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数字化下人主体性的消解与重塑 | 社会科学报

马克思主义研究


人的主体性总是作为自我与他者辩证统一的后果才成为自我与他者辩证统一的前提,作为主体构成要件的他者得不到突显和承认意味着作为他者构成要件的主体同样得不到突显和承认。就此而言,必须对资本无限扩张的同质性进行制衡,以敞开“数字他者之域”重塑人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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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资本数字化下人主体性的消解与重塑》

作者 |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兴盛/副教授    郭雪颖/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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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曾用“座架”一词概括现代技术的性质,进入21世纪,最为鲜明地刻画“座架”性质的现代技术是数字技术。数字化系统正全面嵌入人的生活,而人的生活也构成数字化系统的环节,二者互嵌展现了“数字世”正在来临。然而,“数字世”大门的敞开还伴随资本主义的“阴影”,在这一时代,人的独立性被强化,自主性却在不知不觉中遭到消解,这一悖论的产生源于资本无限扩张的物化本性对数字技术的宰制,其借数字技术实现对人的全领域深度殖民,将人的自主性消融在自身的同质化逻辑中。我们需要反思资本数字化殖民对人的真实个性的侵蚀和瓦解,捍卫人的主体性和自由。


资本逻辑宰制下数字化生存的“二律背反”症候


与前现代社会个人紧密地依附于一定的整体不同,现代社会个人独立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出发点,这是历史发展的重大成果和社会进步的体现。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全方位影响,人们的主体性也随之陷入一种微妙的状态:一方面,人们在使用数字技术建构的虚拟空间中极大地伸张自身的个性;另一方面,这种伸张背后隐含了一种新的操纵与支配。


人与数字系统双向规定。在当今时代,数字媒介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人们每天都在数字媒介构筑的网络中活动,极为频繁地注视电子产品的屏幕(尤其是智能手机),这种注视已内化到人们生存的基本结构中。而当数字化系统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对象时,我们本身也被数字化,因为对象化和非对象化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人们在规定对象的同时也受到对象的规定。因此,当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通过表象为数字符号来衡量和调控的时候,人本身也被置于数字化系统建构的平面中加以规定。


资本逻辑宰制下数字化生存的“二律背反”症候。由于资本逻辑对数字技术的渗透和宰制,数字化系统建构的生存环境已经显现出深度溶解人的个性的征象,这鲜明地体现在置身于数字化构境之中的个体展现出的一系列“二律背反”症候上,即集“虚拟社牛”与“现实社恐”于一身,“个性乖张”与“自主坍缩”于一身,“海量选择”与“迷失自我”于一身。


人的现实本质朝着“抽象物”的方向“单向度”发展。上述“二律背反”症候表明,我们看似自由地使用数字化系统构造生活,但我们接触的信息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选择和行为受到资本逻辑的无形支配,在此过程中,人的自主性变成了被“数字水泥”固定在虚拟空间而对现实日益“脱敏”(无所适从)的“伪个性”。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资本主义建构的数字化生存模式使人的本质朝着“抽象物”的方向“单向度”的发展,背离了“现实性”的“总和”之活泼丰富的状态。


数字技术已初步搭建全新的人类生活体系,这一体系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这一系统还将给人类带来更为复杂深刻的变化。对于这一整合人类生活全域的系统,我们必须警惕资本的同质化本性在其中的扩张,在反思其殖民机制的基础上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人的主体性遭到遮蔽和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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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抽象隐秘的资本数字化殖民机制


与其他现代技术相比,数字技术具有更强大的介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能力,目前它已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变成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载体,数字技术的这种能力使其成为资本最为青睐的工具,资本正是利用这一工具建构出更加抽象隐秘的殖民机制。


被定制化的信息。信息是数字平台的基本元素,各大数字平台乃至整个数字系统和数字空间就表现为海量的信息流。在资本的宰制下,无数信息流被编成大“网”,用以捕获用户。这种捕获的关键在于以定制化的信息围猎用户,将用户环绕于特定的信息中,以此组成“茧房”。每个身处“茧房”的用户,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均受到平台背后的资本调控。以此为基础,资本塑造人们的消费、促使人们在无意识中生产数据,以实现其更快增殖的目的。


被塑造的消费。用户首先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在数字平台面前,他被强制要求同意授权平台获取和使用他的信息,以获得进入平台的权利。用户日益被绑定平台打上依附烙印的同时,平台通过获取用户信息定位用户需要和偏好,在此基础上,“精确制导”向用户投放广告,以刺激和加速消费。不仅如此,平台还结合用户的年龄、职业、兴趣等信息更加全面周密地规划用户的消费。


