——我们称之为Y家族——拥有城里一家重要的工业企业,尽管拥有巨大财富,但在中镇非常低调,X家族有多显眼,他们就有多不显眼。一位同这个家族保持密切联系的杰出市民这样描述他们:
Y家族很多方面都是X家族的反面。他们给工人的工资很高——我相信,甚至比其他镇上的工会规定工资还高。他们并不反对他们的工人在国家复兴署之下组织起来。他们没有任何公民自豪感。他们是一个奇怪的、类似宗族的家庭,他们只为自己,受情境所迫才不得不对中镇做贡献。他们从不像X家族那样“喜欢学习”。他们是好人,我喜欢他们这个样子本身,但他们生活圈很窄,超脱于当地生活。他们根本就不是融入者,而且仍然有一种他们不怎么“属于”这里的感觉。
Y家族展示了一种能力,那就是一边拥有巨大财富居住于中镇,一边又很大程度上游离于城市核心利益之外——如果它如此选择。
前几页所展示的X家族控制的画面可能会给我们一种印象,即家族中的成员不论老少都保持着密切而统一的计划。但实际情形要比这个随意得多。甚至家族内部也有相当大程度的稳固的个人主义存在。虽然X家族在方向性问题上保有共识,但并没有一个家族“参谋”来对投资、控制进行战略规划。一位当地商人提醒道:
家族中仍然健在的两位长者是相当不同的人。较年长的是家族里的族长,是早年发家的赚钱好手,并一直如此。两位中较年轻的是个鲁莽的人——一直都是,也会一直是。他不止一次时富时穷。
家族的年轻一代,钱多得不知道怎么花。年长的不会将工厂的控制权放到他们手上,所以第二代就将钱、时间和兴趣挥洒到各种不同的方向。
X家族所有四个儿子加上五个女婿中的两个都在中镇,主要在家族工厂的不同部门做着不同的工作。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兴趣可见下面这份不完整的清单:
一个儿子买下了邻近市里啤酒厂的控制权,该厂是其玻璃瓶的一个销售对象;还有很多生意之外的兴趣;他还是银行的董事;他是中镇新的民主党“领袖”,是大萧条时期州内12个县的区域救济主任;他还对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感兴趣,他的小舅子是该协会前全国指挥官。
一个儿子对医院建设和基督教男青年会夏令营感兴趣;同上面的一个兄弟一起,向当地机场进行巨额投资;是当地信托公司的董事。
一个儿子是银行董事,并且像另外一两个兄弟一样,有一个示范农场,专门养殖阿拉伯骑行马和优种牛。家族的马术俱乐部、马展和乳业活动就出自这些兴趣。
一个女婿是信托公司和当地一家“莫里斯计划”(Morris Plan)贷款银行的董事。
因此我们要时刻记住在中镇“X家族控制”属于非正式的,并且大部分不是来自集中协调意义上的规划。家族工业、整个家族的商业利益和慈善事业紧密结合作为核心是清楚的。除此之外,轮廓更加模糊,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成员个人的一时兴起。然而,就中镇而言,重要的是在城市生活最重要的时刻,就有一位X身处那个具体的当地运动的指挥中心,或者说离得很近,因此对其产生一种保护性的保证,“X家族对此很关心”。即使一个儿子一辈子“支持禁酒”,并且是反酒吧联盟的支持者,但买了一个啤酒厂,另一个儿子“转投民主党”(正如一位商人说道,“天啊,那个家族竟然有人会这么做!”),并且据报道,他个人不再反对工厂里的工人受国家复兴署的影响成立劳工组织,这些事也不会引起家族不和。家族内部相处得很好;他们对方向基本上有着共同的判断;这样,水从这么多斜坡流下来,经常能够让家族所有成员都生活其中的共同金水池的水平面升高,就在意料之中了。
在回顾这一无处不在的个人控制体系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镇人对此怎么看以及它对文化带来的各种影响是怎样的。
一座5万人口的城市对这样的复杂情况是怎么想或感觉的,要尝试对此描述是危险的。但是,在适当考虑许多例外的情况下来说,尽管经营阶级施以恩惠,并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友谊,中镇生产阶级倾向于憎恶这个家族及其权力大概是准确的。这种粗略的区分需要再细化。生产阶级的态度可能只对事不对人:比如据说邻居被列入黑名单这样的事;新的下水道,清理流经X家族那一排华丽房屋的河水,“他们”(“那些在城里说了算的富人”)因此想要对“我们”城南征税;X工厂反劳工的政策和工资政策,诸如此类;对“财富”“权力”“被支配”的反应,这部分人在传统上倾向于独立,但对工作没有安全感,也没有特别的“社区”归属感。