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重点
01世界第一位虚拟新闻女主播安娜诺娃于2000年4月19日出生,拥有美国东部口音。
02南方周末研究院副秘书长何京岚拥有与安娜诺娃相似的外貌,两人曾在同一个节目中播报。
03何京岚的数字人分身“小岚”于2023年10月诞生,目前仅使用她的真实声音。
04然而,何京岚对数字“小岚”的崛起感到复杂,担心它会剥夺人类获取正反馈的机会。
05尽管如此,何京岚保持平常心,认为数字“小岚”最终会成长成南方周末的样子。
以上内容由腾讯混元大模型生成,仅供参考
世界上第一位虚拟新闻女主播的生日是2000年4月19日,新世纪到来不久。她叫安娜诺娃,28岁,略带美国东部口音,创造她的英国报业联会觉得,她对男性和女性将具有同样大的吸引力。不过,在24年之后,这位头发、衣服和瞳孔都是绿色的女士,或许会让人联想到被淘汰的电脑游戏。
风向变成了尽可能的真实和完美。
在过去的一年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主播,在主持南方周末“来说说看”栏目的播报。哪怕是这家报社的员工,可能也分不清两者的区别。她们一位是何京岚,南方周末研究院副秘书长,一个7岁女孩的母亲;另一位是数字“小岚”,她拥有和何京岚完全一样的外貌,是何京岚在一个秋日上午的切片。
数字“小岚”存活在每一个何京岚来不及录制视频的时刻,有时,她还能在互联网上收获不错的反馈。当人们越来越担忧工作是否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时,何京岚已经有了另一种独特体验:人工智能正在压缩人类获得正反馈的机会。
以下为何京岚的讲述。
跨界主播
我第一次作为主播出现在南方周末的视频号上,是2023年4月13日。当时,北京出台了一项征收集体土地的文件,指出,要将“拆迁”改为“搬迁”。我们就从这个切口出发,做了简单的解读。
我一直在南方周末研究院的秘书处工作,日常工作需要和报社内的各个部门打交道,“主播”是一次跨界尝试。就在那个月,全媒体创意内容部的同事找到我,觉得我普通话还不错,就让我尝试出镜口播。刚开始没有把握,一是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二是对形象不是很自信。她又劝我,说暂时没经费请专业主持来做这个事情,我的领导也支持我试一下。我想,组织都不嫌弃我,我也愿意去做一些尝试,就赶鸭子上架了。
大家有一股想到就干的热情。我记得那天是周五,中午我答应了,晚上就要拍。他们想拍出短视频平台上黑色背景、有采访感的片子,可是我头也没洗,穿着一件很随意的灰格子衬衫就上了。相机是和同事借的,当时直播间还没弄好,借了版房的办公室做拍摄场地。稿子有点长,我背不下来,就在前面放了一个笔记本提词。没经验,结果1分钟左右的视频拍了1个小时。
后来,那条视频在腾讯新闻企鹅号上播放量居然有28W+,还蛮惊喜的。但一想到初次登场,没好好打理妆容,我现在都不忍回看那条视频。
之后,我们的栏目固定下来,南方周末App上,可以在“小岚播新闻”的合集上找到过往视频。
一个节目的制作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先定选题,选题来源大多是时政和评论部门的稿子,还有数媒工场内容创意部的策划,选题和文本都通过后,会约直播室空闲时录制。录制时间一般是在上午,直播业务多的话就只能见缝插针地录。我对选题和文本参与得不多,来者不拒。录制前,先熟悉一下稿子,把自己也收拾一下,在外形上简洁大方,尽量符合报社的气质。我也在小红书上看过,有人会教,主持人该怎么化妆,我尝试学了一下,可惜没太学会。
有时,我会在短视频平台,看看其他主播是怎么播报的,但又不太有自信,听完他们的播报,觉得自己在声音、语调、语气上,还有很大差距,又会产生一种逃避的心理。
我也曾播过两个和AI有关的很有意思的新闻,一个是美国加州的00后网红卡琳,用自己两千多小时的视频,创造了一个复刻声音、性格的AI分身,帮助她和粉丝互动,然后,又以每分钟1美元的价格,和上千位男友谈恋爱,《财富》杂志体验时发现,这位分身,还会主动引导用户谈论限制级话题,这或许也跟用户与AI长时间的对话被拿来训练AI有关,这也是AI话题中常涉及的道德伦理问题。另一个新闻是“AI孙燕姿”,有人用歌手孙燕姿的声音翻唱歌曲,AI翻唱在音色、唱法、咬字上跟本人非常相似,据媒体不完全统计,目前“AI孙燕姿”已经拥有超过1000首翻唱作品,数量远远超出孙燕姿出道23年的作品总和。虽然很有娱乐效果,但也涉及音乐版权问题,环球音乐就曾要求音乐平台下架AI翻唱歌曲。
这让我想到了科幻电影《她》。讲述的是人与人工智能的相爱。当时印象很深,每个人可能都会向往生活中有个非常懂自己的人就好了,就像是量身定制的AI。
没想到的是,我很快也有了自己的数字人分身。
制造数字人
口播视频拍摄了一段时间,大家就想探索新技术,一家数字人制作公司也来寻求合作,决定尝试以我为原型打造一个数字人。这让我十分意外。
先讲讲我的工作经历吧。2008年,我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学的是广播电视新闻学。那时候的电视新闻节目风行一时,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记者,我那个时候对南方周末的调查报道充满向往,但无缘南方周末,进入了一家杂志社,开始了与媒体经营有关的工作。之后兜兜转转,2022年,又来到南方周末研究院秘书处。
