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是《纽约时报》2024年度最佳插画(亦有刊登同名文章):We Need to Read the Forgotten Geniuses, Not Rescue Them 我们需要阅读被遗忘的天才,而不是“拯救”他们。
试图改变历史或者当下舆论对一些“伟大头脑”的评价,意义并不大。
对于我们来说,应该去阅读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并据此获得教育和启发。
阅读他们,从新年开始。阅读他们,在他们成为科学家之前。
阅读他们,寻迹他们的成长路径甚至路径的相悖。
本期[伟大头脑],道金斯、李斯莫林、高普尼克、史蒂芬·平克全部在场,他们讲述自己的童年,讲述未被过度围观的人生,讲述他们成为大人物之前的细小生活。
阅读他们,也是阅读我们自己。
在春天,与他们一起回到充满好奇且蓬勃生机的童年,像无畏的孩子一样再出发。
(注:以下内容摘自《在我成为改变世界的科学家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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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道金斯,进化生物学家牛津大学教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进化生物学家,“无神论四骑士”之一,“第三种文化”推动者。
道金斯一生致力于让复杂的科学表达变得通俗易懂,他所著的大部分书都是畅销书,并经常在各大媒体引起轰动。
他的基因观念颠覆了我们对自身的幻觉,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这本书没有使用任何公式,却把科学问题阐述得非常透彻,道金斯因此被赞叹是用散文的方式进行科学思考。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我最终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向往已久的牛津大学。我先在肯尼亚,之后是尼亚萨兰,然后是英国牛津的家庭农场度过了恬静美好的家庭生活。我们家算不上富裕,但也谈不上贫困。我们没有电视机,并不是买不起,而是父母认为读书是一种比看电视更好的娱乐方式。他们这么想不无道理。
我喜欢偷偷摸摸地读书,这可能是个“不良”习惯。当天气很好,我应当跑出去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我偏偏会拿着一本书偷偷溜回卧室。阅读的习惯着实培养了我对语言文字的热爱,也许对我日后的写作水平也有所帮助。我一直在想,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生物学家,是否因为受到了《怪医杜立德》的影响。这套丛书我百读不厌。
虽然它没有直接让我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但书中的主人公对我影响深远。杜立德医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思想家,他总是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那时的人们虽然对博物学家和思想家全无概念,但是杜立德医生已然成为我的人生楷模,唤起了我的科研意识。
牛津大学真是学术的殿堂。可以说,牛津大学造就了我,尤其是它独一无二的导师制,令我受益匪浅。我与导师每周会面一次,他会花上一小时与我讨论论文的内容。而我拿到具体话题之后,会花一周的时间在图书馆阅读大量相关文献,废寝忘食地写出一篇论文。
论文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有针对性地谈论某一专业问题,我感到自己仿佛已经是该话题的权威人士了。这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对于一个19岁的学生而言,此乃三生有幸。
李·斯莫林,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创始人、研究员,滑铁卢大学物理系客座教授,圈量子引力理论创始人之一,被誉为“现今最具原创力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
他还是畅销书作家,著有多本科普图书,因其对“前沿物理大众科普的杰出贡献”,荣获由美国物理教师联合会颁发的克洛普·斯特格纪念奖。代表作有《时间重生》,《量子力学的真相,《李·斯莫林讲量子引力》。
母亲得偿所愿,成了剧作家,但一路走来也并非一帆风顺。父亲原本希望可以成为建筑师或雕塑家,却做了一名工程师。记忆中,他俩都不曾为我制订人生规划,但在我幼年时期,他们已经潜移默化地让我感受到,创造力远比小有成就和生活安稳来得重要。可能正因如此,我抗拒竞争。
不管是青少年时期的网球比赛,还是成年时期的帆船比赛,我都惟恐避之不及。在学校时,我从未打算发愤图强、名列前茅。工作以后,我也刻意避开了弦理论这类竞争激烈的研究领域。于我而言,人生的意义在于目光长远、充满创造力。除此之外,打动女孩远比打动老师重要。
那我究竟是如何走上了科学之路的呢?这要感谢我的两位人生导师,是他们指引我走上了康庄大道。第一位导师是泽维尔大学的数学家威廉·拉金。他恰巧是我家的朋友,因此我有机会在他的办公室里玩计算机。