这种反对“富人试图欺骗市镇人们”的情况有一个典型案例发生在1930年,当时据说X家族想要利用公共费用在边远地方铺一条跟他们房产项目相连的道路,中镇城南抨击这是“‘百万富翁’的提议,是在商会那些富人的支持下,要修那么一条不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没个尽头的街道。整件事只是场打着幌子的地产交易的一部分”。那条路随后用公费修了。一位中镇人所说的一段话非常典型:“这里的生产阶级普遍非常不喜欢X家族。他们感觉,他们付微薄的工资,然后又给中镇很多东西。这我当然知道,因为我就跟他们住在一起,为X家族工作。”这种潜在的不喜欢,也被当地的政客意识到了,他们“对城南做的演讲就不同于对城北做的”;X家族自己也意识到了,比如,据说他们还公布了这样的声明,要卖掉其所拥有的一个牛奶场,这通过接管另一牛奶场而实现名字转换,以一个在城南不那么容易受攻击的名字销售牛奶,来保持销售的持续性。
另一方面,大部分经营阶级或者欣然接受或者围绕X家族聚成一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得以赚薪水、获红利、买新别克车、送孩子上大学,取决于这些人的事业。X家族对中镇经营阶级而言,象征着安全。直接地说,他们的安全意义,是通过对城市实行“安全并保守的”控制和慷慨满足地方需求来实现的,如解决社区基金的赤字,在大萧条中阻止地方银行损失,为城市设计林荫大道系统,拨款建新医院、建大学,让城里的孩子能够获得便宜的教育,为城里的店铺带来生意。间接地说,他们支撑着经营阶级,因为“我们知道,X家族永远不会让中镇失望”。“如果不是X家族,我们会是什么样呢?他们为城市做了所有的事”,一位经营阶级女士谈道。一位经营阶级男士愉快地说:“大萧条时期,他们告诉镇上,谁也不会在这三个大银行中少一块钱,当X家族的一位成员站起来那样说的时候,就没人会再担心了。”中镇经营阶级尊敬X家族,往往就像伯克尊敬英格兰贵族那样,认为他们是“为整个国家遮风挡雨的巨大橡树,一代又一代地使他们的利益永存”。对扶轮社的人而言,能对金融界的王室说一声“你好,弗朗克”“你好,乔治”,自身便带有令人宽慰的保证作用。基瓦尼俱乐部授予家族“服务星章”以表彰其至高的社区服务,并且字面上将家族比作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Julius Rosenwald),意指其成员还健在的时候就愿意捐赠。
我们从经营阶级男性这一边,并没有听到对X家族及其对当地事务的控制有多少抱怨,这些男人持续关注着生意上的事。一位商人会秘密地抱怨,为了迎接强大的竞争对手X家族所开的百货商店开业,而不得不在报纸特别版面购买广告这事;偶尔有年轻一点的固执而独立的人会憎恨当地商业控制集团沉瀣一气。但主要说来,就像其中一位说的那样,商人非常愿意说:“X家族是热诚、富有、健康、干净的基督徒,并没有被其财富宠坏。他们可能对员工付得太少,可能将工业放在中镇之外,可能控制着银行、商业等,但他们非常慷慨地贡献着,为城市做了很多事。”
中镇经营阶级女士,也分享着同丈夫一样的感受,正如一位妇女所表达的,“X家族就是太棒啦”。但在女性世界中,同X家族的联系基础不一样,相应地其忠诚的基础也多少不一样,或者是相反的。中镇女性负责的不是努力获得经营阶级经济收益的分成,而是要将她们的家庭放置在更安全的社会位置上,而社交场合的规则比她们丈夫要处理的更复杂。正如中镇一位男性所说,“在家里,女性是世界上最无私的生物,而同外人在一起,她就立刻认为她的家庭受到怠慢而因此恼火、变得孤僻”。因此,中镇经营阶级妇女就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类型的评论在源源不断地传播着,“X家族跟人保持着距离。你永远不会知道在你和他们的关系中这层遮挡什么时候会褪去,你将同一个你并不十分认识的人礼貌地说着话,而对方对你并不十分感兴趣”。还有“X家族非常友好、民主,但是他们常常自己坐在一边”。我们在这里看到,男性和女性世界之间有一条裂隙。在男性世界中,可接受的标准基本是非个人的,而在展示商业成功面前,涉及个人的商业“成功”和个人特质比如“冷漠”被搁置。在女性世界中,标准更直接指向个人,相对更集中于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上。
从长远的目光看,这些细节会慢慢散去,我们试图去衡量这种居住地控制体系对一座城市的影响。在一小群有亲戚关系的富裕而有影响力的家庭的慈善控制之下生活,这对整个城市的人们会有怎样的影响?