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研究院是做什么的。它是报社的媒体型智库,秘书处主要负责协助落实报社智库化转型,日常也要与外部的智库机构联系互动。
秘书处还有一项日常的工作,是负责所有与南方周末报社版权相关的工作。2024年,有多家影视公司对我们的报道《最佳辩手来自无名县中》感兴趣,最后我们也成功与其中一家达成影视改编的版权合作,这也是我2024年挺有获得感的一件事儿。
虽然我已经是一个7岁孩子的妈妈,但仍然对未知的事情充满好奇,想去挑战自己,在着手负责版权事宜后,我通过了法考,毕竟,版权工作还有一部分内容是维权。我们合作的律所会采取技术手段,全网排查,有时同事也会主动反映稿件被“搬运”的情况,一旦发现侵权,我们要存证,启动维权。但不得不说,现在对媒体版权的保护力度还有待加强,平台追逐流量,对侵权行为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前,侵权一篇稿子会赔上千,现在,可能连人力成本都不够支付。
“数字人”对我而言,还是挺“遥远”的。要去制作数字人的前一天晚上,我幻想过,会有好多个摄像头,像3D建模一样拍摄我的动作,或者我需要念很多字,充当语料库。
正式制作是2023年10月的一天,十点多,我和全媒体创意内容部的同事到了天河软件园的一家公司,我提前准备了两套衣服,一套是衬衫,另一套是新中式,我之前和一位茶艺老师学习,也顺便买了一些茶服。
数字人的制作似乎是流水线作业,到了公司,我们稍微等了一会儿,上一批客户还没完成。之后,我们到了拍摄数字人的工作间。
没想到里面其实是一个绿幕,我只需要对着一个镜头录几分钟就行了。工作人员让我模仿播报时的状态坐着,假装做一些嘴型,都不用出声,手上可以有一些抬手、开合的工作。我觉得有点不真实,又找了一段文字,念了一下,想显得自然一点。
整个过程十分迅速,我都不用换第二套衣服,数字“小岚”就诞生了。
数字“小岚”和我
有一天,我给我7岁的女儿看数字“小岚”播报的视频。
她说,这个人怎么跟妈妈有点不像。我问,哪儿不像,她就说,眨眼有点奇怪。我们一起研究了一会儿,发现数字“小岚”的眼睛,看起来更炯炯有神,嘴型也有点不同。我身边也有朋友来问我,说我怎么开始做新闻主播了,但视频里的人看起来像我,又不像我。我就解释,这是我的数字人分身。
2024年2月27日,数字“小岚”播报了第一条新闻,关于宗馥莉接班娃哈哈的新闻。“小岚”或许是比较原始的版本,她只是用了我的形象,模仿我的口型,但“小岚”的声音目前还是我真实的声音,用手机录下来转给后期的同事制作。一般在我出差,或者碰上时效性特别强的新闻,就会用数字“小岚”播报。
有人会想知道,我怎么看数字“小岚”和我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把人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还有一些划分方式,比如我自己以为的“我”,我想呈现的“我”,和他人眼中的“我”,也并不是同一个“我”。但我一直觉得,数字“小岚”都不是这些“我”,而且在数字人运作过程中,我其实想弱化或者隐去“我”本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报社、是团队的作品,我只是贡献出了我的样子。它其实就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我也期待“小岚”作为南方周末视频新闻产品的其中一个模样,在南周的土壤里不断地成熟丰富,最终长成南方周末的样子。
之前,我曾在一个活动中,听到过一位科技创业公司的企业家发言,谈到人工智能在家庭教育中的运用,他有一套在他看来很完美的教育理念,但他其实陪伴孩子的时间很少,于是他就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数字孪生体,把他的理念、知识、作品,都复刻在这个数字孪生体上,让这个孪生体陪伴他孩子成长。我当时听完之后,内心其实并不赞成,因为教育应该是双向的,人工智能其实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他作为一位父亲的快乐和责任。
同样的,如果数字“小岚”的视频走红了,我的心情也会比较复杂。在使用数字“小岚”之前,如果看到有评论说,主播的播报很专业,我会很快乐。而当她的功能越来越多,我能参与的越来越少,其实也剥夺了人获取正反馈的权利。
我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假设未来有一天,数字“小岚”已经进化得十分完美,她基于对南方周末过去几十年新闻和评论稿件的学习,有了自己的思想,可以自己找选题,自己播报,那她生产出来的内容,符不符合南方周末的调性?能不能区分出“小岚”与记者或者评论员作品的差别?有同事曾觉得,可能不太符合,因为南方周末的气质是“正义、良知、爱心、理性”,南方周末的文章也一直在倡导良善的价值观,而人工智能可能并不会具备“爱心”。
如果数字“小岚”终有一天会取代我,我会保持平常心。说回到《她》那部科幻电影,我看完的另一个感受,其实是觉得挺吓人的。因为真实的生活往往充满瑕疵,人类却希望AI能呈现出极度的完美。就像电影里AI的另一面被发现,以及最后的出走一样,完美的事物万一坍塌了,这种状态是不是会让人更加难以承受呢?
(南方周末实习生胡怡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