被引导的无意识生产。资本宰制下的数字平台竭力塑造和增加人们消费,其目的是实现价值增殖,而价值增殖的根源在于劳动和生产。因此,资本不仅塑造人们在数字空间的消费,而且促使人们在数字空间生产,而普通用户受资本引导生成相应数据和信息并不自知,从而资本无须为这些生成大量数字资料的行为付酬。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这种物化性进行批判,指出:“在现代,生产是人的目的,而财富则是生产的目的。”人变成了物的手段和工具,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


可见,资本主义时代的数字技术出现了异化,使得本该展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物变成了统治和剥削人的最隐蔽和最有力的手段。随着人的个性日益被导向资本增殖所需要的质的同一化和量的快速化的方向,人们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于无形中遭到贬损和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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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数字他者之域”重塑人的主体性


对数字技术的反思不意味着要对其进行全面的拒斥,而是为了更合理地进行数字化建设。当前数字技术具有解构人的主体性的倾向,根源在于数字技术背后资本的同质化效应,它压抑和遮蔽了构成主体性要件的他者,从而使主体性陷入空洞。这就是说,人的主体性总是作为自我与他者辩证统一的后果才成为自我与他者辩证统一的前提,作为主体构成要件的他者得不到突显和承认意味着作为他者构成要件的主体同样得不到突显和承认。就此而言,必须对资本无限扩张的同质性进行制衡,以敞开“数字他者之域”重塑人的主体性。


破解“无他性”的定制信息。人是主体,在于他能把类变成自己的对象,因而人的对象是普遍的,也正是对象的普遍性确证了人是自由自觉的主体,他在同普遍的对象打交道的过程中证明自己是这种主体,因此,资本宰制下的平台在限定人所接触的信息——数字世界最基本的对象的同时也就瓦解了这种普遍性,从而使人的主体性被消融。由是观之,必须打破“画地为牢”的“信息茧房”,保障用户对更加丰富的信息的“知悉权”,推动用户走向开阔鲜活的信息旷野,摄取丰盈的数字养料,确证人的主体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促进数据共享”,这对突破“信息茧房”具有重大意义。


破解“无他性”的消费。消费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满足人的需要,马克思曾经指出“需要即人的本性”,因此,需要构成人的主体性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人应该从真实需要出发,通过消费和使用相应产品满足自身真实需要,以确证人的主体性。在资本宰制下的数字平台中,资本增值的需要凌驾在用户自身的需要之上,使用户对自身需要的满足变成了实现资本增值这种需要的手段,物的世界增值和人的世界贬值的后果是,人的需要成了物的需要,人的主体性成为“海市蜃楼”。因此,必须敞开数字平台消费的他者之域,向用户提供差异化而非固定化的产品、多样化而非单一化的服务,在保障用户产生真实需要的基础上保障用户满足这种需要的“选择权”,以此确证人的主体性。


破解“无他性”的生产。通过有意识地改造对象,人证明自己是自觉的存在物,具有能动的主体性。然而,资本宰制下的数字技术于无形中引导用户生成相关信息和数据,使用户从事生产而不自知。用户的活动已然制造某种“成果”,但其并未对此有自觉,更加无法占有,其生成的这个“他”对用户来说是存在着的“无”,由此丧失了主体性的“明证”。这种“异在”是用户通过自己的活动生成的“作为他者的自身”,然而在数字技术的掩盖下,这一“作为他者的自身”与用户相疏远甚至反过来成为资本进一步控制和支配用户的工具,由此瓦解了用户的主体性。以此观之,必须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用户对其数字活动产物的“所有权”,让用户合理合法行使相应权利,实现对象化的非对象化和外化的扬弃,即实现在他物就是在自身,以此确证人的主体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这对清晰界定进而有效保护用户数字产物的“所有权”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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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经指出:“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至于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数字技术是人的对象化活动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和体现,今天人们不能以这种力量完全确证自己,反而陷入其“殖民统治”,这在根本上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缺陷导致的,即统治人的抽象来自不合理的物质关系——资本。因此,只有超越包含固有缺陷的社会生产关系即资本,才能彻底打破数字技术造成的异化,恢复其属人性。由此,数字技术将彻底不再是剥削和规训人的手段,而是完全变成为人的定在,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33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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