随着过去十年里儿子们已经在家族控制体系中取代了老一辈,家族在社区中的地位也因此变得世袭,中镇的阶级分化显然更稳固了。在中部州,对于那些取得成功、白手起家的人,人们自由地欢呼喝彩,当财富变成世袭之后,这种情形就变了,财富原本是个人事业中获得的,是来之不易的地位,现在变成了一种由阶级、特权、理所当然的差异所形成的没有那么多个人特性的制度化的“体系”。正如别处所指出的,人们在1935年对上层经营阶级同下层经营阶级之间差异的印象要比1925年更强。城市在十年间增长了一万人,这本身就加大了选择上的区分。但中镇上层收入家庭现在更多是一个“独特的群体”而较少“融入经营阶级群体的生活中”,这一事实不仅是城市规模在起作用。似乎与之更为相关的是,围绕着X家族四个现在已经成年的儿子和两个女婿的家庭,还有他们的示范农场、优种马、马术俱乐部、飞机等,形成了一群较年轻的有点更一致、高级和有自我观念的上层阶级。那么多这样的家庭在城里X新居住区一带物质上的集中,帮助经济上层的这一群人同经营阶级大众从心理上切断开来。他们的休闲模式,以马术俱乐部和每年一度的马展为代表,也强化了他们的差异。X家族上一代人的休闲方式就同中镇人不一样,包括去欧洲旅行、去芝加哥和纽约听歌剧这样的事,但在中镇,他们同其他人一样地努力工作,在有限的闲暇时间里,他们所玩的也是同其他当地人一样的那些简单东西。尤其是老一辈的男性成员,他们总是全心投入生意中,从不间断;他们很少做那些跟富裕的有闲阶级相关的事。年轻一代带给中镇的是一种新的自我观念更强的休闲方式,它以继承的财富为基础,而且很明显,这种休闲非常昂贵。他们也努力工作,但玩得贵,并且同多少更确定是自己社会圈子的人一起玩他们自己的那些体育运动。
尤其是在大萧条时期,X家族控制体系加大对当地领导力的影响将受到仔细考察。当地两位报业人士主动说道“X家族对于社区有种不幸的影响,因为他们让人们过于依赖他们”。如果将中镇直接或间接依赖Ⅹ家族的人口加起来,总数是中镇12500户家庭中的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这包括X家族工厂大约1000个员工的家庭,百货商店五大层管理、销售人员的家庭,当地大学和医院,社区基金机构,基督教男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银行和最大报社以及一长串政治、宗教、地产、零售、工业单位中的员工的家庭,这些人都“得罪不起”X家族。X家族对中镇的控制绝大部分都是无意识的,不是有意的,这一点再怎么重述也不过分。除了家族麾下直接雇用的直属队伍,人们并不是接受指令去做。应该说是这样一种控制,当人们要做重要决定时,除非同X家族政策保持一致,否则就会犹豫。我们在这里见证的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长手指无处不在。中镇商人同全国同行们一样,在大萧条中损失惨重;他们的“美国梦”的小角落就要变成噩梦了。他们自然要寻求任何能彰显信心、决断和成功的庇护,若要向不被认可的方向出发,就需要非同一般的勇气。随着时间流逝,这种依赖变成了习惯,扼杀了他们的主动性。
1935年,人们会有这样的印象,在中镇并没有多少年轻的独立制造商创建自己的小工厂。现在有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为他人工作,但并没有1925年那种感觉,当时遍布充满活力的年轻领袖,他们强势进入城市长者主导的委员会。“像十年前A、B那样独立、年轻并且不断涌现的领导人哪儿去了?”一位商人被问道。
这无疑夸大了形势,也反映了银行因大萧条而形成了明显的保守主义。但从其他渠道也听到了同样谨慎的评论:“每次中镇有好工作,都是谁得到了!不是谁的儿子就是亲戚。这就是为什么中镇对年轻人而言,是一个很难有突破的艰难之地。”扶轮社仍是令人向往的公民俱乐部,另一个人是其成员,抗议把会员的儿子招进扶轮社:“天啊!不管我们的会员分类有没有意义,但只要涉及会员的儿子,他们总会在分类上耍花招,并把他弄进来。”一位熟悉中部地区其他城市的商人表达了在中镇的困惑:
另外一位经验丰富又敏锐的市民对当地领导力的另一个方面的评论,也许在这儿并非不适用:“我在这里看不到像十年前那么多精力旺盛的年轻道德领袖;有性格和决心的年轻人没有出现。”但是,同这些评论相对,应该听听另外一位四十岁出头的当地商人所说,他现在接管他父亲的生意: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很明显是相当复杂的情境,对此,不可能做出任何确定性的总结判断。调查者的印象是:
这种控制网自1925年以来,尤其因为大萧条,无疑是收紧了。
在很多时刻,控制都是无意识的,而在有意识的时候,也是如商人们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是好意的,出于“公益心”。
在很多时刻,控制体系的操作都是将公共福利看作经营阶级的福利。
上层几乎没有特意要把当地的银行家、商人和意见领袖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有自我意识的“我方”压力团体;但是中镇商人所形成的明显的向心趋势,是资本主义和信贷控制文化的一种正常行为,在这种文化中有一种潜在的控制中心,以丰富的个人资源为形式,显示他们愿意伸出友谊之手。