在那个计算机还是庞然大物的年代,没人想到一个区区10岁的小男孩可以编写程序。我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受邀在辛辛那提市中心的一次美国国家教师会议上发表演讲。一家报纸刊登了我演讲时的照片。
照片上,我穿着小西装,站在讲台上,向台下的老师们讲述如何用公式翻译器编写简单的程序。
艾莉森·高普尼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认知心理学教授,儿童学习与发展研究领域权威,“心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她颠覆传统,推翻了经典的“白板说”,发现了孩子不同于成人的高级学习方式,是第一位受邀就这一主题在美国心理学会开设讲座的专家。她的经典代表作《园丁与木匠》入选中国“影响教师的100本书”。
20世纪60年代,美国各地在种族问题上暴乱频发、冲突不断,而我和父母、5个弟弟妹妹仿佛住在自己的国度里。我们是犹太家庭,犹太人有着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包括在科学上贡献巨大的伽利略、达尔文、爱因斯坦;在文学上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莎士比亚、艾略特、乔伊斯;在艺术、建筑上足以彪炳千秋的毕加索、杜尚、密斯·凡·德·罗。科学性、艺术性与时代性是我们的天赋所在,而迷信、粗鄙与感情用事则是我们的致命弱点。
即使抛开时代的环境因素,我的家庭对知识的热爱也是超乎想象的。
举例来说,1959年,母亲给我和弟弟穿上专门在重大场合才穿的金色仿天鹅绒套装,开着破旧的甲壳虫汽车,带我俩排了几小时队去参观古根海姆博物馆。参观完毕之后,我们再驱车回到费城。其实,父母并不喜欢博物馆的建筑风格,在他们看来,设计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将它设计得太过复杂花哨。那年,我4岁,弟弟只有3岁。差不多就是那年的万圣节,我们戴着假发扮成哈姆雷特和奥费利娅去捣蛋。
之后的万圣节,我们还扮过希腊诸神(我扮的是雅典娜)和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我扮的是弗朗兹·克兰),还原了叙事长诗《贝奥武夫》中的邪恶巨龙(我扮演的是龙首,3个弟弟妹妹扮演的是龙身。我负责喷火及指挥)。10岁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每晚都去看《伽利略传》,编剧是布莱希特,
我们家庭的艺术和文学生活的确是绚丽多彩的,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戏剧之家。但是,科学在我父母高雅的文化视野中仍然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是他们现代主义的标志。
我们一直都是坚定甚至骄傲的无神论者,我们把伽利略被宗教迫害的故事奉为创世经典,“地球仍然在转啊”是我们的口头禅。
史蒂芬·平克,当今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时代》杂志全球100位有影响力人物之一,《外交政策》杂志全球百名思想家之一,两次入围普利策奖。
世界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和科普作家,主要研究视觉认知、心理语言学和社会关系学。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公认的“继乔姆斯基之后的语言天才”。代表作有《语言本能》《心智探奇》《当下的启蒙》《理性》等。
我很感激父母赋予我的优良基因,他们二人都有语言和数学方面的天赋。母亲着迷于概念和想法,父亲则善于摆弄小器具。作为家中长子,我被寄予厚望。父母期望我成为一名科学工作者,不允许我从事其他行业。我们家中各类读物应有尽有,书、杂志,还有《世界百科全书》——这本书我是一字不落地读完的。
按照今天的标准,我接受的只是普通教育。
很多人认为父母对他们的影响深远。一本自传、一次获奖感言,都是他们表达父母养育之恩的绝佳机会。在这功成名就的时刻,如果不对父母表示感谢,那简直是大逆不道。然而,行为遗传学的研究再次表明,家庭环境对子女的影响比人们想象的要小。现有的研究表明,倘若兄弟姐妹从出生起就在不同环境中成长,他们在禀赋和性情方面的差异,与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相差无几。
另外,被收养的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长大后他们的禀赋和性情也千差万别。这就意味着,不管他们的父母是无微不至、有条有理、温文尔雅的,还是不闻不问、杂乱无章、言谈粗俗的,对他们的后天成长都没有长远的影响。
遗传基因与偶然性这两大先天因素虽然重要,但它们都是隐性因素,因此在回首童年往事、回味那些所谓的重要时刻时,人们通常会混淆因果关系。默里·盖尔曼在本书中他的章节里,用情真意切的笔触描绘了他儿童时期在布朗克斯的小树林里探索自然的经历。
但如今,谁敢断言,在布朗克斯长大的孩子一定会热爱自然呢?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爱好科学的孩子可以在任何地方探索自然的奥秘。因此,与其说童年经历影响着我们的后天发展,不如说先天因素影响了我们的童年经历。
We Need to Read the Forgotten Geniuses,
Not Rescue Them.
本期策划:Burt
编辑:芦丁