只要这些拥有丰富个人资源的人,表示愿意为公众利益来帮助解决地方问题,领导力和控制力就会被周围环境强加于他们身上,而他们的模式也将变成官方指导模式。
作为一个持续的事业,在任何特定时间看,这一中心控制机构,可能会、实际上也确实会以许多微妙甚至通常无意的方式行事,“张着嘴,露着牙,温和地微笑,欢迎小鱼进来”,与之相伴随的是后者失去独立的领导力。那些试图要保持独立的人,往往被认为是当地人说的“捣乱”。当地民主党的那位编辑喜欢顽皮地将人们贴到墙上去,不是用大头针,而是用大刀,在文字上这样描述:“银行、工厂、大学、啤酒厂、走失宠物狗待领所、医院、市长、县长的所有权都集中于这个百万富翁集团,对市民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经济压力,让人们觉得自己生活在被束缚的房屋里。但是,这也是一个和善的受保护的领地,慷慨地向所有来到营地的人提供保护。但这个人员熙攘的俱乐部总是时刻准备着惩处异己。‘善待他们,他们也会对我们好’,这样的说教在这里流传已久。”
X家族控制体系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很难猜到。在下一个十年,第一代中仍然健在的两个巨头很可能会不在人世。目前家族的政策似乎是,还要捐出收入中非常慷慨的一部分,因为要不然也得交税。但是家族的财富会相当完整地传给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婿,他们现在都是三四十岁出头。这些第二代们的多样性就更大了,开拓型的第一代以专注于商业为特点,而第二代中则存在着竞争,有政治野心上的,有作为乡村绅士生活的活动上的,还有其他消遣上的。第二代绝不仅仅是“富人的儿子”或“挥霍的人”,而是灵敏、有能力、负责任的。他们没有搬到大城市,而是留在中镇,成为家族团队骨干分子,事实上意味着这种社会政治制度延续了下来。当地一位牧师表达了他相信X家族年轻一代“要比老一代更好”,尽管有两位商人同时认为“X家族的年轻一代在能力上不能同老去的那一代相比”。支撑他们财富的力量还将存在,但是人们怀疑,这些更年轻的成员对于当地事业投入的强度将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小,他们没有同城市商业先锋们一起并肩作战,将19世纪80年代的繁荣小镇建成后来的城市。同时,与第一代相比,所继承的财富提高了城市阶级分化的可能性,伴随着第一代的财富演变为第二代手里的权力,当地的社会纤维强度也软化了。
自本章写作以来,家族“族长”热情洋溢的小儿子,被拥护为中镇“第一位年轻市民”的X家族33岁的“王室王子”,1936年5月因自己驾驶飞机遭遇空难而去世。这可能会对家族在未来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带来很显著的改变。尽管在家族模式中长大,这个儿子已经成为家族影响范围内一股革新的力量。他的特点表现在,在中镇内外都为医学研究提供资金,并且他最具价值的成就之一是在中镇新医院的一座独立大楼里建立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研究单位。在年轻一代失去这样一位核心成员后,人们可能正在见证一连串事件的初始动作,这可能最终使得家族的工业股份被外界较大的控股集团吸收,家族年轻一代成员最终会作为经济上独立的人,分散到政治和其他事业中去。
书籍信息
《转变中的中镇》
作者 [美]罗伯特·S·林德 / [美]海伦·梅里尔·林德
译者 梁文静 / 王晓燕 / 高卉
商务印书馆
2024-10
作者介绍
罗伯特·林德 (Robert Lynd,1892-1970) 和海伦·林德 (Helen Lynd,1894-1982),夫妇二人均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曾担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社会学;海伦·林德曾在纽约莎拉劳伦斯学院任教。夫妇二人闻名于他们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美国东北部一个小城镇“中镇”持续的社会研究,其成果凝结为《中镇》(1929)和《转变中的中镇》(1937)两部著作,他们的研究也使得“中镇”成为美国文化研究的重要标本。
译者介绍
梁文静,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教于重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王晓燕,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高卉,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石河子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〇本文节选自《转变中的中镇》,梁文静、王晓燕、高卉译,商务印书馆出版,2024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美国硅谷周边城镇。[图源:huanyuju.com]
〇编辑 / 排版:芋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